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7月11日，即明朝永乐三年六月十五，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向西洋，史称“郑和下西洋”。以此为开端，郑和的远航活动总共进行了七次，直至郑和本人在航海途中去世。
600多年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明史·郑和传》中所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还有说是为了宣扬大明帝国的武功，“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有说是为了发展朝贡贸易，营造万邦来朝的盛世。
但如果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大航海运动做一比较，或许会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如果说对香料的迫切需求引发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冒险远航，那么发生在同一时期的郑和航海也免不了这种时代特征。换句话，香料也是郑和下西洋的秘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透过官营贸易与推动朝贡贸易，实现苏木和胡椒的供给”。
在中国历史上，香料贸易也极其悠久。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一方面出口了大量丝绸，另一方面也导致许多“番货入华”，主要就是香料。
汉代文献中提到外来的苏合香，到南北朝时期，日南和天竺的香木、安息的苏合香、大秦的熏陆香，陆续被运入中国。香料进口量日增，使其从达官显贵的奢侈品，逐渐成为市井日常的消费品。唐朝鉴真和尚路过广州，发现这里“停泊着婆罗门、波斯人和马来人的大商船，不可胜数，满满地装着香料、药品以及一些稀有、珍贵的东西，这些货物堆得像山一样”。
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权倾朝野的宰相元载倒台，从他家中抄出胡椒八百石，约合现代计量的64吨，一个火车皮都装不下。这让元载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明朝廉吏于谦讽以“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清人丁耀亢在《天史》中感叹：“人生中寿六十，除去老少不堪之年，能快乐者四十多年耳。即极意温饱，亦不至食用胡椒八百石也。惟愚生贪，贪转生愚。黄金虽积，不救燃脐之祸，三窟徒营，难解排墙之危，事于此侪，亦大生怜悯矣。”
宋代海外贸易繁荣。南宋时，关税收入占到岁入的20%强；仅香料税收一项，最高时竟占整个财政收入的10%。因为香料利润高，所以被列为“禁榷”专卖品的一类；掌握了独占权，政府对香料加以收购后再行转卖，获得暴利。宋元时代，从海外进口的商品以“香药”为主，尤其是产自东南亚的沉香和乳香。
南宋末期，著名的阿拉伯海商蒲寿庚担任市舶司提举，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这些海船在最后宋元决战时，直接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导致了宋朝的灭亡。1973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水的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达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至少与蒲家香料贸易有密切的联系。
在1470年之前，来自班达群岛的香料更多是出口到亚洲，尤其是中国，而非欧洲市场。马可·波罗曾宣称，在亚历山大城，每有一艘意大利船停泊，同时就有100艘满载香料的商船在泉州靠岸。在蒲寿庚之后，蒲氏家族主宰泉州海运长达100多年。元末明初，蒲氏家族遭到清算，但泉州仍是接下来郑和船队远航的主要港口。
作为一场规模浩大的航海运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与香料有很大关系。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胡椒被大量用作肉类的防腐剂及调味料，促成胡椒消费的普及。到明初，已成民生必需品。苏木常用作红色染料，宋元时期推广棉花，明时棉布已很普及，苏木作为棉布最好的红色染料，全部依靠进口。苏木和胡椒都是人们衣食所需，价值极高，郑和的远洋活动显得有利可图。但随着后来几次航海活动影响越来越广泛，人们发现不用远赴印度洋，在东南亚即可得到苏木和胡椒时，官方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便停止了。
明代时，胡椒和苏木在中国属于奢侈品，朝廷甚至用胡椒和苏木来替代薪俸。明宪宗时期，“北京和南京的官员，前半年发白银，后半年发苏木和胡椒。”据说当时的胡椒与苏木比黄金还要贵重；而郑和下西洋时，胡椒在中国的价格是原产地的10到20倍。郑和船队输出丝绸、瓷器等，输入香料等，“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真是一本万利。
按照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因为经济上的失败而最终被放弃，但如果考虑到香料经济的暴利，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论断。毕竟郑和下西洋并非一次两次，而是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七次。至少在早期的几次远航中，郑和船队是名利双收的。史料中也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而奢侈品“国用充足”。郑和多次下西洋，从海外带回大量的香料，这些香料常常被当作珍稀的中药材使用。郑和船队采购的商品中还有一种叫苏麻离青的矿石，它产于中东，是制造青花瓷器所必须使用的一种青色调料，在中国非常稀缺昂贵。
郑和下西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赏和折俸，特别是折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明英宗实录》卷十五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甲申，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遣官运至北京交纳。”郑和下西洋结束（1433年）三年后，南京官库中至少还有300多万斤胡椒苏木。朝廷以香料作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
不可否认，郑和下西洋有猎奇的成分，为皇帝搜寻外国的奇珍异宝。对中国来说，胡椒和苏木属于珍奇，也就非常好理解。因为郑和大量采购胡椒和苏木，这也使得盛产胡椒和苏木的满剌加成为远东最大的商品集散地。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曾游历到此，他在游记中写道：“沿河的树木都是肉桂树和苏木，这是当地的劈柴，我们一路上就用它烧火煮饭。”可见当地香料之廉价。不过在中国则是物以稀为贵，后来胡椒和苏木大量涌入中国，这些香料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到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靠贩运香料或许已经难以取得像以前那样的暴利。
胡椒从海外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趋于饱和，胡椒价格开始持续走低。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到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倍感棘手。
郑和船队采购的胡椒、苏木后来大量积压，为了清理库存，朝廷便想出了“折赏”“折俸”的办法。在具体折算时，折价往往会高于市场价，这就等于扣减了官吏的薪俸，势必引发官僚群体的不满。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而宣德九年（1434年）的“折俸”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1两/斤。这种折算几乎等于将官俸标准下降了90%。终明一朝，通过“折俸”克扣工资的做法从未停止过。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官吏薪俸原本就不高，如此一来，郑和下西洋就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后来连一份官方档案都未能保存下来，据说是被愤怒的官员付之一炬。
明朝初期海禁甚严，片木寸板不得下海；郑和下西洋虽属朝贡贸易，但无疑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来自海外的大量信息传播到社会，引发了民间向海外发展的冲动。通过郑和带回的香料等异域奢侈品，人们发现海外贸易利润之高，远非国内生意可比，甚至高达几十倍上百倍，这必然刺激了民间进行航海贸易的冲动和热情。郑和以后，私人商团纷纷下海，华人遍布整个东南亚，使明朝的海禁名存实亡。因为所谓的海禁法令，国家不能合法征税，走私贸易利润非常可观。
明代在永乐以后逐渐变成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唯一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拱手让于私人。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已经繁盛之极，以至于海盗群起，倭寇来袭。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
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古里去世，享年62岁。古里（即今印度科泽科德）是印度西海岸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那里出产的豆蔻、肉桂、生姜、姜黄，尤其是胡椒等香料，这使其成为东西商人最愿意光顾的大型香料集散地，即所谓“西洋诸番之会”。
在郑和去世65年后，达·伽马驾驶着第一艘欧洲帆船来到了这里，其目的也是为了香料。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香料市场上，中国买下了绝大部分份额，而欧洲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欧洲人不得不长途跋涉，且还要经许多中间商之手，才能获得余下的份额。”
来源：《文史天地》2018年06期 杜君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