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程开甲很感慨：“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18年11月17日，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逝世。屈指可数的在世“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中，又少了一个名字。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我们需要记起他，了解他，和他们那一代人。
201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程开甲院士双手握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他获得了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这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刻。此前在1999年，他曾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带上这枚奖章时，他已过了80岁。
此前漫长人生岁月，程开甲和与他一起从事“两弹一星”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们一样，是彻彻底底的隐身人、面壁者——隐姓埋名，面对沙漠戈壁，也面对挡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面前的厚厚墙壁。
程开甲他们，在很多年后，终于站在世人面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展现出一个个鲜活完整的人生轨迹。
“程BOOK”
程开甲的名字，是出世前就定好了的。寄托着祖父读书做官希望的“开甲”之名，在家族左盼右盼中，终于被他领了去。
在顽劣和聪慧间摇摆多年，13岁，程开甲入了中学——浙江嘉兴私立秀州中学，是当时一所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美国科学院院士军工专家潘文渊都毕业于这里。也是在这所学校，程开甲萌发了他关于科学的理想。
刚上初中时，程开甲的成绩还不算突出。到初中二年级，情况就变了。程开甲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数学常考100分。他曾回忆说，“大妈每次看到我拿回家的成绩单都很高兴，开学时就痛痛快快把学费给我带上。”
中学图书馆里有很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等中外科学名人传记都被程开甲翻过。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感动了他，他们执着创新和不倦研究的品格也影响了他。也就在那时，程开甲有了长大当科学家的理想。
程开甲自认为不算聪明，班上有同学成绩比他好，但他相信勤奋的力量。读完中学课本，就预读大学课程，开始钻研微积分，甚至还找来美国原版课本，在熄灯后，就坐到楼梯口灯下，有时候甚至在厕所灯下读书。
在程开甲有奇思妙想的时候，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姚广均，会鼓励他“再动动脑筋”，这让本来就敢想别人没想过的事情的程开甲，更多了几分坚持。
就是在这样宽厚和充满鼓励氛围的学校里，程开甲成长了起来。
1937年7月，程开甲高三毕业。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复习准备考大学。当时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这时，“七七事变”发生了。
虽然两个学校都录取了，但因为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公费生”三个字，程开甲选择了这所大学。但他没想到，他也同时选择了一段不断流亡的大学时光。
刚上浙大，抗战开始，程开甲随着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一年级时，新生100多人，在西天目山的禅源寺上课。第一学期还未完，上海沦陷，日本人入侵南京，于是浙大集中到建德，再迁到江西吉安，开始流亡。1938年，学校再迁往泰和，到1939年初，又迁到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
狂轰乱炸没有让他们屈服。程开甲和同学们就在时常有空袭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学习，坚持实验。
物理系在浙大，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系。除了束星北教授，还有王淦昌、何增禄等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是因为一批勇于探索、献身科学和教学的中流砥柱，使得浙大在内迁的困难条件下，物理系能坚持开展教学和学术活动。
“我很幸运，一入大学就遇到学界一流的老师。他们不仅学识渊博、学术过硬，在为人、做学问等方面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我打下了坚实基础，学到了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的精神。”程开甲在口述自传中这样说道。
这些教授们还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引导他们开阔知识领域。程开甲选修了数学系的课。大学三年级，他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函数论课，很受启发，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文章后被苏联斯米尔诺夫著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多年后，苏步青见到程开甲还对人说：“程开甲了不起！”
也正是因为流亡中求学的痛苦经历，浙大师生对日本侵略者特别憎恨。大学二年级时，程开甲听了竺可桢校长的演讲，他说：“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程开甲就照着去做，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学习特别刻苦，经常在桐油灯底下学习，灯油钱都要比别人多好几倍。
为了省油，程开甲把桐油灯灯芯拨得很小，经常在昏暗灯光下读书。一天，一个同学跟程开甲打赌，“老兄，你要有本事，能白天黑夜连着看书不睡觉，晚上的灯油钱我出。”年轻气盛加上机不可失，程开甲接受了赌局。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直看书、计算。赌局之后，程开甲有了“程BOOK”的绰号。
学术生涯起步
大学毕业留校多年后，程开甲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他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研究方向，指定去往爱丁堡大学，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斯･玻恩的学生。
留学英国之初，程开甲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他开始研究超导。
1946年，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两次超导实验讲座，使程开甲对超导产生了兴趣。程开甲将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发现了超导元素的分布规律。玻恩看到他画的图，觉得有道理，便鼓励他做下去。在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完成了3篇超导研究论文，先后单独或与玻恩合作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他与玻恩共同建立的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模型，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系统开展超导双带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留学期间，在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上，程开甲与导师玻恩合作的论文由他宣读，结果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发生争论——海森堡是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程开甲不卑不亢，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师兄展开了唇枪舌战。总之，那时他20多岁，已经成功跻身于现代物理学核心圈，但他似乎并没有打算留下来，走最“正常”那条路。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玻恩推荐他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实际还是跟玻恩一起做研究，年薪750磅，当时着实算很高了。
毕业后第一次领薪水，程开甲就去商店给妻子选购皮大衣。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的时候，老板蔑视地打量他，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还打电话给银行查询，直到银行告诉他程开甲是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
还有一些身在国外别的经历，比如租房遇到困难、在电车上被用双关语讽刺，都让程开甲更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在国外就总被人瞧不起。玻恩曾两次提出要程开甲把家眷接到英国去，他没答应。
1949年4月，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程开甲深受触动。这件事情像一把火，在他胸中燃烧，他知道：中国有希望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来到了！
当年，程开甲决定回国。在他的行囊中，除了给夫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什么吃的都没买。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回国工作的需要，他决定多买些专业书籍带回去。回国前的一段时间，他跑图书馆、跑书店，尽量收集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资料。他意识到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很多知识和资料在国内都很需要。后来，果真都用上了。
离开的那天，玻恩到火车站送了程开甲。从感情上，他完全理解老师为什么希望他留在英国。从个人学术发展来说，他也想继续与老师合作。但想到祖国的需要，程开甲又觉得，不用再考虑。他对玻恩说：“对不起，我走了……”玻恩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程开甲，什么都不用说。
几十年后，有人问程开甲，对当初的决定怎样想？对这个问题，他离开英国时，想得不多。但回国后，尤其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程开甲很感慨：“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秘密使命
