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维多利亚的法庭。
在21世纪人们的眼中，维多利亚时期的法庭看起来并不存在公正。
上世纪30年代,一位英国女作家写下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推理小说，讲述了一列火车上发生的谋杀奇案，那便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时至今日,它仍被影视圈不停翻拍各种版本,以证明其在推理小说界空前的开创性。可是鲜少有人知道,早在《东方快车谋杀案》诞生的70年前，也就是1864年，英国北伦敦线上确确实实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维多利亚火车谋杀案。
与小说精细的格局不同，真实案件从发生、侦査到审判的过程，都反映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现实病灶，大到德高望重的政治革命家，小到马车车夫、妓女，都以“谋杀”之名轮番登场，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最鲜明的阵痛，成为工业文明发展之初一段恐怖且疑点重重的黑历史。
丢在铁轨上的绅士
1864年7月9日的上午10点10分，哈克尼威克快车自伦敦芬丘奇缓缓开出，沿北伦敦线一路前往郊区，在行驶到中途时，火车司机发现铁轨上有障碍物，于是下来査看。眼前的情景令司机毛骨悚然—原来铁轨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碎裂的头颅还在不停往外渗血，仔细观察的结果是，这个人居然还活着。
伤者被七手八脚地抬进了附近一家唤做米特福德城堡的酒吧，可惜的是，医生的到场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人们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个信函，从而确认他叫托马斯·布里格斯，是住在伦敦富人区的银行家兼体面绅士。
伦敦警察厅接手此案后，火速派人前往案发现场，展开了最细致的调査。
之所以聱察如此诚惶诚恐，不是因为本着“维护正义”的职业操守，而是他们觉得这案子太奇怪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富人被谋杀的几率很小很小。
这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阶层状态有关，作为工业刚刚起步的英国，贫富差异化大得几乎空前绝后，土豪与贫民有着绝对的隔离划分，两波人住不一样的街区，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性，各自的生存之道也是南辕北辙，严格来讲，他们交集的机会少之又少。某种意义上来说，富人遭受穷人暗算的几率也在无形中被降低了。
可不巧的是，随着蒸汽时代全面来临，让这种固化的阶级被一件先进“武器”彻底打破了，那就是火车。无论高低贵贱，所有人都可以坐上同一辆车，也就是说，在某个特殊环境中，贫富的界限就只有车厢隔间。显然，托马斯先生是哈克尼威克快车的乘客之一，坐的是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的一等舱单间，可舱内的情景却让人不得不承认一他是被某个穷鬼劫杀的。
众所周知，英国推理小说很精彩，而现实中的侦探们也同样具备超凡的侦破能力。血案发生的那一年，正好是伦敦警察厅成立侦探部的那一年，他们切切实实地把一众“福尔摩斯”和“波洛大神探”收归麾下，这些名侦探各展奇谋，在一无指纹痕迹鉴定，二无高科技验尸手段的情况下屡破大案。
这一次，警察厅派出了部里的得力干将—理査·坦纳。
坦纳进入车厢，看到的是一片血海，丝绒坐椅被染红，门把上的血迹也是触目惊心，从窗户玻璃上沾着的两点脑浆判断，那位年近七十的死者应该是头靠在窗户上打瞌睡的时候被凶手用钝器猛击两下，倒地后脑壳撞地导致昏迷；行凶之后，罪犯拽着他拖到门边，从疾速行驶的列车上将他丢向铁轨。
对坦纳来说，査案需要时间，凭借他的敏锐和经验，早晚能锁定嫌疑人。
可是广大群众等不了了。
因为与蒸汽发动机同时被普及的，还有印刷业。印刷报纸的速度突飞猛进，已经能做到让民众人手一份报纸，及时读到当天的重大头条。于是，列车谋杀案被昭告天下，也引发了极度的恐慌。
要知道，这是英国第一起火车谋杀案，而这种交通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普及，伦敦的铁轨已经铺到了住宅区的主干道上，倘若出行都如此不安全，连富人都会在车上遭受不测，那么全英国的乘客又将面临何种不可测的危险？
