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转瞬已近66年。我于1950年10月23日入朝，至1954年2月从开城回国，经历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一段也算不凡的青春岁月，许多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令人回味。
从解放军到志愿军
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 我离开北京大学，参加四野政治部南下工作团。在东四头条华文学校，有幸多次聆听陶铸（时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所作的深入浅出、生动风趣、鼓舞人心、引人入胜的报告。9月，我在鸡公山被分配到四野政治部组织部任工作员。杜平时任组织部长。1950年4月，他被任命为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我任其机要秘书。时十三兵团下辖三十八军驻河南信阳，三十九军驻河南漯河，四十军预定驻洛阳，当时还在海南岛前线。兵团部驻郑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我们即于7月29日离郑北上，8月2日作为东北边防军到达驻地安东（今丹东）。三十八、三十九军也分头北上，四十军则从海南岛直接拉到安东。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把一路胜利南下的朝鲜人民军拦腰斩断，朝鲜战局顿时逆转。麦克阿瑟扬言进军鸭绿江畔，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在战火烧近我国门的危急情况下，我们于10月中旬以志愿军名义入朝（部队着装与人民军相同）。我是10月23日随杜平乘吉普车从长甸河口过江的，第一个驻地叫大榆洞。十三兵团领导机关升格为志愿军司令部。到这里后我才知道司令员是彭德怀。杜平身为政治部的首长，在朝期间，一直住在司令部附近，与彭德怀、邓华、洪学智、解方为邻，因此我有机会与这些首长有所接触。
我们驻地是一个金矿，当时尚未完全停产。一些工房成为我们的住所。我和邓华的秘书及警卫员们住一间石头墙、铁皮顶的房子，房前有一块小平地。房子的山墙头有一间不大的木屋，洪学智和杜平就住在里面。石房左面，有一排平房，与石房呈L型，那是作战处所在。邓华、解方就住在这里。从小木屋的侧面下一个小坡，有一块较大的平地。山坡下，有一栋房子，面对着一个矿洞，是个极好的防空洞。彭老总的住处和办公室就在这里。
入朝后，志愿军司令部移防多次（玉泉站、君子里、空司洞、桧仓等），有的是铁路隧道，有的是金矿、铜矿、铁矿等矿山所在地。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充分利用了矿洞作为安全牢固的防空设施。
志司首次被炸
我们在国内打仗几十年。这次出国作战，可谓“人地两生”“两眼一摸黑”。保密工作受到极大挑战。
我们的驻地，经过拉锯战后，地方政权完全瘫痪，我们很难分辨当地居民的忠奸良莠。夜间，驻地上空不时出现信号弹。据说，美军为了获取情报，派大量老百姓充当特工，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老百姓送回情报有偿，被抓也无所谓。这就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每次一移防，次日早晨就会有敌机来骚扰轰炸并散发传单。可见其情报之灵，反应速度之快。另一方面，志司机关太大，许多迹象很容易被有心人察觉。如小吉普车多、警卫员多（他们身挎双枪：一把驳壳枪，一枝卡宾枪，并身围装满弹匣“转带”）、戴眼镜的多（文职人员）、女性多（译电员），凡此种种，很难隐蔽。加之入朝之初，保密意识弱、措施不够强也是个问题。
11月24日下午，两架美机在志司驻地上空盘旋侦察，这个不祥征兆引起领导的重视，决定次日提早开饭，疏散防空。
25日一大早，我就独自离开住处，走向后山的政治部驻地，在一个不大的山洞里躲着。因为无所事事，不觉竟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隆隆的轰炸声把我惊醒。我走出山洞一看，只见对面山沟的树丛里（那里是一条小街）浓烟冲天。爬上山头，往住所方向一看，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所有的工房都已化为灰烬。我急忙跑下山，来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原来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烧得焦黑的余烬在冒烟。不远处，只见彭老总的朝鲜族警卫员（彭从西北带来两名贴身警卫，入朝后为了方便，又配了一名东北朝鲜族会朝语的警卫，其人个子高高的，文静清秀）正用矿山救火工具（长木杆头上有一铁钩）在扒一具已经烧焦的遗体。后来得知，那就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怎么随彭老总入朝的，我是回国后才从李健编著的《红墙记事》中知道的。在大榆洞驻地，我曾两次见过他，但我们并没有打过交道。
