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着装,不全是个人说了算
“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清平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士大多希望自己有靓丽的着装、炫目的打扮,展示着自己的青春和美丽。
唐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仕女帛画
在现代服饰潮流中,视觉美是一个重要因素,鲜艳新奇、吸引眼球、光彩照人一直是服装设计师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服装潮流引领者往往别出心裁,充分利用布料、颜色、饰物、文字、图像、款式甚至环境、节令、身体部位与肤色来实现创意,形成衣服、挂饰、身体、时令、外部环境的巧妙融合。
唐 西安苏思勗墓出土石雕武士俑
于是服饰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养眼悦心,给自然景观相对匮乏的都市生活提供一些新的愉悦。然而这种色彩斑斓的现代服饰形成视觉景观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社会里,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民国以前,穿衣戴帽远远不是任意展示个人外在美的一种手段,而是传统礼仪规范下的内在美的外化,是身份、地位、年龄的外在体现。
传统社会里,穿衣与其说是一种个人趣味的体现,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化的意志表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面料如何、何种式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制度、身份地位、社会政治事件、场景际遇等非个人层面的因素。服饰在传统社会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古人解释华夏民族的特征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认为礼仪和服饰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基本元素。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因而中央政权往往被称为“衣冠上国”,中华文明也就有了“衣冠文明”的雅号。
中国服饰文化历史悠久。考古发掘表明,两万九千年以前,山西朔县峙峪人就制作了缝制兽皮的骨锥。一万八千多年前,山顶洞人就会用长8厘米、直径3毫米的骨针缝制兽皮衣服。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夏民族就已经进入农耕社会,出现了麻布、葛布衣服。春秋战国时期,流传着黄帝“垂衣而治”这个在封建社会里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传说。
唐 新疆阿斯塔那出土骑马泥俑
《易经·系辞下》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个文字记载不仅说明中华民族服饰历史悠久,而且突出了服饰文化的独特性。
在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代,伟大的祖先们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观念:衣服形制与色彩源自天地乾坤,有着崇高的地位,因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神奇的功效。那个时期,衣服已经超出了遮羞蔽体、防寒避暑、如孔雀开屏般吸引异性的最初功能,关系着安定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深层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
可以说,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在先民们心目中,服饰就脱离了单一的个人生活趣味与审美层面,而与政治、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服饰的礼仪特质被儒家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构建层面。《礼记·冠义》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服饰和“人”密迩相关。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属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生物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个体严格说来不算“人”。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礼仪是重要一个环节或过程。
元 《元世祖出猎图》
这个环节中,服饰即“正容体”被置于重要位置,为三要素之首。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有序。这条由服装而达到政治目标的路径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表里,体现了中国人见微知著的独特精神,虽然对异域人士来说听起来多少有些玄乎。
儒家创始人孔子并非不注重服饰的视觉美,他也说过“文质彬彬”,但是服装的这种礼仪意义与功能无疑压制了服饰的外在美追求,从而自然质朴、合乎礼仪、体现身份成为华夏服饰美学的基本规范,追求视觉刺激的猎艳好奇、新颖奢华就被排斥在主流文化圈之外得不到肯定。
据《荀子·子道篇》记载:“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矣?由。’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
子路拜见孔子,很庄重其事,穿着艳丽的衣服,—可能他认为最好看的衣服是他郑重严肃态度的一种体现形式,谁料到却碰了个钉子,孔子给他上了一堂服饰礼仪课。源头细流与中下游的洪波巨浪的形象比喻具有双重意蕴:服饰虽小,关系甚大;人要想成气候,也得从小事做起,所谓“泰山不让寸壤,方能成其大”。在孔子谆谆教导下,子路快步回家,改穿朴素的衣服,最终成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孔门十哲”之一。
随着儒家思想影响的扩大, 特别是西汉儒家社会意识形态地位确立之后, 服饰的社会功能被广泛认可, 形形色色的服饰礼仪规范着人们穿衣打扮。如何穿衣戴帽, 就超出了单一的个人审美趣范围。
·主要的规范
孔子说:“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集语》引《大戴礼记·劝学》)服饰既然被纳入礼仪文化体系中,一个人如何穿衣和他的道德修养、自我完善与社会秩序有着紧密联系,因而就具有一种严肃和神圣意味。
首先,不同年龄的人穿着不一。
比如帽子,今天一般是遮阳、防寒之用,也有用于装饰,不分年纪大小都可以戴,而先秦时期只有贵族出身的成年男子才有资格戴,平民只能裹头巾,罪犯也没有资格。
小孩通常是头发下垂,叫做髫,也有将头发分成两束,称作总角。
男子二十岁要举行隆重的冠礼即“成人礼”来庆祝,需要事先占卜日子,行礼后给男子起字号,繁琐的礼节而外还要举办隆重的宴会,更为苛刻的是应约嘉宾也是由占卜决定。
戴上帽子之后,帽子必须保持端正,不能轻易取掉。据《左传》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卫灵公宠信南子,太子蒉聩被迫出走。卫灵公驾崩后蒉聩的儿子登基,这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在位十二年,一直禁止父亲入境。后来蒉聩迫使孔悝立盟,将卫出公赶下王位。当时任孔悝的邑宰的子路不在卫国,当他得知蒉聩要挟孔悝的时候,就孤身前往,试图解救孔悝,结果遭到围击。混战中帽子上的缨子被划裂。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子路从容地系上缨子,端正帽子,结果被剁成肉酱。
两千年多前帽子上的丝带与性命之间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个笑料,然而在子路看来,端庄地戴帽子是关乎一个人之所以是人的大事。为了这个庄严神圣的大写“人”字,激战之中子路扶正帽子,如同一个微笑。
其次,不同身份的人衣着不同。
礼仪是秩序的象征,反映在服饰上,衣服的形制、款式、面料、颜色、图案、饰物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后汉书·舆服志》),从中可以看出穿戴者的尊卑、高下。
西夏 莫高窟帝王供养图
