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彭桓武， 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1915年10月6日，吉林省长春县，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人们很难想象，这个看上去并不怎么强壮、甚至有些沉默寡言的小男孩，将走出冰天雪地的东北，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彭桓武，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原子能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作为中国理论物理学、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固体和统计物理、原子核物理和加速器理论以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和研究工作。他领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然而，在无数的光环之下，彭桓武却仍保持着最初的简单朴素与云淡风轻。他的毕生至交、中科院院士钱三强这样评价他：“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回国，不需要理由！”
193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彭桓武，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留学，并在此后很快展露出物理学方面的天赋。在海外期间，他与哈密特、海特勒合作的成果“HHP”理论曾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国际物理界公认的介子理论。
他的导师、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曾向爱因斯坦称赞他的爱徒：“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似乎他无所不懂，甚至反过来他还教我。”“他永远朝气蓬勃，乐观向上。”
然而，到了1947年，在国外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彭桓武，却作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选择。当年夏天，他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的聘书。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西部边疆，辞别英伦，辗转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在云南大学当起了物理老师。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另外主持了一个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当时，他与好友顾建中教授常常深夜结伴去昆明正义路吃些点心充饥，而后再折回实验室准备第二天学生的课程实验，直至天色蒙蒙发亮。
然而，当时的中国风雨飘摇。1948年，昆明发生了“7·15”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大批国民党特警进入云大，中断正常教学秩序，镇压学生运动，更有大批仪器设备遭到破坏。
这让彭桓武悲愤难平。彼时的昆明，彼时的云南大学，已成为动乱政局的漩涡中心，再难宁静致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彭桓武决定北上北平解放区，再展拳脚。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
多年以后，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
彭桓武的一片赤子之心，在新中国终于得偿所愿。他承担起教书育人、为日后核物理研究工作储备人才的光荣任务。
在清华大学，彭桓武任物理系教授，先后开设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及数学物理方法等课，并招收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了黄祖洽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1952—1955年，彭桓武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并指导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周光召和严肃。彭桓武指导研究生研究的课题在当时走在了国际前列。周光召与黄祖洽研究生毕业后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学生严肃在高校任教，其翻译的朗道与栗弗席兹的《量子力学》已再版6次。
他经常教育学生：“做研究要把眼光放开，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要局限在一点；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把它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果，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才有可靠性。”
1962年9月—1964年6月，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01系讲授流体力学，并指导毕业班的补充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原理之外，进一步接触到实际问题的解决途径。
在中科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眼中，就新中国的理论物理事业而言，彭桓武是第一人，从队伍的培养组织到基地建设，都是由彭桓武起头的。
“只要看到国家有需要，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定义无反顾地去做。彭先生是我国核物理理论、中子物理理论以及核爆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奠基人，差不多所有这方面的后来工作者，都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学生。”周光召说，“彭先生是新中国理论物理发展的第一人，是这个方面没有争议的创始人或领导者。”
彭桓武对物理的热爱持续了一生，年近九旬时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物理学的基本问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在1998年出版的《理论物理基础》一书中，彭桓武向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周培源教授交了一份沉甸甸的“作业”。
“这是在还债。”他说，“做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时没有发表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欠了周老的债。”那段时间，大家总能看到彭桓武伏案工作，旁边摆着一大摞写满公式的算稿，甚至生病住院时也带着，以便随时推演。锲而不舍地工作3年后，彭桓武终于发表论文《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并把基本结果写进了《理论物理基础》，献给老师周培源，实现了“还债”的诺言。