因为恐惧，外加媒体的大肆宣扬，破案已经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留给伦敦警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马车夫的诡异证言
很快，一张价值300英镑的悬赏令在伦敦各处张贴，警察厅打算不惜血本也要抓到罪犯，用以安定民心。
另一边，坦纳也搜罗到了更多的证据。首先，行凶现场留下了一顶廉价的黑色海狸皮帽子，对于养尊处优的死者来讲，它显然与身上的昂贵西服不搭调，毫无疑问这是凶手慌乱中丢下的行头。其次，除了属于死者的皮包和手杖，现场还找到了一个金链扣，经査证，这是死者随身佩戴的怀表被扯下之后遗留的。
正是这个金链扣，让调査有了新进展。
坦纳很清楚，罪犯杀人是图财，所以金怀表就是被其拿走换钱了，至于具体会在哪儿销这个血赃呢？——只有齐普赛街。
150多年前，位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齐普赛街系当时最大的黑市，那里商铺林立，鱼龙混杂，是各色人种的聚集地。其中开设的珠宝店，名义上做的是珠宝生意，实际却是收货不问来处的典当行。终于，坦纳在那儿找到了一位绰号叫“死亡”的珠宝商，因为金表就是他收走的。
可惜的是，做黑市买卖的商人多半都很江湖，“死亡”老板果然以遗憾的口吻告知大侦探：“我记不清卖家的长相了。”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正当坦纳绝望之时，一个好消息传来——有人来领悬赏金了。
这位“幸运儿”叫做强纳森·马修斯，常年驾着蓬式马车在街头拉客。根据马修斯的供述，他与一位叫弗朗兹·穆勒的德国移民打过交道，因为对方头上戴的丝绸帽子太过高级，让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前来告发。仅仅只是帽子雷同不足以证明马修斯的猜测，但这位面相粗俗、眼神狡黯的车夫很快又拿出了另一个“铁证”——“死亡”珠宝店里提供的包装盒，并声称那是穆勒送给他的。
有了这两样凭据，坦纳便向警察厅申请了逮捕令。然而，穆勒却“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坐上维多利亚号船，前往纽约寻求新的人生，而且船都航行了好几天了。
这就意味着，坦纳必须横渡大西洋，来个千里追凶。时间来得及吗？
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成了坦纳的“神助攻”，他火速带人赶到了利物浦港口，坐上了蒸汽发动机大游轮。穆勒坐的大帆船，得花1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纽约，而坦纳的船只需15天。
因此，坦纳比嫌疑犯提前一周到达纽约港，开始守株待兔。
看到穆勒的那一刻，坦纳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从马修斯提供的证据来看，凶手无疑就是此人。可眼前这位年仅24岁的德裔青年面容清秀，表情甚至有些呆滞，从行为举止看起来也弱不禁风，他能徒手击碎一个人的脑壳吗？
但是，穆勒头上那顶丝绸高顶礼帽给了坦纳信心，他很快就控制住了对方，将他带上了返航的游轮。尽管穆勒一再解释，那顶帽子他已经买了一年了，而卖给“死亡”的金表，是他在码头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的；但是坦纳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没有人能轻易地破坏掉他那份“破案”的成就感。
返程途中，坦纳丢给穆勒一本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告诉他只要安分守己，就不用上镣铐。穆勒真的就在15天的海上航行期间始终读着小说，完全没有反抗意图。
这又让坦纳产生了怀疑——穆勒真是凶手吗？
要知道，所有人都对驾蓬式马车的车夫印象极差，认为他们宰客成风，满口谎言，而且收入极不稳定，很容易干些不苟的勾当以图厚利。倘若那个马修斯从头到尾都在骗人呢？比如讲包装盒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何况，报媒已经把案子进展登了一个多礼拜了，为什么他要过那么久才来告发领赏？难不成他是在等穆勒离开英国再栽赃给他？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坦纳将穆勒带回了英国，在利物浦港，等待他们的是誓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愤怒民众。
面对人民的震天怒吼，坦纳终于意识到，即便还未受审，穆勒也已经是大家心中如假包换的恶棍了。
监狱中的穆勒
不公平的审判
一夜之间，年轻的穆勒成了全英国最有名的人，他被关押待审期间，法院不停接到民众要求将他即刻处以极刑的请愿。而作为大功臣的坦纳，也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并华丽退场。
