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1983年听说路遥的名字的，当时他的《人生》正火爆着，便买回来一本。这本小说定价四毛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首印13万册。我买的就是这个版本。据《路遥传》的作者厚夫统计，这本小说不久就销售一空，马上又出了第二版，一年后再加印，总印数达257200册。
这本小说我当时读过几遍，如今已渺不可考，但肯定不止一遍。因为那既是我喜欢的读物，也是我分析作品、提交作业所使用的文本。那个时候我已是大三，邢小群老师给我们讲当代文学。期间她曾布置过一次分析《人生》的作业，我便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论高加林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后来邢老师点评作业，说：你们怎么都是典型，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就不能说点别的？我们就笑，笑着笑着我自己就小脸绯红了。
那还是一个理论和理论术语乏善可陈的年代。由于刚学过“文学概论”不久，由于这门课又反复念叨典型，我们自然便活学活用，把典型看作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后来每每想起这件往事，我便觉得自己当时刚刚舞文弄墨，基本上还是文学评论的门外汉。我只想着如何套用理论，如何让理论装潢门面，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读作品时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人生》：高加林的人生照亮我们的现实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把《人生》读完，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难受。高加林把“进城”作为他人生的一个目标，那应该是80年代农家子弟普遍存有的欲望和梦想。然而，他最终却败得很惨，不得不退回到人生的起点。对于我们这些同样出身于农家子弟的人来说，高加林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高加林的失败很可能也是我们的失败。他的人生经历照亮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的“进城”之路也变得黯淡了。而乡与城的对立与冲突，又是通过刘巧珍和黄亚萍来完成的。或者说，在刘巧珍和黄亚萍面前，路遥为高加林设置了一种道德困境：选择刘，便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愚昧和落后，那是乡村世界的投影；选择黄，当然也就选择了文明和开放，但又充满着某种盲动和冒险。他在这种困境中犹豫过，挣扎过，最终却成了选择的牺牲品。
很可能，这就是我当时难受的根源，但我那时却没能把这种感受说出来。
1984年，电影《人生》热映。看这部电影时，我读小说时的那种难受又开始发作，但与小说相比，又总觉得那里面少了些什么。不过我并没有去认真琢磨。一年之后，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东南师专工作。现在想来，那个时期的我刚被挤出省城，失意、落魄大概是我的惯常表情，颇有点高加林的味道。当然，我也很不甘心，正雄心勃勃地制订着自己的“进城”计划。就在那个时候，我复习班时的同学聂尔去师专做了一次演讲。
聂尔是因为评论《人生》的文章获得了“全国首届青年影评征文一等奖”而被邀请到师专的，而师专又是他的母校，这样，他的演讲便有了双重意义：作为获奖者，他自然要谈论他那篇获奖文章，为在校生解读他所理解的《人生》；作为师专毕业生，他为母校增了光，添了彩，就像一个地方的运动员在全运会上拿了奖牌，被请回来做场报告，那种现身说法自然也是颇为励志的。
我当时便坐在演讲现场，仔细聆听了聂尔的讲座。事过多年之后，他的演讲内容已变得模糊不清，幸亏他把那篇获奖征文收到了一本散文集里，我的记忆才有了显影的机会。他说：高加林的性格与落后的农村构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本应在影片中充分揭示，但影片却用大量篇幅，极力渲染巧珍失去高加林之后的痛苦和不幸。这就削弱了高加林性格的思想内涵，使观众误以为他是当代陈世美，误以为这部影片讲了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种看法让人耳目一新，也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我看电影时的那种困惑。也许相对于小说，电影已无法承担起更为深刻的主题，便只好降低高度，让它滑落到一个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平庸位置。当时对高加林的指责不绝于耳，显然，那便是电影催生出来的一种效果。
《人生》之后，路遥沉寂了，他开始进入庞大的《平凡的世界》的准备之中。而我那时也一门心思准备考研，于是路遥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我的视野。
《平凡的世界》：让我看到一路走来的蜿蜒曲折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首发于《花城》1986年第6期，可惜我当时并未读过。现在想想，如果它能在《当代》刊出，说不定我在第一时间就成了它的读者。那个年代，我读小说还是家常便饭，而获取当下小说的主要渠道便是文学期刊。于是，每当中文系订阅的新杂志到货，我便捷足先登，先睹为快。而一旦遇到来劲的好小说，说不定当天就把它搞定了。我现在还记得，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一读便不忍释手，结果挑灯夜读，通宵达旦，直到天色大亮才沉沉睡去。那个长篇首发于《当代》1986年第4期。
许多年之后，我在网上读到了《〈当代〉大编畅谈“文坛往事”》的长篇对话，才知道周昌义当年年轻气盛，草草一读就把路遥的稿子退掉了。这样，《平凡的世界》便与《当代》失之交臂。或许正是他的这一失误，也让我无限推迟了对这部小说的阅读。
