一、古代的劳动者之歌
1962年余在商县师院史国瑞老师处读到《庄子·天道》“轮扁论技”寓言，心灵大为震动。在齐桓公面前，车木匠轮扁竟敢冒杀头大罪说：“君之所读书，古人之糟粕已夫！”那么精华又何在呢？他以自己亲身经历论述了造车工艺中，榫卯结构的松紧分寸与手法的精准把握，十分困难；只有在长期实践中得于心而应于手，才能济事，这才是精华所在；这一切连我都无法告诉子孙，所以年已七十还在造车。书本又怎能担负这种工艺的传承呢？
后来在教学中，又遇到《庄子·养生主》中的寓言庖丁解牛，其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语，又使我大为震动了。深觉教学参考教我们以“熟能生巧”概括其主题，实在有点肤浅，对不起古人。若按教参向学生宣传说，庄子是没落贵族，在新兴阶级推动历史前进大势下，他消极混世，只求在功名与犯罪之间有空可钻，避开矛盾，这就是他的养生大法了，只见此则寓言在《养生主》题目之下，我们当时就只好跟着这么说，以为“以无厚入有间”就是钻空子。
后来我终于觉悟到，这两篇实在算得上中国古代的“劳动者之歌”。我寻思着，若不是劳动者自唱，那便是赞美，是认识，是审美；若是劳动者自编自唱，那便是自豪，是造美，属“我自然”。
为什么这样说？
庄子生在战国时代，漆园小吏出身。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快，新工艺不断涌现；而各个大国都处在统一与被统一的激烈竞争中，备战备荒，忙于内政和外交，各种改革层出不穷，各种酷刑也触目惊心，诸侯养士成风。各种学问，百家争鸣；策士奔走，朝秦暮楚，各携治国之策，纵横捭阖。时代已向思想家们提出了综合概括的使命。而庄子正是一个胸怀博大，眼界宽广，乐于在各种领域作逍遥之游，观察和思考的能士。而面对社会最常见、最平凡、最底层、最广大的“从事于道”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他又不愿做站于其上或冷眼于外的视察家和理论家，而是像后来的嵇康打铁一样要做实干家，说不定他曾操刀操凿，亲手干过解牛和斫轮的活儿。
所以，以我愚见，在《庄子》一书中，虽包揽了后学者许多引申离谱的章节，但上述两则寓言，题材非他莫能看重，情节非他莫能安排，哲理非他莫能探究，高妙非他莫能独步。就是说，他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理性的和感性的，比他同时代其他文化人更丰富些，特别是对生产领域匠心照物之事，他很用心。从中看出了人类按美的规律创造的事实。他的概括实际上只能是劳动者自有其“得道之乐”。当时的庄子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只能采用理论与实践相比对的法子，贬此扬彼，以强调“技”之从事主体的特殊性，对象无可替代的直观性，操作过程转瞬即逝的时限性。这些可贵的品质，正是实践论的认识论所看重的。庄子得矣。
二、言天地之大美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艺术创造和审美心灵，作为先民的文化生产成果，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相伴而并行的。半坡遗址上的彩陶与黄帝命乐官确定五音的传说，相互辉映；“诗三百”与吴公子观鲁乐的史实，历历在目。更不用说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曾侯乙整套编钟的问世。在子孙们的心灵上，至今展映着祖先勾线施彩的妙手，猜想着他们那锦绣织机的构造，缭绕着他们金声玉振的旋律。而哲学家们也早已不想把“美”字仅仅定位在味觉上，他们将用来为最高精神价值作断语。你看差不多与老子同时代的公子季扎在观鲁乐时，每有审美冲动，便高喊“美哉”！
老子思想，就带有浓浓的价值哲学色彩。真（也就是信）善美的评价用语频频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上善若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时间久了，儒家亚圣孟子，似乎感到了给它们下定义的必要，他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因为春秋以来，人们常用美人比喻君子；所以孟子心中的充实之美，就是人品高大充盈之意。这就提示人们，应注意区别这些评价用语内涵之不同。
到了庄子手里，就更加意识到美是心灵感应的精神性了；但“乐”也属精神价值判断呀，与美作何区别呢，见于乐与快常相结合来用，重在形容人类物质性、生物性需求得以满足时的心灵反应，所以只能用它充当美感的表象。例如在《庖丁解牛》一则寓言中，他写劳动动作“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可见其手舞足蹈，是一派快乐的形象，梁惠王赞美说“善哉”。但庄子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借庖丁之口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升华出经由“技艺”达于“好道之心”的价值高度，这才满足。我们今天可以肯定这种好道心理，就是庄子的美感内涵。
由此，我们似可看出，庄子以为，善的“可欲”特征，带有物质的可感性；真信“有诸己”（因我能感知而确信其真），也带有物质的可感性。对此，在庄子看来，都还是些“有涯”“有待”，有限且可测而知的东西，极易化为人们的简单共识。其离道也远矣。他急切想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与道相匹配的、纯精神且深含理性的用语，无涯无待无限又不可直观，来表示他对最高价值的肯定心理。
终于，他在《老子》中，得到启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美言可以市”（六十二章），于是他觉得，美应该脱离实物参照，具有抽象性而无处不在，从而近于道。又从第七章得到进一步启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种不为自己而生存的天地该怎么评价呢？老子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十章）天地的这种玄德，不正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在感激敬畏和效法的品性吗？为了不让她与那些低俗的事物为伍，在《庄子·知北游》中，他借黄帝与众位圣人讨论道的寓言，郑重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接着说：“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他用了大美这个词，谨慎地端出了对天地玄德品性的评价，庄子在这里终于完成了美学建设上的关键环节，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美的客观存在。从此，劳动创造美的命题，得到对象化观照；美无处不在的命题，也与自己的基础联系起来。
“大美不言”，正是她大道元德的地位使然，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庄严肃穆。至于明法与成理，都是大美的衍生物，是人道从事的规则，故不必论说。庄子从此看出了圣人们都乐于顺天地大美之召唤去建设万物。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本来无心无言的天地自然，遇到庄子为她立了心，占有了大美，人们就都免不了想为她立言。从此，中华儿女无一例外都成了天地的追随者与敬奉者。
因为庄子的研究成果，使一个伟大的农业民族，在她的对象世界里，观照到自己所从事的劳动实践的伟大意义。这里天地已不简单只是物质性劳动对象，而是载寓这个民族集体意识的美好境界。她在这里劳苦挣扎喜庆丰收，在这里栉风沐雨战天斗地，育良种得美食，养桑蚕制美服，伐木制砖，造屋安居。春日秋月已不足喻其光明正大，如鱼得水也不足比其自由幸福，揭开大自然的机缄密运，也不足言其智慧之精妙。此等豪迈自信的激情，何所寄托方可长存而不衰呢？显然唯天地之大美而无他。看来，天地大美经庄子之手已变成了一个伟大民族心灵的对象化。以我看，中国人对天地的父母情结，正结缘于此。
来源：《华夏文化》2018年04期 程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