2004年，他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报告的《广义相对论与狄拉克大数论假设的统一》论文发表在《理论物理通讯》杂志上，并提出了可能在宇宙学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设想。2005年6月3日，在彭桓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又作了《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所涉内容仍然是当时物理界的最前沿。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曾这样评价彭桓武：“先生有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强调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倡导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一直坚持开拓创新，到晚年仍不断开创新领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求真务实、思想深远的长者。”
与中科院的不解情缘
1949年的中国，改天换地，在磨难与动荡中生存的科学家，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一天，钱三强找到彭桓武，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
“建立我们自己的物理研究所！这一回，咱们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彭桓武兴奋极了，他感到，自己终于可以施展抱负了。
而后，国家在筹建中国科学院的过程中，根据物理学家们关于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决定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然而，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人才匮乏、经费紧张、设备短缺，建所谈何容易。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建设伊始，钱三强发动大家到旧货市场找零件制造仪器，当时已是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积极响应号召，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认为是小偷，给扣了起来。
就这样，在战火的废墟之上，一个现代化的国立研究所建立了。1952年4月，彭桓武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而后又历任二机部九所副所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1978年5月，彭桓武受命建设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在他开放的建所思想影响下，理论物理所很快就形成了活跃的学术氛围，提倡学科交叉融合，吸引了海内外理论物理界的众多优秀专家来所访问交流。
建所伊始，彭桓武建议不设研究室，而是自由组合，自愿合作。谁有什么想法，到黑板前讲述，由讨论而合作，写完文章就可以另行组合。尽管此后由于管理的需要，研究所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但这种开放民主的氛围却一直保留至今，成为理论物理所精神的精髓之一。
然而，就在理论物理所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之后，彭桓武却向中科院递交了辞呈。这是他在建所之初就许下的约定：理论物理所所长“轮流坐庄”，废除终身制，任期为两年。
在给时任院长卢嘉锡的辞职信中，他这样写道：“这样有利于青年同志的成长与培养，使学术领导有朝气，使后继者胜过前者。”
卸任后，彭桓武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凝聚态物理上。他倡议并推动成立了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理论学术小组，并叮嘱这件事要一直做下去，谁也不许“独霸”，谁也不许“泡汤”。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国物理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会议多年来也在全国各地轮流举办，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两年后，彭桓武再次主动“下岗”，把组长的位置让给了别人。
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理论物理专款”，并成立学术领导小组，彭桓武任首届组长。对于这个有“经费分配权”的位置，他信守自己的原则，也只当一届。
“不断地开辟新的方向，坚持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同时为了加强我国的理论物理，不惜花费精力进行了许多组织和研究工作，而在工作有了基础后，总是悄然引退，把领导职务逐个地移交给更年轻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黄祖洽说，“这就是彭桓武先生献身集体科学事业的一贯作风。”
一枚奖章的故事
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1961年4月初，中央决定调彭桓武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改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工作。正如当初回国时的毅然与坚决，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当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唯一可参考的资料就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桓武面临着选择：他可以把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设计，照抄苏联人给的模型交上去，爆炸成功了就算交差；他亦可以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当成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来做，彻底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原理、物理规律。作为具有极高学术造诣和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彭桓武选择了后者。
“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九所的科研工作，就是在彭桓武这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起步的。
他把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若干重要方面，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课。他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进行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敏锐地意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从1964年年底开始，在彭桓武等的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科技人员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作为学术带头人，彭桓武召集各种讨论会，群策群力，最后形成3个方案。他根据各人不同的研究风格，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别带队，多路探索。一年之后，于敏在上海打开了氢弹的“抽屉”。
