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近千年来为后世中外学人和领袖所推崇。
然而，令人惋惜不已的是，王安石变法却“饱受争议”，且以失败而告终，让后世惋惜不已。那么，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有哪些祸端？
一、“无通识”，没取得最大公约数
著名理学家朱熹曾指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一二八）这对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未发生过一次政变、兵变，也未发生过动摇其政权根基的民变，出现了“百年无事”的表面承平局面。但同时存在着巨大隐患，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惟存空簿”。再加上每年向辽、西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冗费”之弊日趋严重，酿成了“积贫积弱”的危机。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他至中年时，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看得很清楚，试图变法。此公出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一个官宦世家，自幼是才子。据《宋史》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起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妙”。他22岁高中进士第4名后，“士大夫恨不识其面”。在名相韩琦手下任职数年后，转任浙江鄞县知县，兴修水利，开仓借粮，颇受百姓爱戴。后他走遍了今天的苏南、皖南、江西辗转为官，历时十余年。38岁时，王安石又任三司度支判官，对北宋的财政状况了然于胸，“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祐三年（1058年），此公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给宋仁宗（1022—1063年）呈上奏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其中对吏治之弊端着墨颇多，重点提出吏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见解，培养人才。此文，长达万言，切中时弊。恰值庆历改革失败后的低潮中，朝野上下思变，让王安石名震天下。后世有学人认为，此文可与西汉贾谊的《陈政事疏》相提并论，也是其跻身“唐宋八大家”的重要代表作。可惜宋仁宗因“庆历新政”留下了沉重的心理阴影，缺乏变革雄心，同时对夸夸其谈的王安石印象不佳，故对这一篇奏疏无动于衷。
宋仁宗在位42年后驾崩，20岁的宋神宗继位，王安石机遇来了。早在神宗还仅为藩王时，就常听身边一个幕僚韩维的建言时颇不俗，问知原本是转述王安石的观点，于是对王安石颇有好感。神宗登基后，面对北宋开国100年，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一心想改革，就召王安石觐见入对。《宋史》载：“帝问为治所先，安石曰，‘择术为先。上问，‘然则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为方今之所急也。’上深纳其言。”王安石所说“择术为先”，暨选择治国的办法、手段，是第一位。神宗感叹道：“自古的君臣，能像我和王安石这样（志同道合）的极少。”后，王安石回去又写《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奏疏，着重分析了北宋100多年来虽然能够基本上太平无事，但是弊病丛生，危机四伏，只是没有爆发而已；如果不立即改革，马上就会出现大乱。宋神宗看了王安石的奏疏后，立即在第二年（969年）的春天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总揽变法。
岂料，宋神宗欲重用王安石变法，遭到激烈反对。
首先，王安石“狷介少容”的形象，让不少人不放心。苏轼之父苏洵，曾对王安石“不好奢华、自奉至简、衣垢不濯、面垢不洗”的放浪形骸行为很是不满，甚至直接指出“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恶之人”。时任宰相的唐介认为王安石“议论迂阔”，出面反对，神宗为其回护道：“文学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神宗皇帝甚至半安抚半提醒王安石，“人皆以为卿（王安石）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其次，王安石缺乏改革者博大心胸。王安石当初考中进士第四名后，同乡前辈、时任枢密使的晏殊，曾寄厚望于王安石，谆谆告诫这位晚辈：“有二语欲奉闻，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意思是说，你能容众人，众人也能容你。可惜王安石对晏殊的话不屑一听。变法伊始，从王安石对其变法持反对或异议者态度，就可知其难成事。他多年惺惺相惜的老友、朝廷重臣司马光提出异议。其实，司马光曾在宋仁宗时期就提出了免役法，其想法与王安石是接近的；更不必说司马光曾支持范仲淹改革，不算是因循守旧之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第二，变法的路径。王安石主张理财，司马光主张节流，成了一个重大分歧。且说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年）连续给王安石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三千余言。而王安石，缺乏容忍理性的包容，立即表现出急躁执拗的本性，仅以不足三百字《答司马谏议书》回复，且话锋犀利，不容置喙。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友、朝廷重臣司马光，确是显得很傲慢。后来，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衍变成义利之争，甚至成了意气之争。王安石一旦权在手，就压根无为官任相的基本通识，根本不尊敬长者贤者，多听取意见和建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施变法初期，凡对变法稍存疑问和非议者，王安石必欲去之而后快，不稍宽贷。朝廷中大臣如韩琦、曾巩、唐介、孙周等人便向神宗建言，力陈王安石虽博学多才，但议论迂阔，懂经术而不通政务。像这样的人，担任侍从、献纳之职尚可，若使为政，必与世情人心相违戾，推恩不成，反收积怨。此不幸言中。作为一代主持改革者，王安石不仅将自己上司韩琦、富弼，举荐者欧阳修、文彥博等，假借神宗之手将其罢免；甚至把众多的朋友，如吕公著、程颢、范镇、苏轼、欧阳修、黄庭坚、张载等当时闻名于世的文人学士等，全部推向对立派。更令人吃惊的是，无私向神宗皇帝举荐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堪为人生“贵人”的韩维，他的亲弟弟王安国，一旦对他变法提出异议，也遭到倾轧排挤，甚至流放。心胸之狭隘至此，树敌太多，怨谤盈朝，自然无法得最大公约数，就完全让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处于尴尬的境地。这就埋下了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祸端。
