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凌晨，北京上空的一次飞机失事不但让周恩来流下了眼泪，更让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受到重创。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郭永怀在这场事故中壮烈牺牲了。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23名科技工作者颁发了每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表彰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深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在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名字——郭永怀。这颗当年夺目的科技之星不幸过早陨落，而他的功绩和优秀品格却让后人永远怀念。
郭永怀出国留学，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是日本政府签发，于是怒不可遏，毅然放弃出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从小他就聪明伶俐，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1919年，父亲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办的学堂里读书。17岁那年，郭永怀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1929年，郭永怀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1931年7月，转入本科，攻读物理。由于他对光学感兴趣，于1933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做助教兼做研究工作。
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是，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
1939年12月，他们争取到从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的机会。上船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签发，上书“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了船。直到1940年，郭永怀才又得到加拿大学习的机会。
1941年5月，郭永怀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他出色的研究成果令美国专家刮目相看。此后不久，他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郭永怀名声大振，最终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报国之心关不住，郭永怀毅然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1945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郭永怀受聘到康奈尔大学任教，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美国有关部门提出的“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十分坦率地回答道：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为此，他不能进入美国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期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那时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当属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祖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重重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就飞回祖国母亲的怀抱。他在后来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
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在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夫人李佩当时也感到非常可惜，便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在国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给郭永怀的信中，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终于熬到回国的日子，1956年9月的一天，郭永怀夫妻俩早早来到“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上，等待着归航时刻的到来。甲板上人头攒动，此时郭永怀夫妇发现著名学者张文裕夫妇也在这条船上，怀着共同的理想，他们很快熟悉了起来。没想到的是，美国移民局的人突然跃上甲板，气势汹汹地朝这边奔来，指着要查张文裕夫妇的那个舱。郭永怀在甲板上暗暗为张文裕夫妇担心，生怕把他们一家扣下，直到看见特务们离开时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李佩这才暗自庆幸郭永怀烧掉了书稿。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几十年后，李佩对当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年我们过境踏上国土时，首先看到的是穿着灰色制服的边防战士，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醒目，它使我们大家感到既兴奋又温暖。
当郭永怀他们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乎乎的。钱学森在信中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是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回来后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会拼命欢迎的……”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回到北京后，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之后，郭永怀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他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从不休息，经常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甚至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后来被他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整整搜集了3大本自清朝以来的国内外邮票，后来全部送给了国家邮政总局；他还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郭永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能早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
对于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去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投身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当时担任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随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在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动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郭永怀与夫人李佩早年合影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的研究试验中，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砂走石，最低温度可以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郭永怀和许多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青海之间，每次又会增加一次身体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十分明显，就是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为此，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做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当蘑菇云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并为他们设宴庆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关怀，使郭永怀等科学家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中……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对“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于工作繁忙，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进展情况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其实，又何止是试验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到1968年底的8次核试验，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郭永怀的大多数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每当谈及这些时，挂在嘴边上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瞬间，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郭永怀身体瘦弱，长年的劳累使他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他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但他工作起来却精力超人。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了他倾注了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
1968年12月4日，在研制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于是就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然后，他匆忙从研制基地赶往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前来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清醒过来后，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只见他常穿的那件夹克服已被烧焦了大半，而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完整无损地夹在他俩胸前……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顿时流下了眼泪。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
在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这位英雄冲天怒放！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为郭永怀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参加了追悼会……
同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了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0年12月27日，在距郭永怀牺牲32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采写的题为《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的文章，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题图为60年代的郭永怀）
来源：《党史纵览》2012年01期 梁俊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