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曾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纪伟，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不过是给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做。朱光亚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87年来，朱光亚这个名字第一次如此誉满天下，在这之前，人们只知道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位朱光亚，却不知道他是中国核武器工程的高层决策领导人之一，在技术方面起的是“诸葛亮式的作用”。《纽约时报》曾把他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因为在中国的新闻报道里，他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但朱光亚的个人详细资料很难找到。
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同意任何人宣传他。央视一套近期播出了一部关于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历史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多内部人士奇怪，怎么没有朱光亚这个角色？“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很丰富，唯独找不到写朱光亚的书，他的几任秘书说，不是没人写，一本又一本的写，都压下来了，他说“以后再说”，就这么一句话。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朱光亚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只言片语，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4篇。
朱光亚，2011年2月26日与世长辞，他低调神秘的一生终于可以解密。
蒋介石派出去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
青年时在重庆的朱光亚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这是朱光亚对自己非常中肯的一句评价。从22岁赴美到81岁退休，朱光亚始终专注于中国的核物理和核武器研究。这要追溯到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震惊世界，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和科学家顾毓琇，分别向蒋介石建议，派学生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采纳意见并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究经费。
俞大维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抡“领队”，三人应邀从昆明的西南联大来到重庆，拟定计划，并在各自领域挑选一到两位青年才俊。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中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朱光亚21岁，已经做了西南联大的助教，李政道只有19岁，在读大二。这两人都是吴大猷眼中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朱光亚起初并不情愿去美国。朱家家境贫寒，朱光亚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学兼课贴补家用。他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往，在西南联大又受到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不愿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派出国。基于这两点原因，朱光亚本已打算抗命，后来征求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又于临行前先经南京，专程去见了当外交官的大哥朱光庭，大哥鼓励他说：机会难得，各取所需，反正是先学技术嘛。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哥的判断是对的，朱光亚不仅在美国收获真才实学，而且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服务与国民党政府。李政道曾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纪伟，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不过是给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做。”
为什么说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呢？1946年9月，华罗庚带着朱光亚、李政道等5名学生到达旧金山，一上岸，“原子梦想”就破灭了，当时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蒋介石也收回了50万美金研究经费的承诺。先行抵达美国的曾昭抡告诉学生们：你们各奔前程吧！
学生们各自选择大学深造，后来都没有进入原子弹领域，李政道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唐敖庆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只有朱光亚与1946年9月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为日后回国进行原子弹研究奠定扎实基础。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全部都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朱光亚认为，在美期间他有三大收获，一是学业有成，而是找到了挚爱一生的终身伴侣——名门闺秀许慧君。许慧君的父亲是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外公廖仲舒是廖仲恺的亲哥哥，许氏家庭还出了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许慧君当时也在密执安大学，读化学专业，她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觉得朱光亚说话很有哲理，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知相恋。
1950年朱光亚在美国与未婚妻许慧君合影
朱光亚的第三大收获，就是他选择回到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身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朱光亚在同学中奔走相告。1950年2月下旬，朱光亚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组织了53位同学签名，吹响回国的集结号，在海外学生和学者间引起强烈反响。很快，朱光亚拒绝美国提供的救济金，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暂别学业尚未完成的许慧君，取道香港回到大陆。
在公开信中，朱光亚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朝鲜战场的翻译官
回国后，朱光亚到北大物理系任教。当时他年仅25岁，是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好多人以为他是新来的研究生。不久，许慧君也回到国内，大家闺秀穿上粗布麻衣，将一头时髦的卷发别在耳后，两人组建了一个简朴的小家。
1952年春的一天，朱光亚的一位学生在课间时向他走来说：“朱老师，考考您的英语！”师生两人就用英语一问一答地认真对话起来。哪位学生满意地对他的老师说：“Very good！”原来，朱光亚的学生中 有一部分是“调干生”，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当时国家急需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一批政治上可靠、英语水平高的教师赴朝鲜战场当翻译，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那位“学生”正是在物色人选。在北大，朱光亚和念过半百的钱学熙教授被选中。
朱光亚接到秘密任务后，回家收拾行李，许慧君问他到哪里去，朱光亚因为纪律规定不能透露实情，就开玩笑道：“到东北打老虎去！”许慧君明白他不便说明，也就不再多问。后来朱光亚说，他说的老虎就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1952年4月，朱光亚一行十余人奔赴朝鲜。
板门店谈判旷日持久，陷入僵局，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都练出了炒饭的耐性和坐功。美方人员在沉默中喜欢抽烟，还一口接一口地吐烟圈，中方人员见状也开始相互递香烟，学着美国人吐烟圈，结果中方代表吐的烟圈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大。很多年后，朱光亚在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会间休息时点燃香烟，吐出一连串完美的烟圈，一个青年技术员忍不住好奇地问，怎么会有这么高超的技巧？朱光亚笑着给大家讲出板门店的典故，还说：“美国佬谈判谈不过我们，吐烟圈也吐不过我们呀！”