我也没听过广播。《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电台首播的时间是1988年3月27日12点半，总共播送126集。这也意味着，在此后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部小说每天中午都会进入千家万户。许多读者也回忆说，当年他们正是通过无线电波，成为这部小说的忠实听众的。但是，我却没有收听它的任何记忆。读研究生时，收音机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我当然也知道中央台有个“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但我并没有认真听过任何一部小说。也许是我觉得听小说太慢，不过瘾，也许是我更相信视觉而不是听觉，总之，在我的收听史上，跟着听小说的情景几近于无。
许多年之后，我的一位学生从网上下载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录音，送我欣赏。打开听一段，李野墨的播讲音色浑厚，富有磁性，果然好听。但那时我已读过《平凡的世界》，也对汪曾祺的说法——“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深为佩服，我已不再需要听这部小说了。
但是，我一直觉得，小说还没有全部面世便在广播电台播出，许多人在读小说之前便听过这部小说，这应该是《平凡的世界》传播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总会让我驻足停留，思前想后。比如，细究路遥的小说语言，你会发现它干净、浅白、绵长、中规中矩，但又缺少非常个性化的表达特点。这种语言入口，含得住，化得开，似乎有一种弹性，恰恰适合朗读和演播。很难想象，汪曾祺或者莫言那种俗不伤雅或大俗大雅的小说语言能被搬进演播室，并能被演播者处理得妥帖自如。又比如，想到成千上万的听众在同一时间收听这部小说，我便想起了麦克卢汉的论述：“收音机的阈下深处饱和着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那种响亮的回声。它是广播这种媒介的性质本身的特征，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既如此，这种部落鼓的回声是不是先期焊接过读者的心灵？是不是让他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发出了巨大的共鸣，并形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90年代初，我又回到了晋东南的那座小城。期间路遥获奖，一年后他英年早逝，我都应该关注过，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促成我去找来《平凡的世界》一读。整个90年代，这部长篇小说始终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这让我稍感奇怪。我现在能够解释的原因是，路遥大概并不是我所特别关注的作家。陕西作家中，我跟踪阅读过贾平凹的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甫一面世，我也是追着杂志读到的，但我却并没有对《平凡的世界》投以青眼。
我在90年代没读过《平凡的世界》，却读过他那篇绝笔文字——《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但这篇随笔究竟是在哪里读到的，又是何时读到的，现在已忘得精光。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这篇文字自从读过就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此后每过几年，我还会温习一番，里面的一些说法甚至已刻录进脑子，成了我思考和写作的素材。后来，我干脆把这篇随笔列入一门课的参考书目中，推荐给了一届届学生。
为什么我对这篇随笔如此着迷呢？大概是那里面隐含着许多秘密——劳动的秘密，构思的秘密，写作的秘密，甚至婚姻破裂的秘密。在五六万字的篇幅中，路遥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读者观、医疗观等呈现得几近完美，让人不得不叹为观止，又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他说：“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这个道理可能许多人都懂，但把它推到极致，甚至把作家的劳动与农民种地式的劳动划上等号，很可能路遥是当代作家第一人。他说：“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在这种自我描述中，路遥俨然已是文学圣徒，那种宗教般的献身跃然纸上，也令人动容。玩文学的人哪里会有这种体会？他说：“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非常正确的说法！伪现实主义曾经在中国耀武扬威，真现实主义便被逼退到墙角。时至今日，又有哪个作家敢说他把现实主义写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多么漂亮的总结！生活如果不能重新到位，肯定会心里没底，下笔踟蹰。不仅仅是写作，即便像我平时备课，倘若材料、文本的阅读不能“重新到位”，讲课都会觉得底气不足。他说：“抄写第二稿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受’，……每一个字落在新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这里的描述激活了我的“抄写”记忆，那是电脑写作时代再也不可能有的特殊经历。而“钉子钉在铁板上”的意象也让我把玩良久，它让我想到了字字千钧，力透纸背，甚至让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阿兰的论述：“我的笔总是试图穿透纸，我的写作就像木雕，而不得不用这把凿刀尽力刻写。这样一来，我怎么还能修改它呢？当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灵感之中，即意味着他专注于自己的本性，在我看来，只是因为有了书写工具的阻力，才把人们从空洞的即兴创作和精神的不稳定性中解救出来。”
