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6日上午，北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大家正在聚精会神聆听着黄纬禄院士先进事迹报告。舞台的大屏幕上，一幅幅珍贵的画面再现着黄纬禄生前的音容笑貌，将这位世纪老人的科技人生画卷徐徐展开。
伦敦初识导弹真面目
黄纬禄一生，堪称一部不可复制的传奇。传奇的起点，要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正浓的时候，年少的黄纬禄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去英国留学。在那里，他目击了德国V1、V2导弹轰炸伦敦的一幕幕情景。
所谓V1导弹也就是无人驾驶飞机，其命中率较低，落到伦敦区就算命中了目标。它的发动机声音很大，很远便可听见，燃料燃尽时，发动机即刻停止工作，机体便俯冲下来，落地爆炸。在伦敦，黄纬禄学会听导弹声音来判断自身安全。即听见声音在很远处就不必着慌，若声音过了头顶就绝对安全了，怕就怕声音在正前方不远处骤然停止，导弹很可能会俯冲到自己身旁。黄纬禄就差点丧生在V1的爆炸声里。
英国工厂有条明文规定：实习生可以晚到半小时，即8点半上班。一天，一枚V1就在他晚来的半小时里落在了他实习区的窗外。他一到厂就看见自己的办公室被炸得破损不堪，与他一起的5位英国人，当场死了4位，另一位在送往医院途中死去。看着血淋淋的惨状，他庆幸自己是实习生，更庆幸自己的好运气，但他还是惶恐不安地担心害怕下一枚导弹的来临……
为反击V1，英国很快研制出了喷气机，喷气机伺机在海峡上打掉V1。面对喷气机的威胁，德国纳粹又改用V2。V2就是地地导弹，速度较V1快得多，每小时飞上千公里。V2的命中率也不高，也是打到伦敦区便可。有一天，黄纬禄得知伦敦博物馆里解剖了一枚没有爆炸的V2导弹，专供人们参观。好奇的他当即便去博物馆一睹为快，看到了导弹的真面目。黄纬禄是较早见到导弹的中国人之一，从那时起，他便梦想备受列强欺凌的中国能拥有导弹……
取得“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进步
1947年，黄纬禄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怀着满腔热情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在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两个分院，黄纬禄被调到二分院从事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黄纬禄和他的战友们遵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铁律，开始了共和国导弹研制的征程，从此也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
中国的导弹研制事业起初是一片空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出身的黄纬禄对导弹也是一无所知。身为控制系统组组长，黄纬禄知道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它的精确度左右着导弹的发射过程及目标打击的结果。通过拆卸一个从苏联运来的P-2导弹，黄纬禄明白了什么是控制系统，导弹控制系统所使用的电路，和他以往接触过的电路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然而，黄纬禄要带领一群刚从学校毕业、毫无导弹基础知识的大学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闯出一片天地，并非易事。但他认为，“干什么工作，只要去干、去学，总是可以学到手的。就像爬山一样，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最后，总是可以爬到山顶的”。他把大学时的互帮互助教学法搬到工作岗位上，研究室里拼起几张课桌，放上一块黑板，大家互为老师。身为组长的他更是不敢大意，拼命地学习吸收与导弹相关的知识。
黄纬禄和同事的努力有了回报。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零的突破！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崭新一页！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我国导弹研制试验震惊了世界！黄纬禄和战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让中国导弹事业取得了被外电评论为“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的巨大进步。黄纬禄也逐渐成为一名导弹控制系统专家。
“剜肉补导弹”
1970年3月，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核潜艇配套的新型运载火箭和导弹（固体战略导弹）研制任务正式确定下来。黄纬禄临危受命，担纲我国第一型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他从头学起，一上任就与同事们冒着酷暑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做箭体落水试验……每每遇到具体难题，他从不因自己是总体设计师就不好意思向手下的同志去请教，每当遇到难处时，他总是自觉地放下架子到下面去求师解惑。对于那些一知半解的问题，他也不肯草草放过，他总是说，科学来不得半点的虚假。
黄纬禄富有亲和力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他带领年轻的研制团队攻克道道难关，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1982年，是黄纬禄主持研制的新型导弹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的关键一年，他又进入了新的冲刺和拼搏。这年春天，在北京召开总师会议，为潜地导弹发射作最后的技术和组织准备。黄纬禄宛如快接近终点的长跑运动员，迈出了百米冲刺的步伐。为确保发射的万无一失，他日日夜夜带着几度困扰他的胃溃疡病坚守在现场。在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出现便血并伴有发烧，他明知这是长期胃溃疡引起的胃出血，但他还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悄悄地让秘书到医院开了止血药并再三叮嘱秘书要为他“保密”。他强忍着病痛主持会议，直到5天会议开完，他才去医院……
1982年10月12日，这天秋高气爽。我国渤海海域碧波万里，天空湛蓝无云，海面荡着细小的波浪，不似往日狂澜怒吼，显得温顺祥和。在下午的一个顷刻间，潜地导弹如蛟龙腾跃出水面，打破了海面上宁静的画卷，喷吐着白色的云柱直刺高空，云柱如蚕吐丝，越吐越长，在海天之间绘出一幅壮丽的景观……
“成功了!成功了!”海岸上的军民不约而同地雀跃欢呼。这枚发射成功的潜地导弹被人们称为“巨浪一号”。黄纬禄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他说：“我从事导弹研制工作30余年，深知只有祖国强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才会受到尊敬和爱戴，因此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同志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把我国的导弹事业发展得更加宏伟壮丽!”“巨浪一号”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发射试验的成功，使我国拥有了应对核威胁与核讹诈的有效反制手段，让中华民族的脊梁挺得更硬、更直！
我国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的喜讯传遍了全国，而黄纬禄的身体却每况愈下，2个多月的过度操劳，他的体重从128斤一下子降到了106斤。这20多斤的体重消耗，不就是黄纬禄付出的血汗吗？有的同事开玩笑说：“他瘦了，导弹却飞（肥）了，这是剜肉补导弹啊。”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谈到黄纬禄的贡献时说：他是把自己对党和祖国的深厚感情倾注到了事业之中，他的心是紧紧和导弹连在一起的，导弹就是他的生命。