彭桓武不但是原子弹、氢弹理论设计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更是核武器科研事业学术民主之风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在研究过程中，彭桓武组织进行了各种学术讨论。无论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著名科学家，没有年龄与资历的界限，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哪怕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会下还是非常团结，互相尊重。优良的学术风气是突破原子弹、氢弹原理的利器，更成为九所代代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4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九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却坚决谢绝，并且说：“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大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奖章，却同时说：“奖章我收下了，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有权来处理它。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随即，他提笔写下了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会正色道，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
这14个字，饱含了彭桓武对核武器事业经验的总结：“不迷信国内或国外的权威，不屈从。主要是靠集体的实践为基础，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让大家吸收并消化，是集体创造成果，使每个人都能发挥积极性，再实践、再创造。当然，集体也有个领导核心，经常研究进展，明确目标分解课题，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协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还要注意到纵深配备。按照‘集体、集体、集集体’的方法去做，成果自然就‘日新、日新、日日新’了。”
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退役后建立的“青海原子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有一个名为“共和国的记忆”展厅，其中第一张巨幅照片就是3位基地科学家领导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的工作合影，下方陈列着彭桓武的亲笔题词：“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也正是凭着这种高尚的集体主义精神，彭桓武把他获得的何梁何利成就奖100万港元全部赠给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发、身体受过伤害或生活困难的默默无闻的30多位同事。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彭桓武即在其列。
2008年6月27日，按照彭桓武的遗嘱，周光召亲手将这枚奖章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了却了老师最后的心愿。
遗嘱执行人、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说：“他自己什么都不留，连骨灰都要撒在祖国的土地上，他爱国的心毫无保留，他希望这枚奖章能激发年轻的一代为祖国发展多作贡献”。
“学生是不能拒绝的”
彭桓武做了一辈子学问，也当了一辈子老师。他对学生的爱护，更是远近闻名。
到了晚年，彭桓武还坚持经常给学生作报告，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以他多年积累的科研经验和人生成长经历为例，讲出自己的看法和对学生的期望。
1994年教师节，彭桓武在理论物理所发表《学生和先生》的讲话时提出：“老师对学生要知人善任，学生对老师要择善而从；老师给学生出题，未必要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否则培养不出好学生；老师不要束缚学生，学生也不要受老师束缚，而是要独立思考，打破框框。”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彭桓武从不因自己留过洋自居，许多听过他讲课的科研人员回忆起当年的感受，常常用“慈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还鼓励学生提问题，在听他的报告时，可以打断他，随时提问。
1951年开始师从彭桓武的周光召，认为3年中不但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从老师的言行中尝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感觉彭桓武“从来没有把学生当作是学生，而是当作朋友”，经常带他到公园散步，请他吃饭，“还要海阔天空地把各种社会上的、科学上的事情，拿来神聊一通”。
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在一次学生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彭桓武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在确定论文评语时，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论文中的一项计算还不够完善，结果意义不大，不必在评语中提及。
不料，彭桓武却表示不同意。他提出，这个计算虽然不够完善，但办法却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别人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最后，彭先生为奖励后进，用沙里淘金、泥中觅珠的良苦用心，说服了大家。”为了学生，彭桓武甚至还有点“六亲不认”。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彭桓武的亲家李淑想去家里看望他，给他打电话。他却说，有几个清华的学生正在他那里，并说这些学生“自己找上门来，要和我聊一上午呢”。
听闻这个消息，李淑担心彭桓武会过于疲劳，没想他却回答道：“学生是不能拒绝的。”
不管是钟情物理的天才少年、意气风发的“清华四杰”、一丝不苟的科学大家、隐姓埋名的“两弹”拓荒人，还是雄才大略的学术领袖、慈父一般的教书先生，甚至是不知疲倦的“老顽童”、深情款款的丈夫……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他充当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历尽铅华，他的那颗把毕生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没有变过。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因病辞世。他的遗体器官捐献给了医院进行医学研究，并将毕生的工资积蓄近50万元捐赠给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他还留下了这样一份亲笔签字、令人动容的《彭桓武遗嘱》：“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骨灰不存任何公墓。骨灰与刘秉娴（彭桓武夫人——编者注）骨灰合并，由遗嘱执行人按遗愿归返自然。‘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国家一级的军事博物馆。书赠理论所图书馆。请注意玻恩签名赠予我的一本AtomicPhysics有纪念意义。上网的电脑及相连的打印机各附件与桌和转椅，应归还理论所，并告知公司停止上网……”
人们说，他什么都没有带走。但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为自己倾心的科学事业，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历久弥笃。
历史将记住这位“默默无闻”的大师——彭桓武！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联合撰文，原载于2015年10月8日《中国科学报》）
来源：《军工文化》2015年11期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