他把十年间四种报纸合订本一页页翻看的细节也让我震惊，这简直就是教我们如何做博士论文的教科书。如果博士生们能像路遥那样舍得去下些笨功夫，又何尝会发愁写不出像样的论文呢？
我甚至对他抽的四盒装的“恭贺新禧”牌香烟也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个资深烟民，我很能理解路遥所谓的好烟才有好心情。想想路遥抽“恭贺新禧”的年代，我抽的是花块把钱就能买五六十根的散装“大鸡”，距离一下子便拉开了五百公里。
就这样，因为反复读《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从里面读出了灵魂的呻吟、心灵的歌哭，读出了疼痛和抚摸，读出了气充文见和荡气回肠，也读出了一种壮美和崇高。那是路遥的自白书，也是他为理想、事业、主义和文学写下的辩护词。在他的娓娓道来中，作家的自我情感终于有了一次痛快淋漓的释放，作家的自我形象也终于有了一次肆无忌惮的描摹。它是镜子，照出了我们的脆弱和渺小；它又像旗帜，孤傲地飘扬在1992年春天的上空。而那个时候，理想主义已轰然坍塌，实用主义正蠢蠢欲动。
《早晨从中午开始》已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我还有必要再去读《平凡的世界》吗？有一段时间，我似乎犹豫过，但随即就把读路遥的事情丢到一边了。需要读的书已经太多，而且，年齿渐长，我对读小说已有了几分厌倦。即便要读，也挑剔了许多。我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种饿虎扑食般的状态了。
2004年5月，我终于买回一套《平凡的世界》，放到了自己的书架上，那似乎是阅读的前奏。此前我已读过邵燕君的《倾斜的文学场》，尤其对书中的一节内容——《“现实主义长销书”模式特点及其演变——以〈平凡的世界〉为个案》——印象颇深。现在想来，或许正是她的描述和论述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我决定读一读这本传说中的作品了。
我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记录下了阅读此作的情景：
2004年6月的某一天，我从书架上抽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孙少平上学的情景让我想起当年自己读补习班的岁月，我很快就读进去了。感觉还不错，没有我想像的那么沉闷，看来它会吸引我读下去。不久，我开始学车了，学车得考交规，考交规得听一周的课，听课还要点名，《平凡的世界》就成了我听课时的读物。上课的老师唐山口音，在讲台上一摇三晃，晃得人眼晕，我就把头埋在路遥的世界里，读得津津有味。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老师正在讲课，我却在课桌下搂着一本小说。
三大本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在那几天读完的，我似乎又找回了当一名纯粹读者的感觉。这部小说开篇不久即写到孙少平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初，他以为是一本炼钢的书，但开读之后，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
兴许我正是从这部小说中读到了生活的诗情，我有点被感动了。这种感动尽管已不是我当年读《人生》时的那种感动，但它确实也是感动。
现在我想补充的是：一、我在6月22日凌晨3时读完了第二部，第三部读毕于25日。交待出这个细节，是想说明这本小说确实吸引了我，我必须通宵达旦，马不停蹄，只有把它读完才能安心。二、我买的是华夏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那个版本，开读之后，正好遇到了李建军兄。他听说我正在读路遥，立刻送我一套他责编的新书。于是，从第二部开始，我起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版本(2004年5月版)。新版本字号稍大，印刷考究，读起来更舒服。三，兴许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部小说的激励价值，随后便把华夏版寄回了老家，送给了我的外甥。外甥正在中学读书，我觉得他需要孙少平的故事。
但是，《平凡的世界》对我已构不成多少激励。我差不多是在路遥去世的年龄才读到这部小说的，那时我虽六根不净，但三观已定，已不可能受到它的影响了。它之于我，也许更多是一种唤醒和缅怀。它让我回望与反思，让我看到了来时的路蜿蜒曲折，路的尽头是一片黄土地，那里有我的兄弟姐妹，有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活蹦乱跳的青春。年少的我正准备出发，而未来则深不可测，仿佛是我在1991年夏天的晋城古书院矿下走过的那条黑漆漆的巷道。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关注路遥了。我读过大部分亲朋好友回忆路遥的文章，我搜集了一大堆研究路遥的资料，我写过两三篇有关路遥的短文，我在课堂上讲开了《路遥与他的〈平凡的世界〉》，我计划重读一遍《平凡的世界》，既让姚斯所谓的“三级阅读”落到实处，也想解开那么多人喜欢读路遥之谜。但时至今日，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就绪。
2007年12月，“北京文艺论坛/批评与文艺”在京郊举行。李敬泽先生发言时，我听得尤其仔细。他说：“这两年我和年轻学子们接触较多，从他们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好奇，我问一位年轻才俊：关于文学，我们谈了那么多，现在能不能告诉我，古今中外的小说里，你认为最好的是哪一本，或者哪几本？他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噢——，李敬泽先生的嘴里蹦出了一个象声词。
这一声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多年之后，一提到《平凡的世界》，依然会有噢的一声在我耳边滑过。我终于意识到，这个象声词已成幽灵，徘徊在我与《平凡的世界》之间，化做了一个不和谐音符。
对我来说，也许这正是起点，是我重新打量和思考路遥与他的《平凡的世界》的逻辑起点。
来源：《博览群书》2015年05期 赵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