第一次是有天早上，我在所住的石屋门前看见一个高个子、宽额头的人在院子里练体操，此前我没有见过这类体操，觉得很新奇，就问警卫员这人是谁，警卫员告诉我，他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这算是初识。后来，有个部队把一名美军俘虏押来志司驻地。听说毛岸英将去审讯他。我也跟着去了现场。他在苏多年，精通俄语也略通英语。他问了几句，俘虏就被带走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
志司被炸的情况，我是从警卫员口中得知的。那天上午10点多钟，4架美机飞临驻地上空，没有盘旋，扔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后就扬长而去。这种汽油弹是威力十分强大的燃烧弹，里面装的是一种极其粘稠的黑色胶状物，炸开后四处飞溅，附着在任何物体上都熊熊燃烧，形成一片火海。即或是溅落到水面，也浮在上面燃烧。因此，被炸之处毫无逃生的可能。
当飞机临近时，警卫员们都极其勇敢机智，他们迅速、不由分说地把各自的首长“挟持”到防空洞（矿洞）里，连行李也一起随之掩蔽起来。而正在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和高瑞欣未能及时逃离。不幸这些凝固汽油弹正中面积不大的建筑群，悲剧形成。
被炸当晚，整个志司首长都没了安身之地。幸好不远处有一个长长的、干燥的下水隧道，所有首长和作战处都暂避其中。志司四处很快就把隧道用苇席隔成一排单间，旁边留一通道。杜平和我也分得一间，他睡行军床，我用两只草袋搭个地铺（朝鲜出稻米，草袋是最普遍的包装工具，我一直用它当“铺”）。在这里，向中央拍发了报告志司被炸的电报。
工作、生活在矿山洞里
司令部除了第二个驻地玉泉站是个铁路隧道外，其余都是矿山山洞。这得益于朝鲜矿山多，矿洞既长又大，是再好不过的防空设施，只是有些阴冷潮湿。
入朝之初，在矿洞里完全靠蜡烛照明，光线暗淡，一天下来，两个鼻孔全是黑的，全靠钟表判定晨昏。只有傍晚时能到洞口透透风，呼吸一点清新空气。看到晴空下的一抹斜阳，感觉真是美极了。
后来，条件不断改善。工兵们将洞用木板加以装修、隔断，以利首长们的生活。而且通了电，可以照明取暖。日本占领朝鲜时期，在鸭绿江上修了水丰电站，解放后中朝共管共享，战时并未遭到破坏，一直发着电，只是偶尔因输电线路被炸而临时停电。朝鲜盛产落叶松，又直又粗，是很好的建材。由于有电，工兵很方便就能把它们制成板材。再后来，又在矿洞口为杜平建了个小木屋办公，既干燥又透光通风，还十分安全，一有情况就可转入洞中。有的首长的木屋建在距洞口不远处的山坡边，甘泗淇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到了桧仓，为了调剂首长们的生活，总政有时会派小放映队，带上几部苏联影片来为首长们放映，地点就在彭老总的办公洞，因为那里比较大。我们这些小秘书、小参谋和警卫员们可以“蹭”着看。我在那里看过《列宁在1918》《红梅花开》《攻克柏林》等影片。彭老总的办公洞里，挂着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有一条曲折的毛线绳，标明作战双方的接触线，线的两边插着密密麻麻的各种小旗（长方形或三角形等），上面用各色笔标明部队的番号。有时地图还用布帘遮着，在这样极端机密的场所放电影，似乎不可思议，却是事实。
烈士长眠长津湖畔
第一批入朝的部队还包括华东来的、宋时轮率领的九兵团，下辖十二、十五、二十军（后来陆续有华北、西南、西北的部队入朝参战）。他们本在海边进行渡海、登陆训练，为解放台湾备战，在紧急情势下仓促北上。他们的战区是北朝鲜东部海拔更高的长津湖一带。
这支南方部队不善寒区作战，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素养，而御寒装备又尚未全部到位。那年冬天特别冷，达到零下40度。因此冻伤、致残的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
