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阅兵庆祝胜利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笔战争赔款，总额达4.5亿两白银，当时中国的人口恰好是4.5亿，所以一直以来都有个说法，认为这是列强按中国“人均一两”的标准确定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赔偿额的确定是反复“精算”和谋划的结果。
一、八国联军招来14家“债主”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等8个国家组成联军以武力侵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仓皇逃往西安，为保住权位，慈禧太后命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与列强进行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来到已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被列强安排在东城区金鱼胡同的贤良寺居住。此时的北京，名义上归大清国管辖的地方只有2处，一处是这里，一处是奕劻的庆亲王府。
各国驻华公使不断开会，商讨如何向清政府要价，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有的提出必须惩办所谓“祸首”，也就是那些仇洋的中国官员，有的提出在北京设立一支永久性的驻军，有的提出必须让清政府拆除大沽炮台，并在天津至北京间设立多处军事据点。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提出，必须让清政府狠狠地赔上一笔，赔得越多越好，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很直白地说：“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
当时出兵的是8个国家，但讨论赔款时却一下子来了14个国家的代表，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等6个国家声称自己也有人员和财产损失，是“受害国”，也要求赔偿。
二、大清国的“偿付能力”
这时候的清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与列强讨价还价的能力，慈禧太后指示李鸿章尽快与列强达成协议，以便“圣驾”能够返京。重新获得慈禧太后信任的军机大臣荣禄更直言不讳地电告李鸿章，和谈要把握的唯一原则就是不能追究慈禧太后的责任，也不能让慈禧太后交权归政，除了这些其他的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
列强完全可以来个“狮子大张口”，反正要多少清政府就得答应多少，但这也取决于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清政府的赔偿能力。
关于这一点，英、法等国最清楚，因为他们不止一次跟清朝政府有过这方面的交易，知道数额太大并不切实际，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英国公使最初表达了他的政府的意见，认为所提出的要求不应该超过合理的数目。”
但德、俄等国不这么认为，他们提出可以让清政府去贷款，但这项建议又遭到了英、法、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最重要几家外国银行和财团不是英国的就是法国、美国的，他们不傻，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说，就是“以我们的财政信用来担保总数如此之大，而属于我们的一份如此之小的一笔款项”。
英国提出了“分期摊还”的方案，先定总额，之后分摊到各年，让清政府慢慢还，但该方案又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刚刚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为此要向日本赔偿2.3亿两，这笔钱还没有还完，日本担心新的赔款方案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争来争去，英国提出的方案占了上风，因为这照顾了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既可以保证清政府有还款的能力，又能保证从清政府那里获得最多的赔款。
三、谁泄露了大清国的“家底”
确定了赔款的方式，下面就是确定赔偿数额了，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太多清政府一样拿不出来，而要少了又“便宜”了中国人。
简单地说应该是以下公式：清政府的赔款总额=清政府财政每年可以分摊的赔款数×分摊年限。年限好确定，当然越长越好，关键在于清政府的财政每年还能拿出多少钱用于赔款。
这有些不太好确定，因为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水平一向混乱，户部等主管部门又去了西安，而即使有中国人提供的资料，列强也未必放心。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列强们一致决定不用着急，坐下来慢慢算账。
各国公使反复与清朝负责谈判官员进行磋商，据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杨文骏记载，仅他参加的此会谈就多达14次，每次开会都有三四个钟头，各国公使问得很细，重点问清政府的财政里哪些科目还能挤出钱来、能挤出多少，一笔一笔地算，特别怕给中国人遗漏点儿什么。
这时北京及周边地区都在列强占领之下，各国也不着急，着急的倒是清政府，恨不得列强们马上报个数来，自己照单全收。但列强这一回倒是很“认真”，不把账弄清楚不结束，然而一笔笔地算下去总归是个乱账，没有专业人士参与无法定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赫德的介入起到了关键作用。
罗伯特·赫德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王后学院，19岁来华，先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后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加入中国海关，历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同治三年（1864年）被清政府加按察使衔，正三品。
