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平静地走了。和煦的阳光给初冬乍临的寒潮带来了一丝暖意，却留不住他的离去。作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承载着太多的意义，在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他留下了宝贵的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
求学岁月 不仅仅是获得知识
20世纪2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位于北京城宣武区，南邻的陶然亭则是一片荒野。当时的校长、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还选修了德语……他多次回忆说，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钱学森远渡重洋，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先是尊敬的老师后是亲密合作者冯·卡门教授的情谊。
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在讨论班里，不仅仅是获得知识，简直是享受。”钱学森多次回忆说。
钱学森很快显示出“比别人高出一大截”的能力。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钱学森开展了高速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声名鹊起 工程控制论诞生了
1954年，一本名为《工程控制论》的学术著作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这本书甫一问世，就赢得了国际声誉，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软禁期间，他五年磨一剑，开辟了研究的全新领域，并获得了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成功。
多年后，回忆《工程控制论》的写作与付梓，钱学森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学科。”
钱学森从事的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喷气和火箭推进器等航天领域科学研究，与美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正如美国军事当局所说：“他随时都值三五个师的兵力。”因此，在1950年，正当美国政府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钱学森被拘留两周，保释之后，又遭受美国政府长达5年的软禁，回国阻力重重。就在1950年至1955年受特务监视期间，为了分散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钱学森决定从事远离军事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研究。
作为世界级的导弹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很自然地把关注目光转移到一门新兴学科——控制论。
他很快发现，不仅在火箭技术领域，在整个工程技术的范围内，几乎到处都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或被操纵的系统，而且事实上，有关系统控制的技术已经有了多方面的发展。摆在钱学森面前的任务是：要以更广阔的眼界，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有关问题。也就是说，用一种统观全局的方法，来充分了解和发挥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新技术的潜在力量，从而可以更有效地用新方法解决旧问题，并且可以解释新问题的前景。
就这样，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从导弹制导控制悄悄进入到控制范畴，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转变成一个控制论学家。而《工程控制论》的出版，则标志着钱学森已从力学跨界到系统学界。于是，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诞生了。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冯·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冯·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坎坷归国 用11个美国人换回
在美国生活期间，几次有人问钱学森是否存了保险金，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然而，归途，竟是那么坎坷。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不能放他回去！”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美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起来。
在被拘禁期间，面对检察官的指责，钱学森毅然作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钱学森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作为让步条件，中国政府释放了美国11名军事人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有人评价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缩短了20年。
重大贡献 自行设计导弹成功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不久，就投入到中国导弹研制的工作中。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个报告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这个意见随即被中央采纳。不久，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钱学森于1956年10月出任院长。
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它的难度不仅仅在技术层面，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的特殊环境下。1957年，新中国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五院，参加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不仅对年轻的学生，导弹研制对于全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五院惟一见过真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导弹概论》一课，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而国际政治背景也带来了利好。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并派出专家来华指导。“到1958年，仿制路线走到一半，钱院长就和大家开始酝酿自行设计导弹并开始论证。”学生钱振业回忆说，到了1960年，经过对两个方案深入论证，计划在仿制基础上再提高，自行设计1200至15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虽然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但那只是苏式导弹的仿制型号。
1964年6月，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全程试射获得成功。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
三次激动 其他功名能辞就辞
“我不敢当，不敢当”，微笑着双手合十，眼睛眯成一条缝——这就是钱学森的标志性语言和动作。
对于荣誉，钱老看得很淡漠。他的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说，钱学森在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时，坦言自己并不激动。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三次激动：第一次是1955年在告别恩师时，冯·卡门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第二次是1959年，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这三次激动，都让钱学森彻夜难眠。
钱学森对一切功名利禄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能辞则辞，一辞再辞：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学森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以便他能全力以赴处理我国重大科技问题。
——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拒绝，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到晚年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职务。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
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总顾问、高级顾问、名誉主席、名誉会长、名誉院长、名誉校长、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顶层科学家等头衔达30多个。众多名利，在钱学森面前，根本不能形成诱惑，甚至对于理应属于自己的也处之淡然。而对自己从事的科研和教学，他却是非分明，锱铢必较，严谨求实。
1964年，一位远在新疆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指出钱老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惴惴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没几天他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在钱老的积极鼓励之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力学学报》上。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学风如此，人品亦如此。“一个人物可以过时，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涂元季说。
来源：《传承》2009年21期 陈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