他们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战斗力极强。战斗打得极其艰苦困难，惨烈悲壮。有的战士在冲锋的半途中侧卧后再没能爬起来；有的战士举手投手榴弹，竟被冻成一尊“冰雕”。其英勇、壮烈之状，令人敬佩，催人泪下。战争的胜利，就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鲜血和生命筑成的。这些烈士长眠在了长津湖畔。
经过战士们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终于遏制了敌人猖狂北进的势头，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后来，美国人都感叹：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
几则影响较深的电文
其一是毛岸英牺牲的当晚，在给中央报告的电文初稿中，有两点我记忆较深：一是说马克思在天有灵，彭老总安然；二是今后彭老总的安全，由志愿军党委负责。因彭老总不愿意跑防空洞，而他又是最高领导。只有以此来“约束”他，以确保安全。电报最后不是从政治部发出的，因此定稿我未见到。
其二是有关“万岁军”的由来。第一战役，三十八军因不够放手，成绩欠佳，受到彭老总批评。第二战役，他们放开手脚，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战果硕然。战后由政治部起草了一份嘉奖令，送彭老总审批。他在电文的最后加了一句“三十八军万岁”。电报发出后，三十八军上下群情振奋，欣喜异常。后来，三十八军行军时，与友邻部队路遇，当对方问及是哪部分时，他们十分自豪地答称：“我们是万岁军。”“万岁军”由此叫开。
其三是有关罗盛教。1951年开始了开城的谈判，杜平去了开城，甘泗淇调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于我对政治部电报管理业务较熟悉，故让我留在政治部甘主任处。这样我就到他的住处工作。大概在1952年，四十七军政治部发来一电，报告有名战士罗盛教为救落水少年不幸牺牲。甘阅后并无特别批示。其后李贞（甘的夫人，时任志政秘书长，是后来授衔时的第一位女少将）看后深受感动，于是她就批示：“请将情节进一步调查清楚并详情电告。”罗盛教的事迹由此宣传开来。
从志政到西海指，再到开城
1952年甘泗淇调回北京任总政副主任。由于开城谈判陷于停滞状态，杜平又回到志政，我又回到他身边工作。
年底，为了预防敌人可能再次发动仁川式登陆，志愿军司令部组建了一个派出机构——西海岸指挥部（简称西海指），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杜平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那里也是一个废弃的矿山洞。部队在西海岸一线抓紧进行反登陆、防空降训练。上面发来许多二战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的有关资料，供领导参考。
这里有一个很深的矿洞，又高又宽，像个小剧场。经过装修，下面还有一排排长木凳。3月份在这里举行了追悼斯大林逝世的报告会。
不久，开城谈判恢复且进展神速。杜平又被派回开城，任开城谈判代表团政治部主任。我当时因病未能随行。直到5月初，我才被接到开城。
开城被划定为中立区，白天有气球升空，夜间有探照灯照明，双方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板门店桥的中线为双方分界线。
谈判代表团机构庞杂，人员众多，都住在民房里。这里还剩有一点城镇的模样，房舍还不少。杜平就住在一个独立的农家小院。
这里的电报、文件都比较多，除志政的外，还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每天会谈发言稿的预案就有一大摞。
我方一线谈判的“后台”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了保密，他们被称为“李队长”和“乔指导员”。乔是著名才子，清瘦修长的个子，腰稍有点弯，戴一副黑框眼镜。有时会拿一根手杖，但并不拄着，而是扛在肩上，显得十分潇洒，一派名士风度。
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停战协议，在原三八线附近，划定了军事分界线，不过这已不是原来那条平直的纬线，而是一条东端向北稍凸、西端向南稍移的曲线。以产人参著名的历史古城——开城就在这条曲线上。