王安石虽然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也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一时信任，而没有取得宋神宗及朝中重臣长久信任。他一旦失去这种信任，被授予的权力可以随时被收回。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采取激进式变法。他在七、九、十一月，每隔两月连续三次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等一大批改革法令，涉及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北宋立国百年来前所未有。无论乡村佃户小民还是地主富豪，无论城镇贩夫走卒还是坐商大贾，无论些小胥吏还是朝廷高官，整个社会各阶层，都被卷入其中。按说这些涉及全国百姓经济民生的法令，应经长时间的缜密顶层设计后，再试点完善，后逐步推广。然而，王安石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王安石激进冒进式变法，为变法失败埋下第二个祸端。
二、小人竞进，变法成“不适之策”
再好的改革变法政策，关键是需要可靠正派无私的官员去落实。这就不仅对实施落实改革举措的干部人品及私德要求很高，唯有如此才能服众，且无私不打折扣地全面执行改革变法政策，保证不走样。
王安石虽然也意识到了吏治将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但其重要的支持者，竟然“小人竞进”，有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品私德多有问题。为此，苏洵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提出警告，“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但王安石依然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重用这几人。这些宵小之徒，在当时与后世皆声名狼藉。王安石重用的邓绾，竟然口出狂言：“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还有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中推行所谓“新法”，实际上已经完全变质，成为残害百姓的工具；至于蔡京等人，在官场更是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甚至倒行逆施，以至国势日危，成为真正的亡国祸首。后来，大凡王安石重用的那些人，多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小人竞进”，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埋下第三个祸端。
变法伊始，百废待兴。推行变法行政运作体系，从上到下必须要有大批学习讨论试行完善推广的官员。岂料，三司条例制置司，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成立，四月即派遣刘彝、谢卿材等八人巡行全国，考察农田水利、赋役，企图事繁而速成。于是，一方面大批的新锐之士，纷纷加入推行新法队伍。这些新锐之士，不仅未经全面训练熟悉新法，且多为书生不周知民情，推行新法自然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依靠原有的地方官吏，多为官场“老油条”胥吏，可谓四处钻营结党营私者比比皆是。此类官吏，未经整顿和训练，遣派差役利用新法漏洞，因缘为奸，上下其手，自然弊端丛生。王安石设计的变法政策，到了州县地方层面，往往演变成口号治国。陆佃从越州归，当面劝告王安石说：“法（新政）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暨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完全走了样。更为严重的是，各级胥吏竟然以新法为抓手，借机敛钱，寻租行为盛行。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四个祸端。
首先看王安石最为得意的创新之举，众所诟病的“青苗法”之“不适”。当时，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地主豪强肆无忌惮兼并土地，广大贫困农民纷纷破产，民间高利贷猖獗，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每年青黄不接之时，贫苦农民为了维持生活和生产，常向地主豪绅乞借高利贷。于是，“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王安石推出“青苗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济贫困、抑兼并、促生产，自然较富户为低，不可谓不善。想不到，那些地方胥吏与地主豪强勾结，公然设计谋变本加厉对贫困农民上下其手，“青苗法”居然成了官方高利贷。这就是王安石没想到的“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菙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
王安石强行推行“青苗法”，结果非但没有便民利民，反倒成为一项扰民乱政之举。