回国后，程开甲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去往南京大学。后来程开甲在南京大学创建了金属物理教研组，开了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等多门课程，后又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不断提升教学业务技能和科研能力，直到1960年夏的一天。
当时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条，要他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报到，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程开甲也没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他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询问过后，几圈电话下来，他们让程开甲到城北某地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
到了所里，吴际霖所长跟程开甲说：“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与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先两边兼着。”实际上，自那之后，程开甲回学校工作也只有一次。1961年，他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的研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程开甲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程开甲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更重要的这是国家的需要。
研究所里，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所以也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即使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提出的可能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会被激发出来。
那段时间，程开甲没日没夜地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会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公式帮助思考。
后来，程开甲还听别人说起过他的笑话。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窗口卖饭的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卖饭师傅莫名其妙。邓稼先排在程开甲后面，提醒他说：“程教授，这里是饭堂！”
经过半年努力，程开甲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即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拿到结果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1961年下半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陆续展开，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经突破和掌握。正当程开甲他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下马”之争。后来毛主席下定决心，结束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
1963年7月12日，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程开甲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兼任九院副院长，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才免去九院副院长职务。
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建所初期，没有自己的办公和试验地点，开始时，在总参谋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半年后，搬到通县仓库。程开甲仍住在二机部九所宿舍，每天来回跑。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后，研究所搬至新疆红山。
程开甲抓核试验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方案。最初，工作很难，主要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过程，仅有的信息是以往苏联专家的片段谈话和1958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公开出版的《爆炸波》一书。苏联专家撤走时曾有人扬言：“就是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弄不响。”
事实当然是相反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国防部长曾说：中国在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但从无到有，中国只用了几个月。
而且这个效率，还是在资源供给极其不充足的情况下的结果。
当时在新疆，条件有多艰苦？沙丘绵延、凄凉荒寂。沙尘暴一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所有工作人员住的都是帐篷，冬冷夏热，夏天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度，且基地内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帐篷里俨然就是蒸笼。然而一到冬天帐篷内外都是零下20多度，像个冰窖。
这么差的条件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在一次核试验前，程开甲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负责照顾他的勤务员一个晚上把饭给他热了4次，他都来不及吃。
一直到了天快亮，他要睡觉了，结果掀开被子，突然滚出两个苹果，他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还没吃饭，于是拿起苹果就开始啃。结果苹果没吃完，他竟然又睡着了。后来刮起风沙，等他醒来的时候，嘴里含着没吃完的苹果，还有一层厚厚的细沙。
这种辛苦，除了基地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更多人知道。对别人而言，程开甲一消失就是20年。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及时作出重要批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二机部九院随即调集力量，加快氢弹研究步伐……
戈壁20多年奋战，程开甲更知道团队的意义。他曾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虽然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与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八千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
纯粹背后的力量
张蕴钰将军曾深情地说：“你们写程开甲，一定要写写他的夫人。程开甲是个纯粹的科学家，除了他的科学研究，什么都不会。他的夫人好得很，没有她，程开甲就不是现在的程开甲。”
程开甲也曾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珊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她做什么。”高耀珊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两人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珊肩上。
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每个人还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保密条令。
1961年，程开甲计算出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之后，压力、劳累加上饥饿，他大病一场，二机部同意他回南京家中养病，没有什么文化的高耀珊对丈夫病因的判断是“累的”。当时正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为了给他补身体，高耀珊想尽办法去买高价的鸡，把鸡肉炒丝、鸡骨煲汤、鸡皮剁碎包馄饨，舍不得给孩子吃一口，全给丈夫一个人吃。她告诉孩子们：“爸爸比我们重要。”为了增强程开甲的体质，高耀珊每天陪他从家中出发到中山陵走一个来回。为了早日康复，重返岗位，程开甲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打太极拳，还下决心把抽了20多年的烟戒掉了。几个月后，身体有所好转，他便告别妻儿重返工作岗位。
随丈夫进京后，高耀珊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管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珊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戈壁滩，来到丈夫的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这是基地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搞好后勤供应而组建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蔬菜，有时也装卸部队搞基建用的砖头什么的，全是重体力劳动。
长年在室外劳作，强紫外线照射把高耀珊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在她的世界里，丈夫就是她的天，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
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不去打扰他，而他自然“自得其乐”。他可以不闻不问家中所有大小事，甚至家中的突发情况：上世纪60年代，一次高耀珊在北京跌伤住院不能动了，不让告诉他，在基地的他则安心工作，等到妻子痊愈后许久也不清楚；八九十年代，高耀珊心脏病常有发作，有时医生在楼下急救，而程开甲还在楼上投入工作，事后也不知竟然妻子的心脏出现了紧急情况。后来，当程开甲得知了，更感到欠了妻子太多。
上世纪80年代，回到北京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程开甲心情一直不怎么好，下班回家里见到不顺心的事就把气撒在妻子身上，晚上无法入睡。他是在思念奋斗了20多年的核试验场区。
高耀珊也在思念戈壁滩。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时，她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却千里迢迢从红山带回一株葡萄树，栽种在北京的家门口。
来源：《民主与科学》2019年01期 王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