打了37个月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33个月），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协议上签字。有的美国人还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不管怎样，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降临了！这是一个举世瞩目、万众欢腾、激动人心的日子。那天，在人参场的广场上，召开了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晚上，在商业学校礼堂，人民军协奏团（文工团）举办了歌舞晚会，彭老总亲临会场。
在谈判还在进行的过程中，代表团就组建了遣俘处，研究安排接收被俘人员事宜。志政秘书处处长王健兼任遣俘处处长。我虽在杜平身边工作，但行政、组织关系均隶属于秘书处，所以王健向杜平提出，希望我到他那里工作。大概在6月份，我就到了遣俘处。
在遣俘处的工作
我们打了多年的仗，交换战俘还是头一次。交换程序是：我方被俘人员，由对方派车送来我方接收营地，按名单签字交换。反之亦然。我方遣返美、英、法等国“联合国军”战俘，由俘管所根据情况，逐日按不同国籍有比例地予以遣返。
为了接收我方被遣返回来的被俘人员，在板门店我方一侧，建了一个大牌坊，上插中、朝两国国旗，上书“祖国怀抱”4个大字，迎接亲人归来。在其侧面，用苇席修了一条长廊，作为分组（车）交接的场所。交换工作从8月5日开始，至9月6日结束。我的工作就是每天随王健到设在一个小山坡上的“指挥所”，了解现场发生的情况，接受汇报，以备当晚将概况汇总电报中央。
由于我方被俘人员在敌战俘营受尽虐待、凌辱，归来时个个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他们一进入我方地区，就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反美口号。到了接收营地，见到祖国亲人，更是万分激动。有的女战俘更是痛哭流涕，控诉敌人的暴行。那些伤残人员被抬下车时的惨状，令人揪心。为了表示对敌人的愤慨，他们纷纷把印有粗黑POW（战俘）字样的囚服（多是美军的废旧军服，不论外衣内衣、裤衩背心，无不印有此明显羞辱性标记）脱下，扔在美方遣送人员的脚下，恨不得把历年的屈辱辛酸，满腔的悲愤仇恨尽情地宣泄出来。
开始时，战俘是在到达接收营地后才脱衣服，扔鞋。后来逐渐演变为，车一过板门店桥（南北分界线在桥的中间）就开始脱，起先只是脱去外面的衣裤，后来上衣脱光，赤身裸露，到后来有人竟把内衣内裤统统脱光。如果不是仇恨到极点，何至于此？此情此景，能不让人心酸心痛，沧然泪下。
反观我们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他们身穿整洁的蓝制服，在车上载歌载舞，欣喜异常地告别三八线回到部队。有十几个美军俘虏甚至拒绝遣返，他们在板门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有个战俘还喂了一条狗，狗身上穿着一件衣服，上写“unrepatriation”（不遣返）。这些战俘被我军俘虏后收容在鸭绿江边的碧潼。在那里，受到极其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和家人通信，有书报看，有乐器演奏，可唱歌下棋、打篮球，还开过运动会，简直像一所标准不低的学校。过圣诞节还能开晚会，吃火鸡。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拘押地）与碧潼两地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到底谁更富有人性，谁在奉行人道主义？不言自明。
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双方应全部释放被俘人员，但由于敌我双方被俘人员数目不等，所以美方就提出一换一的方案，这是我方断然不能接受的。后来，美方又提出了个“人道主义”原则，即根据战俘的意愿决定他们的去留。经过斟酌，我方表示同意，于是就有了由“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派员来甄别战俘的意愿。这个委员会由5国组成，我方是波兰和捷克，对方是瑞士和瑞典，主席国是印度。
美方为了达到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目的，由台湾派了许多特工，在战俘营进行反动宣传，有的冒充我被俘人员搞负面煽动。他们还在战俘营私下多次搞假甄别，当有被俘人员表示愿意回国时，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用棍棒乱打，致伤致残，以此来恐吓那些胆敢表态要遣返回国者。这些都是在遣管当局的包庇、纵容下进行的。他们所谓“人道主义”的假面具暴露无遗。