其一，“青苗法”推行时，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甚至更多。司马光为陕西路青苗钱算过一笔账，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1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1石8斗7升5合，所取利近1倍”。
其二，“青苗法”推行时，官吏向百姓强制摊派。王安石在全国广泛推广推行“青苗法”时，虽然也考虑到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制定了许多相关规定，如：民户自愿请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归还之时，或缴纳粮米，或缴纳时粮价贵亦可缴纳现钱，“皆许从便”等，可谓也比较完备。但州县官吏“务以多散为功”，更为了捞取好处，“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强制摊派引起人民不满，“民间喧然以为不便”。
其三，新法推行的过程成了地方官吏从中捞取好处、雁过拔毛的机会。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贫民向官府贷款，要经历申请、审批、还贷等诸多环节，每一环节都成关卡，“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胥吏千方百计设门槛捞取“好处费”累加起来，甚至比私人高利贷利息高许多。“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因而借青苗钱者在出息3分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破费。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其四，官府胥吏逼债比民间放高利贷者手段更严酷。官府掌握专政的机器，农民还不出钱，官吏们则“鞭笞必用”。苏轼对此就颇为不满，并发而为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如此做法，农民更加难以忍受。
再看助役法出台后，挑担卖水、理发刮脸、烧水卖茶的街头谋生的升斗小民，不交免役钱都不许摆摊设点。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甚至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第五保甲法推行后，胥吏勾结豪强大户转嫁赋税和兵役，平民百姓之家，不仅要缴纳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还有被抽去服兵役，面临着双重压力，四处躲逃，惶惶不可终日。民间发生了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
王安石变法，让权力的猛虎冲出笼子疯狂鱼肉百姓，各类贪官污吏、凶兵恶卒，假公济私、盘剥百姓。“青苗法”实行“20年，因欠青苗致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三、“不周知社会”，新法竟然成为民害
王安石变法，其实施过程中弊端重重，达到的效果和王安石本人设想的目标及皇帝“抑兼并、济穷困”的初衷相去甚远。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真正给予高度重视，冷静下来修订完善，重整官员队伍，来保证变法推行到底不走样变形。可是，这位拗相公，依然一意孤行、掩耳盗铃、置若罔闻。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明代第一才子杨慎，甚至对王安石私德评价是“古今第一小人”。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才认识到推行新法不当，完全变了样。他针对当时变法导致的异议纷纷的局面，不得已给神宗皇帝上“五事札子”，指出相对于其他新法，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试图让“青苗法”等其他新法能够得以继续推行。王安石不恤人言，刚愎自用，不承认征利害民加以修正，是变法失败的第五个祸端。
然而，王安石想修订变法，也为时已晚。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一个曾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宋神宗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惨不忍睹。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让神宗大受震动。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反复观图，长叹数四，袖以如内。是夕寝不能寐。”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更是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苏辙、韩琦等官员接连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的弊端。终于，神宗痛下决心停止变法，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史称，诏下后，“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
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先于熙宁七年（1074年）被罢相。其后虽复职，但为时甚短，熙宁八年（1075年）又再度罢相，王安石从此隐居南京钟山半山堂，抑郁而终。
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既有其焦虑不安激进执拗的性格因素，更有其用人不当惹祸端。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评论道：“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将王安石变法失败，表面原因归咎于“行不适之策”，深层次原因总结为其本人“无通识”“不周知社会之故”，可谓振聋发聩之言。
作者：西安市文史学者，三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来源：《文史天地》2019年03期 李满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