一切努力以“响”为目标 原子弹爆炸当晚人生唯一一次喝醉
在板门店谈判桌上，朱光亚看到美国军方不止一次挥舞“核大棒”，这让他更迫切地希望中国开展核武器研制工程。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1957年，朱光亚调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室主任何泽慧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研究。
当时，中央提出原子弹制造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不料“外援”在1959年失去，苏联撕毁协议，不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技术资料。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名既精通技术业务、又善于组织管理的干部担任科学技术领导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慧眼识才，推荐了35岁的朱光亚。钱三强后来一直把这次举荐作为自己选拔科技帅才的成功范例。
朱光亚刚到核武器研究所一个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朱光亚仔细分析了仅有的一点材料后，在全所技术大会上说：“我们应当努力研制出爆炸力强、核材料少、体积重量小的原子弹。我们当今的一切努力，均以‘响’为目标。只要我们能完整地设计制造出一个来，那么向高级发展就具备了重要条件。”
这就是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朱光亚式‘交底’”，目标明确、实际，朱光亚的老部下曾汉民说，朱光亚工作上从不喊口号，他厚积薄发、深思熟虑，注重调查研究……总是在想清楚了之后才会发表看法。“行事风格上，他和老搭档钱学森不同，他不喜欢言谈，他们两个性格上是互补的。”
曾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作用。”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王淦昌、彭恒武、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的科学家，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西部戈壁滩，威力为2.3万吨TNT当量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流泪，这时大家发现朱光亚不在。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走错了路，朱光亚还没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内敛的他流下眼泪。回想自己从22岁远赴美国学习核物理，18年的梦终于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争气弹”，他怎能不心潮澎湃？
当晚，在核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上，周恩来传来消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了。此前，赫鲁晓夫不仅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还反对中国研究原子弹。听到这个消息，宴会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大家开怀畅饮。朱光亚很爱喝酒，并且酒量不凡，他一辈子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这个晚上。
20世纪90年代，朱光亚（右二）在核基地现场听汇报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还参与组织建设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由于受“文革”影响，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核电站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日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朱光亚这位“核”心人物，与中国的核事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一辆自行车骑40年 爱抽烟喝酒锻炼少
研制核武器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在儿子朱明远印象中，小时候他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的，经常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都是去西北。尽管聚少离多，朱光亚从不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有一次，朱明远拿着一道几何题去问他，他一时没证出来，第二天他去参加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报告会，回来后，明远发现父亲在报告会请柬上画了满满的几何图。他边听报告边给儿子证明几何题。
朱光亚对爱人许慧君的感情也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上，虽然他从不直接表达。多年来，只要老伴没回来，朱光亚绝不提前开饭，有一次许慧君去剪发，回来时午饭时间早就过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全家还没吃饭，她问起时，朱光亚只说了三个字：“等你呀”。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因为他细心保养又擅长修理，这辆车从20世纪5年代一直骑到90年代初。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骑车是朱光亚唯一的锻炼方式，因为他医生工作极其繁忙，没有时间锻炼，他把长寿的秘诀总结为：抽烟，喝酒，少锻炼。抽烟的习惯是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时养成的，喝酒也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到晚年，每天睡前也要就着一小盘儿花生米喝点茅台。儿子明远还很小的时候，朱光亚就用筷子蘸着酒来“培养”他，后来用小杯子到一点点儿，循序渐进，一直到后来明远能陪父亲一起喝。
自行车是朱光亚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他有一辆“老爷车”骑了40年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严谨。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许多机关干部一直保存着他批示的文件，留作纪念。
朱光亚的老秘书张若愚回忆，有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他的衣物和日用品也像文件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他抽屉里放的铅笔、橡皮、小刀，孩子悄悄“顺走”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孩子只好乖乖承认。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朱光亚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技术奖奖励基金。葛能全不忍心，他知道朱家并不宽裕，再三劝说朱光亚至少留一部分，但朱坚持己见，捐款后，还反复叮嘱葛能全不要宣传，怕给别人造成压力。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工程院院士们也完全不知道捐款的事。熟人减了朱光亚子女问，朱老该给你们每人分分了吧？子女了解父亲的性格，都笑而不答。
2004年，朱光亚80岁，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走后，家人记不起他生前提过什么要求，或有什么愿望。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一项守口如瓶的朱光亚第一次带着家人踏上了新疆马兰的土地。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的摇篮，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他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儿子朱明远说，打算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马兰，让他回到他最想去的地方。
资料及图片来源：顾小英、朱明远《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03期 李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