龙袍是天子独享的服装,具有独特的形制,非外人可以穿戴。古装戏曲中常常演绎乱臣贼子妄图叛逆,私制龙袍,最终获刑的故事。
汉代进贤冠,由帽子顶端横脊梁数量区分等级,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学弟子一梁。
清代的官帽象征官品等级的装饰物常被称做“顶戴花翎”。
唐代官员的级别可以从服饰颜色、腰带、冠帽、鱼袋、笏板等方面看出来。唐高宗开始,黄色成为最尊贵的颜色,为皇家占有。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大红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八品、九品服青色。庶民穿黄白杂色衣服。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官品低,穿青衣服,所以在《琵琶引》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最能反映等级差别的是文武百官的补服。补服又称补袍,是一种饰有品级徽识(即补子)的官服。明代补服的补子是一块约四五十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表示品级。文官的补子用飞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清代官服也缀有补子,鸟兽纹样和等级与明代大同小异。
其中一品是文鹤、武麒麟;二品,文锦鸡、武狮;三品,文孔雀、武豹;四品,文雁、武虎;五品,文白鹇、武熊;六品,文鹭鸶、武彪;七品,文鸂、武彪;八品,文鹌鹑、武犀牛;九品,文练雀、武海马。此外,都御史、按察使等,均绣獬豸。远远看见衣服,人们就会识别对方身份、官阶。
第三,不同情境下着装不同。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的问话中,指出儒者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其中列举了这么一种境况:“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加食。”(《礼记·儒行》)一个人贫穷之至,住宅破败不堪,门用荆条、蓬草编织,窗用破瓮充当,饥寒交迫,两天只吃一顿饭,即使是这样,出门也得换衣服。
官员更是讲究。一个官员除了便装以外,至少还要带备三种服饰:朝服、公服、祭服。据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记载,明朝天顺年间,薛瑄入朝,英宗“小帽短衣,闻先生奏事,为更长衣”。
《红楼梦》十六回写贾政过诞辰,宁荣二府人员宴饮唱戏,太监夏老爷来宣贾政进宫。贾政赶紧更衣入朝。贾政过生日,肯定穿着华贵,但要去见皇帝,就必须更衣,换上朝服。后来得知元春受封贤德妃,请老太太们去谢恩。于是贾母一行忙按品级着装。
第四,着装整洁。
朱熹在《训学斋规》中写道:“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童稚学习,首要的不是读书写字、知识的习得,而是如何做人,处于第一位的注意事项是衣服整洁。他说:“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
明 顾梦游像
至于说何为整洁,祖先们有严格的要求。“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绦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领,结两,纽带不可令有阙落。”
更重要的是不是一刻的整洁,而是时时留心,处处防范。“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笥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干。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用完洁。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着短便,爱护勿使损污。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则不藏蚤虱,不即敝坏。苟能如此,则不但威仪可法,又可不费衣服。”
皮肤尽量少暴露也是衣冠整洁的一个方面。《礼记·曲礼》有“敛发毋,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的规定。不能袒胸露背,天气再热,也不要撩起衣裳,或者赤裸上身。“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礼仪·内则》),将面部遮上。旧时民间流行的“男不露脐,女不露皮”便是一个底线。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传统社会里,服装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体现,是社会等级、个人身份的表征。任何不遵守服饰原则的行为都被视作对社会的叛逆,必然遭受法律的惩罚、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服饰是个体自我修养的第一步,即使是一个人穿着合适的衣服,如果衣冠不整、不修边幅,首先就会被人认为不注重修养,同时会“为人所轻贱”。
盛唐 敦煌乐廷环夫人行香图家属部分摹本
公元前636年,逃亡在宋的郑国公子子臧因穿着不得体,“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左传》评价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穿衣戴帽不慎,招引杀身之祸。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刘秀兴复汉室,建立东汉。其实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刘秀集团曾一度不占主导地位。更始帝刘玄即位后,刘秀还是司隶校尉。关于刘秀如何能够从附属地位上升为帝王,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卷三十九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更始将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秀乃致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莫不笑之。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刘秀为更始帝作先锋,整修宫殿;更始帝随后赶赴洛阳。洛阳军民夹道欢迎,但是他们对前来的两列人马看法相差甚远:刘玄下属“冠帻而服妇人衣”,不符合礼仪规范;而刘秀属下衣冠整齐。一次无关大雅的行军,刘秀赢得了民心,“识者皆属心”。穿衣小事,却与民心向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隋朝孙万寿滕穆王文学侍从,据《隋书》记载“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终日闷闷不乐。他写的《远戍江南》反映了自己凄楚落魄境地:“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叶置同刍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
中华民族独特的服饰文化在我国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表征。安史之乱中,到处流亡的杜甫感慨华夏文明的暂时沦丧,他的关注点之一便是长安的服饰。他在《秋兴八首》之四中写道:“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忧心忡忡的诗人认为唐朝衣装是本朝独特文明的象征的认识,服饰的变化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明 《出警图》
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传统服饰文化也广有影响,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出现高丽、新罗、日本人不断来学习华夏衣冠的情形。明朝诗人高启《送秦主客迁侍仪使》的诗句“蕃客来曾识,衣冠上国风”,写出了使臣对华夏服饰文化的敬仰和因为得以接触之后的自豪。
今天,服饰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饰设计的目光多转向海外而不是关注国内与传统。的确,传统服饰文化中许多方面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中是否还蕴含着哪怕些微的值得反思的文化内涵呢?
来源:《中华文化画报》2011年02期 张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