赫德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大学刚毕业就从英国到了中国，成为英国政府驻外机构公务员，后来自己砸了“铁饭碗”，跑到中国的事业单位去打工，是外籍雇员，再后来被清政府聘任为该单位的主管，享受高级公务员待遇。
赫德不仅是清政府海关的总负责人，而且是个有心人，平时注意搜集清政府经济、财政方面的信息，对有关情况一清二楚。为了确定各国关切的赔款数额问题，他一连撰写了4份报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测算。
赫德首先通报了他所掌握的清政府的“家底”，据他提供的确切数字，清政府最新财年的岁入是8820万两，而岁出是10112万两，在岁出中有2400万两是“借款开支”，即偿还之前的赔款和借款，其他费用都属于基本支出，已减无可减，清政府的财政面临了严重的赤字，且没有任何现金储备。
四、列强惊呼“太够本了”
赫德的报告让各国空欢喜一场，敢情没钱可赔了？
赫德说，先别急，还有别的办法。根据赫德的测算，清政府每年的实际税收不到1亿两，4亿多人口每人每年仅负担2钱多一点儿，这个税负水平比一般国家都要低，甚至比日本还低，中国可以增税，但数额要进行限制，赫德说：“通过增税办法来增加的赔款开支，每年不应超过2000万两，也就是说应当尽可能地低于这个数目而不能再多。”
赫德建议，清政府可以通过向百姓增税来额外获得一笔税款，按照当时的水平，这笔钱只要不超过2000万两中国就可以承受，用这笔钱专门来偿付新的战争赔款。
问题是，加什么税呢？赫德不同意增加关税，不仅因为他担任着清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增加关税等于给自己找麻烦，而且关税已作为之前种种借款的抵押，不能再拿来作担保了。
赫德建议从田赋、厘金和盐税中想办法，其中的重点是盐税，赫德提出：“如果指定盐课盐厘等等作为新赔款担保，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的现行管理盐厘办法，推广到全部盐政收入。”
在大清的官场上赫德是个风云人物，清朝官员普遍认为赫德能力很强，尤其在税务建设方面是中国人远不能及的。恭亲王奕言斤常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李鸿章、郭嵩焘等洋务派对赫德给予赞誉，慈禧太后对他也较满意，亲自接见。赫德作为清政府聘用的官员，理应维护中国的利益，但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国家的一边。
对于这一点赫德本人并不隐瞒，郭嵩焘曾跟赫德有过一次对话，郭嵩焘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答：“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郭嵩焘又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是英国人也。”
在赫德提供的4份报告里附有详细的数据和计算方法，在他一步步推导下，最终的赔款数字被锁定为4.5亿两，这笔钱分39年付清，期间每年按4.5%收取利息。这笔巨款分给了14个国家，几乎所有国家对于所获得的赔款数都感到满意，因为这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所谓损失，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美国不是八国联军的主力，原来打算只要能分100万两就够了，结果分得了3200万两。正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而苦于没有资金的俄国分得1.3亿两，俄国外长拉姆斯道夫掩饰不住内心兴奋地说这是该国“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李鸿章与外国使节
五、大清国从此再无振兴的可能
庚子赔款的协议达成已是1901年9月的事了，距李鸿章到北京与各国谈判已近一年，这一年都在谈判，谈得最多的就是赔款问题，为了确定最终的数字，列强几乎替清政府算了一年的账。
所以庚子赔款绝不是列强按中国“人均一两”而拍头脑给出的，“4.5亿两”和“4.5亿人”只是巧合，但“人均一两”的说法在当时就广泛流传，如1910年12月份的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报道袁世凯的文章里就持这种的观点。
4.5亿两也不是中国所最终承担的数额，因为分期摊还每年都有利息支出，算下来本息合计98223万两，开始的几年平均每年约分摊1800—2000万两，这与赫德测算的每年新增2000万两税收相吻合。
从1902年起，中国人要拿出相当于协议签订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约四分之一的钱支付战争赔款，这笔钱通过加税的方式最终将分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中国要用几代人的辛勤劳动去偿还这笔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起色，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由之前每年3000多万两突破了1亿两大关，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少中国人为之振奋，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已经开始了。
然而庚子赔款又在经济上彻底打垮了清政府，《南京条约》的赔款是2100万银元，大约是清政府当时年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赔款不足这个水平，如果说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尚能勉强承受，那么墨迹未干的《马关条约》的2.3亿两和此次庚子赔款的4.5亿两，再加上沉重的利息负担，将是清政府的财政所完全不能承受的，单从经济上说清政府把现在及未来已经输了个精光，从此再无振兴的可能。
这正是列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通过在北京驻军、在京津沿途设立军事据点，列强把清政府牢牢控制了起来，使之成为替自己“收钱”的代理人，不仅振兴成为空谈，而且中国也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这就是列强们为什么要花一年时间去算账的原因。
作者：瞭望智库特约历史观察员
来源：《文史天地》2017年02 陈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