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周光召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他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风雨几十年后，作为经历过“两弹一星”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家，周光召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用三个字做了概括：平常心。“我想应该有一种平常心。当有事情要我来做时，就尽自己的力量一定把它做好”。他认为，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确实需要某种机遇，但关键还在于个人努力。
研究成果震动杜布纳
提起当年在苏联莫斯科郊外杜布纳的经历，周光召回忆说：“那段经历确实让我终生难忘。因为当时我们比苏联落后许多，要改变人家的看法，让人家看得起，就必须要努力。”
作为著名学者，周光召从青年时代便养成了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迷信权威与已有研究结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那时，各国科学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外国教授介绍了自己关于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周光召却阐述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面对国外权威的疑惑与不屑，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他认真而踏实地研究了3个月，一步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又写成了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当时就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赝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一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莫斯科杜布纳研究所时，向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问起周光召，这位院士佩服地赞叹说：“噢，周光召，他的研究震动了杜布纳！
隐名埋姓19年
1959年9月，当周光召得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消息时，他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周光召坚定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时刻准备放弃手头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不管回国做什么。
1960年，国内研制原子弹工作遇到了难题。这时，邓稼先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光召带到了攻关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1961年2月，周光召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他与邓稼先、彭桓武等人一起全身心投入到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之中，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19年隐姓埋名的国防科研生涯。而此时的国际学术界则流传着他从苏联回国时因飞机爆炸遇难的消息。
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再次显示出了杰出的物理才华。
在原子弹设计初期，因受到当时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理论高度保密的制约，设计上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介绍情况时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让大家确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于资料上的误记。
在理论攻关阶段，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中有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的原理有着重要作用，但年轻人的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误差竟达一倍以上。他们已经连续计算了八次，每计算一次不知要付出多少复杂而艰辛的劳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在第九次计算结束不久，周光召从国外回来了。他仔细看了年轻人先后九次计算的一叠厚厚的手稿，认为先前的计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是需要有科学的论证。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入手，在理论上证明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数学家周毓麟等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最后又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104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计算，从而证明其结果完全正确。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而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于是他仅凭着记忆对早期工作进行了重新演算，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随即，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后来，每当谈及自己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周光召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每个人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没有出问题，就表示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像一个小学生那样从头学起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周光召开始将科研方向逐渐转向粒子物理领域，并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得了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79年8月，周光召重新回到了理论研究领域。
1980年春，海内外物理学家盼望已久的广州粒子物理研讨会召开了。当出席会议的海内外科学家举行见面会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来自海外的华裔科学家自豪地介绍説：“这位就是周光召教授，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中的佼佼者！”钱三强话音刚落，李政道立即补充说：“不，钱教授，他在我们当中也是佼佼者！”
李政道对周光召的赞誉并非溢美之词。早在50年代末周光召在苏联从事物理研究时，他的科研成果便引起了李政道的密切关注。60年代欧洲核子研究中心邀请的第一位科学家便是周光召；1964年在美国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年会首次邀请的两位中国学者其中一位便是周光召。杨振宁和李政道一直关注着周光召，当他们第一次重返中国大陆时，其中—个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见一见这位久闻其名而未能谋面的同行，后来大家一见如故，真的成为了挚友。
此后不久，周光召应邀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当时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研讨会，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如此隆重地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当时的美国物理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周光召后来在谈及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重返理论物理研究前沿的时候，曾把自己比作是小学生，他说：“那期间，我就是想利用美国信息比较畅通的优越条件，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再从头学起。”
在美国期间，周光召不仅使研究水平达到了世界前沿的标准，而且还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二是帮助中国物理学会恢复了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在完成了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以后，周光召又来到了西欧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钟情于学术的他好像又回到了生机勃勃的青年时期。当时他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想带一批学生，让这个“科学前沿”也能在中国搞上去。
但是就在他开始新的学术征程之时，从国内连续发来了多次电报要他回国。起初他还以访问尚未结束为由，希望延期回去，但后来大使馆的参赞也催他尽早回国。
回国后，周光召才得知自己已被选为了党的十二大的代表。此后，周光召先后连续担任了10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10年的中国科协主席，并先后被选为国际物理联合会主席、太平洋科学协会主席。1993年，他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又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面对众多荣誉，周光召平静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它表明中国科学家所付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11期 孟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