由于被俘人员完全被禁锢，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当他们真正面对中立国甄别小组时，难辨真伪，有些人不免心存疑虑，踌躇犹豫，不敢表态，致使有数以千计的被俘人员被蒙骗、裹胁到了台湾，不能与家人团聚，造成更多的悲剧。现在回来的这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为争取人道待遇，曾有组织地进行过抗争，升过国旗，扣押过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他们冲破恐怖威胁，坚定不移地表达了回归祖国的意愿，“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这些冒死也要回归的人，应该说，还是“最可爱的人”。
遣返美二十四师师长迪安
迪安在朝战早期为人民军所俘，他官至少将，是战俘营中军阶最高的，放在交换战俘的最后一天遣返，并且是单独用一辆吉普车（其他战俘都是集体用大卡车遣送的）。
那天，王健跟我说，今天咱们也过去走一趟。我俩另乘一辆吉普车，车前插一面大黄旗（中立标志，避开容易产生歧义的红、白两色）随遣俘车队，过了板门店桥，来到美军的接收营。我们的司机很调皮，当军车开到美军营地后，一直向前，直顶到一位身材高大、指挥交通的美军宪兵的胸前，使他不得不倒退了几步。
遣俘军官办理交接手续时，我和王健在对方为我方人员准备的休息帐篷休息。他们的帐篷有木地板、行军床、铝质折叠椅等。他们的士兵冬天的卧具是用防水布套着的鸭绒“北极睡袋”，可在雪地上使用。说他们是少爷兵，一点不错。
我们的俘管人员在碧潼时，曾问过一些美俘，一旦被释放回去作何打算，答称：还去当兵。对于这些历经险恶、死里逃生者的回答，我方人员感到十分错愕，难道不怕再蹈“九死一生”的覆辙？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美国，从军算是青年人一个不错的出路。他们对于被俘者，并非一律视为变节不忠。只要不是主动投降、没有告密和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如负伤失去抵抗力或被包围无法反抗），被俘后工资照发，军龄照算，退役后升学、就业等种种优惠，一律照旧，因为你为国尽力了。这也是迪安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并被授予“终身少将”荣誉的原因。
无独有偶，我曾见到印度的一名准将，调来任中立国委员，履新前散发了一份新闻公报，他的履历中竟有“1944年在X处被日军俘虏”的字样，我当时很惊讶。像这种我们掩饰尚恐不及的“丑事”，他们竟堂而皇之地公之于众，想其中自有他们的道理。在他们看来，那种经历，并不是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而只是一段历史史实，无需隐瞒。
我所领略的首长风采
彭老总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志政有些重要电报必须经他签发。我得用32开电报稿纸（一般只用64开的）用大字抄写送到他的秘书那里，不可能亲见老总。
但有一次，我与彭老总邂逅在防空洞里。彭老总的洞有一个后洞口，与我住的洞洞口同在一个小山坳，相距不远。一天午后，我出洞口透气，正好彭老总一人出来散步。他见到我就招呼我过去，问：小鬼，你是谁？我说我是杜平的秘书，叫方虹。他说：怎么没见过你？我说：首长忙。然后他让我跟他坐到一条长凳上，问了问我的情况，聊了一会儿。他说，在旧社会，地主老财放高利贷剥削穷人，我当时当团长，一个月挣200块大洋，无息借钱给穷人，他们不敢把我怎样……一位总司令和一个无名小卒就这样在一起拉家常，平易近人，令人难忘。彭老总表情一般比较严肃，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许多高级干部在他面前都是不苟言笑，比较谨慎的。
1951年国内开展“三打一反”运动，志直机关也召开了相应的动员会。彭老总作动员报告时说，我每天抽一包烟，一年下来要花国家许多钱，从现在起，我把烟戒掉，为国家节省一点开销。当时我想，一个总司令抽一包烟算什么浪费？但彭老总在朝鲜战场前线，仍一丝不苟地贯彻中央的决定，以身作则，其对党的忠诚，昭如日月！彭老总的耿直清廉、严于律己，在八路军中早负盛名，受到广大军民的一致敬重。