“四共同”原则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几十年来，黄纬禄喜欢用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裴多菲的这首诗鼓舞自己。
惊天动地的事业，默默无闻的征程。黄纬禄身体消瘦，但他攻克科技难题很有胆魄、很有骨气。黄纬禄为人低调，但他却在默默无闻中创造着非凡、彰显着崇高。他常说，一枚火箭凝聚了成千上万人的劳动，一颗螺丝、一根导线、一个焊点，出现一点点毛病，都可能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必须做到最大限度的万无一失。
在处理技术问题时，黄纬禄从不以权威身份轻率拍板，总是深入实际，发扬民主。他常说，科技人员因技术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一方完全有道理、一方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他的工作作风，使科技人员无论自己意见被采纳与否，都心悦诚服。
一次，某型潜地导弹研制遇到了一个问题，虽经过多次改进却无明显收效。紧要关头，黄纬禄决定召开技术分析会。会后，根据他讲话内容总结出“四共同”的原则：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如今，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金科玉律”。
还有一次，某导弹进行飞行试验，在进入发射前5分钟准备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正在山上观察的黄纬禄听到呼叫急速飞奔下山，穿过隧道来到指挥所。此时，离发射时间只有两分钟了！黄纬禄上气不接下气地听了简短汇报后，问了一句：“平台怎么样？”相关负责人回答：“平台没有问题！”黄纬禄沉思片刻，果断地说：“按时发射!”顷刻间，随着一声巨响，导弹腾空而起，飞行正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事后，有人问黄纬禄：“那次发射，你为什么敢那样果断决定？”黄纬禄谦逊地笑着说：“当我得知平台本身没有问题时，我即断定：电压表指针摆动一定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我们这种导弹是十分灵敏的，外部一点轻微的震动都会反映出来，而这些外部干扰在导弹起飞后是不会发生作用的。”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一个人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更为重要。”黄纬禄非常钟爱这句话，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毕生都在坚守的境界。
50多年前，当黄纬禄来到北京西郊一个警卫森严的神秘大院时，他想的是：为发展祖国的导弹事业默默无闻地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可是后来的几十年，他却偏偏出了名：先后荣获“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科学大会奖”；当选为全国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三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院士；1994年8月被评为全国十位杰出科学家，获“求是科技基金奖”百万元；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成绩面前，多考虑别人的贡献；在失败面前，多考虑自己的责任。”黄纬禄对各种奖励总是“退避三舍”。他曾说，我虽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但不是我个人的，航天工程也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
航天系统都知道，黄纬禄重技术，更重人品。“做事要先做人”。他说，一个人的品德好，即使基础差一点，这个任务也可能会完成，但是技术好、品德不好，技术就偏了。
黄纬禄以身作则，依然坚持着在很多人看来有些过时的原则。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黄莉亚是他的忘年交。一次，她有个项目结题，想请黄纬禄做个鉴定。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黄纬禄态度很明确：没看到项目之前不可以写鉴定。看了书面材料后，他决定亲自参加鉴定会，那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因为害怕开会时上厕所不方便，他会前提前一个小时就不喝水，整整一上午，他一直坚持坐在那里认真地听讲。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对于生活，他的要求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黄纬禄有个著名的“出差三条”：只要能走就行，只要有饭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高标准？不考虑也不允许。让他住宾馆？他宁肯住在单位的办公室。他的“让房记”更让许多人觉得老爷子太“傻”了。黄纬禄的房子是1965年住进去的。改革开放后，航天系统想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改善一下住房条件，3次提出让他搬家，从将军楼到部长楼再到院士楼。可他就是不搬，理由很简单：房子够住就行。
70年代初，黄纬禄因工作需要调到另一个研究院，远离住所。当时，他的3个子女，一个在塞北草原牧羊，两个到云南边寨落户，一去便半年多没有音信。儿女奔赴兵团后，体弱多病的老伴又因手术住进了医院，家中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表姐。病床上的老伴拉着他的手坚定地说：“去吧，那儿需要你，家人不怨你。”听到这些话，黄纬禄心里酸酸的。那时新的工作单位地处郊区，交通不便。黄纬禄每天要往返50多公里上下班。后来，条件改善了，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小汽车，然而黄纬禄却用科学家的严谨和固执始终遵循着一条铁的法则：非公外出，不用公车；特殊情况下私人用车，一概交费。
90年代，在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纬禄主动相让。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总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由于黄纬禄态度坚决，航天二院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同志。但经上级研究决定，最后还是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事实上，黄纬禄在多项航天工程研制中发挥了重要领军作用，可面对赞誉和掌声，他打心眼儿里把自己当成一个“兵”。他在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大段地删除文中的溢美之词。他去世后，曾经的同事们依然在履行他的原则。每当记者的提问有拔高之嫌时，他们会立马加以纠正。黄纬禄生前的秘书吕慧英很认真地说：“如果黄老仍然在世，看到记者他肯定是摇摇手：成绩是大家的，我只是起到集体中一员的作用罢了。”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搞导弹研究。”2011年11月23日，带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带着对导弹事业和家人的无限眷恋，黄纬禄走完了自己的导弹人生。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大爱人生，描绘出共和国导弹事业的恢宏画卷，谱写了一曲催人奋进的壮丽凯歌！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17期 王建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