就在民议沸腾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走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声称“穆勒无罪”。
此人名声显赫，是威望可与卡尔·马克思比肩的革命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作为德国移民，金克尔是因反抗德国独裁统治，被政府关押的政治犯，后来逃到了英国，系流亡者协会的代表。
金克尔认为，对穆勒的“定罪”完全属于英国人的歧视，所有的证据都无法证明穆勒就是凶手。这样的反驳并非空穴来风，穆勒虽然是做一件大衣才赚8个便士的穷裁缝，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评价其性情温和，从不与人起冲突；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人能证明案发当晚，穆勒不可能出现在犯罪现场。
提供不在场证明的是一个叫玛丽·安·埃尔德雷德的聋女及她的女房东。玛丽结结巴巴地向警方陈述，穆勒一直对她苦苦追求，隔三岔五就会到她位于瓦萨尔路附近的维多利亚别墅前献殷勤。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段，玛丽出门了，是女房东接待了穆勒，还跟他聊了几句。而瓦萨尔路在伦敦南部，与北伦敦线完全是两个方向，就算坐上最快的车，穆勒也无法赶上那趟列车去杀人。
为此，金克尔更加坚定了信心，他一面托人给狱中的穆勒送了换洗衣服，一面花重金聘请了律师帕里。事情看起来有了新的转机，穆勒很可能会被判无罪。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旧风气和法庭的臭规矩，却彻底击碎了金克尔的希望。
虽然玛丽和女房东都勇敢地站了出来，但是很快就有人曝料，玛丽白天是在工厂做衬衫的女工，可晚上却在自己的公寓里做皮肉生意，因为每周15便士的薪资实在无力支撑她的生活开销。而操纵其卖淫的老鸨——正是女房东本人。
对于妓女和老鸨的证言，无论法官还是民众都立马看低了几分，法官当下便决定让陪审团不必采信房东的说辞。就这样，穆勒失去了最重要的翻身筹码。
唇枪舌剑期间，律师还做了一件蠢事，他指出当初告发穆勒的车夫马修斯很可能才是真凶，为了赏金陷害了被告。这种说法不仅没有得到支持，还引发了多数人的反感，质疑告发者，等于质疑悬赏缉凶的做法，那以后谁还会向警方提供宝贵线索？就这样，司法女神的天平愈发倾斜到了原告方。
除此之外，当时的法庭不允许被告在庭上作自辩申诉，短短的三天审讯中，穆勒只能呆呆地站在席上，看着帕里无力地为自己辩解。
最后没有任何意外，法官一锤定音——死刑。这一判决，可算是民众与法院共同“努力”的结果，人们希望借用穆勒的死来平抚受惊吓的心灵，而法院更是急于把这段公案了结，以证明大家还生活在一个人身安全有保障的国度。尽管金克尔和他的团队在判决之后又做了努力，他们带着请愿书找到死者托马斯的住宅，在门口站了45分钟，希望其家人能在上面签字，让穆勒有活下来的机会。可是托马斯的妻儿却非常坚决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也掐断了穆勒的最后一线生机。
11月14日清晨，在圣墓教堂与老贝利法庭之间，搭起了一座绞刑台，被捆绑双手的穆勒面无表情地站在了绞架前。在他面前的，还有5万多到场观摩其死亡过程的民众，他们神情激动，为正义得以伸张而雀跃。
可是，无论牧师如何规劝，直到刽子手抽掉脚下木板的那一刻，穆勒仍然不愿认罪。
依据一直追踪维多利亚火车谋杀案的记者弗雷德里克·威克斯描述，脖子上套着绳环的穆勒落下的那一刻，身体抽动了一下，随后说了一句话。很多人都没有听懂他说了什么，后来才搞清楚，那是穆勒用德语在说——“是我干的”。
这句话，成了“臭名昭著的罪犯最后的遗言”。
那么，这案子真是穆勒干的吗？“是我干的”究竟是其濒死前的忏悔？还是因蒙受冤屈而对世间最悲情的反讽？随者时间的推移，真相早已无从査证。
现实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就这样带着一连串未解的谜团，被束之髙阁。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宛若一面镜子，照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芸芸众生，事实如何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雾都居民不惜一切代价，乃至无视客观公正，也要驱散心头那团巨大的阴霾。
来源：《世界博览》2019年04期 暗地妖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