当时国内各地不断送来一些慰问品，其中有些较好的食品。他吩咐办公室杨逢安主任把那些好吃的东西留着，待开党委扩大会、下面的同志来开会时再吃。逢年过节，金日成总会礼貌性地送一些苹果等特产慰问老总。他总是让办公室分给作战处和机要处的同志，说打仗时他们最辛苦。彭老总的洞口，总有卫兵站岗。有时他出来透风，会给警卫战士胸前一拳，说：“小伙子，怎么样？”有时会把手伸到战士的大头棉鞋里，问：“冷不冷？”如此关怀部属、爱兵亲民的统帅，怎能不百战百胜？
邓华是一名战将，革命战争时期威名远扬。大家一定以为他是个威武壮伟的大汉，其实不然。他体态清瘦，个子一般，常披一件棉军大衣，说话轻声细语，连看电稿都喜欢蝇头小楷，十分文雅，完全是一派儒将风度。
洪学智身材魁梧高大，性格外向开朗，说话声音高而洪亮。一次，他和彭老总下象棋赢了，出来在过道里扬着手大声说道：“哈哈，今天我把老总杀得狼狈大败！”其得意之状溢于言表。彭老总回应道：“来，咱们再来一盘。”他答：“不来了，今天赢了不来了。”他也常跟杜平开玩笑。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首长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情怀和童稚般的纯真，也可见他们革命情谊之深。
洪学智是我见到在彭老总面前最放松、最张扬的一位将军。志愿军入朝作战，除柴火和水之外，一切均靠国内供应，这是我们打仗几十年从未遇到过的困境。洪学智作为后勤司令，利用朝鲜众多的铁路隧道，保证了百万大军的弹药、粮草、被服供应，其功至伟。
解方出身于东北军，具有标准的军人气质。作为参谋长，他工作极其细致认真，对部属要求十分严格。每次战役，他都日夜守候在作战室圆满地完成参谋业务，深得彭老总的好评。彭老总有时戏称他“解放同志”。
我在甘泗淇身边工作近一年，得以和他与夫人李贞近距离交往。甘早年曾在苏联留学（据说他的名字即为俄语音译），因此他能与驻志司的苏联顾问用俄语交谈，不过听起来，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总浮着笑容。有时他高兴了，会用双臂把我搂住，笑嘻嘻地说：“方方，今天怎么样？”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孩子。其和蔼亲切之情，使我感到格外温暖。李贞大脸庞，头发浓密，盘结脑后，身材高挑挺拔，将军气概十足。她曾告诉我，她原是个童养媳，为反对封建压迫而参加了红军。由于长期处于艰苦动荡的环境，身体不好，不能生育。据说，为此她曾向甘泗淇提出离婚建议，甘回答说：“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这真是一对伟大的革命伴侣，坚贞的将军伉俪。
陈赓来志司后，我只跟他的秘书打过交道。陈赓宽额大脸，有络腮胡，常带弥勒佛似的笑容，戴一副金丝眼镜，显得十分斯文。一次观看人民军协奏团的慰问演出，他坐在前排。演出结束时，他带头鼓掌并用朝鲜语高声赞扬道：“操氏米达（好）！”其开朗、乐观、潇洒的性格，显露无遗。
我的直系首长是杜平，我在他身边工作、生活了好几年。他在我面前较严肃，我对他十分尊重，工作中也仔细谨慎，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却很少涉及工作之外的事。只在我1954年初最后离开他、回北京前，他跟我作了一次长谈，给予我评价和鼓励。杜平是中学生出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离开他后，我因遭遇变故而未再跟他联系。可惜当初未曾向他讨一幅墨宝留念，仅存一封他托人从开城带回志政给我的信。
我在这里写了些首长们鲜为人知、细小琐碎，但充满人性和生活气息的细节，只是想让他们的形象更丰满生动，更有立体感。他们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军事家，也是大写的“人”！
作者简介：方虹，1927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市。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次年在校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入朝任志愿军政治部机要秘书。回国后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干部部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山西临县一中任教，1978年获平反。1981年调贺昌中学任副校长，1985年调今吕梁学院任政教系主任，1991年离休。
来源：《党史文汇》2019年01期 方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