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在孟州道十字坡识破母夜叉孙二娘的机关, 装醉制服贩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出自《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人民出版社120回本) 。彩绘国画, 戴敦邦绘
《水浒》故事发生在宋代，小说则到明朝大致定型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子。于是小说中所呈现出是社会生活，是从宋到明的一个什锦拼盘。
宋代全国的经济中心就已经转到南方，南方的主要经济作物水稻也一跃升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到明代，《天工开物》里说，“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不过，小麦在北方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攀升。还是《天工开物》，又说对北方各省而言，小麦在主食中的地位，和其他所有粮食作物加起来打个平手。
历史上的宋江，号称“京东贼”（宋代京东路大致包括山东省和苏北、皖北的一部分），梁山好汉的籍贯统计下来，也是北方人居多。如此说来，小说最后宋江征方腊，是吃面食的去打吃米饭的。
然而这又是错觉。因为《水浒传》的作者/作者群的身份虽然并不那么容易确定，但一般认为，极大可能是个主要生活在南方的人。《水浒》写到北方的州县，经常乾坤大挪移，这倒不算有力证据，因为民间文人，北方人一样可能不熟悉北方地理。但另一些理由就很有说服力了，这作者对北方的天气几乎毫无概念，所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之后，走到梁山脚下看见的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而不是厚厚的冰面;还有人分析梁山泊的山水形势生态环境，认为不像山东，是拿南方的某地（比如洞庭湖）当模板写的。
所以《水浒》写北方的好汉，还是不免代入更多南方人的生活经验。梁山好汉最重要的食物，恐怕还是米。小说里提到日常生活所需，往往以钱米并称，说到两个人毫无关系，则称为“水米无交”。林冲杀了陆虞候等人，又走到柴进庄上，遇到柴进的庄客“每夜轮流看米囤”。晁盖打发找自己要生活赞助的江湖好汉，第一反应是“便与他三五升米便了”。宋江打破祝家庄，为了感谢帮助过自己的钟离老人，“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之后多余的粮米，还有五千万石。书中明言，祝家庄距离梁山不远，看来梁山周围，稻作农业是很发达的。
但绝对数量是一回事，《水浒》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食，确实多半是面食。原因也很简单，日常生活总是无趣的，好汉要行走江湖冒险，面饼之类的食物便于携带，不易变质的特点，在旅途中优势却很突出。鲁智深离开五台山，途径瓦罐寺，遇到飞天夜叉丘小乙和生铁佛崔道成两个邪僧恶道，打抱不平出手，但因为动手前只吃了五七口粟米粥，根本不给力，以一敌二落败。逃走后遇到九纹龙史进，万幸史进的行囊中，有“干肉烧饼”，鲁智深饱食之后，果然战斗力暴增，杀回去只斗到八九合，就打得崔道成招架不住。
鲁智深吃了九纹龙史进给他的“干肉烧饼”之后力气倍增, 大败邪僧妖道丘小乙和崔道成。
出自《水浒传》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人民出版社120回本) 。彩绘国画, 戴敦邦绘
宋代，饼的含义已经和现代接近，是指扁圆形的面食。《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之类的书，罗列汴梁、杭州等地的饼的名色，已经花样繁多，非得有说相声贯口活儿的功底，才能念下来。像曹婆婆肉饼、猪胰胡饼、羊脂韭饼之类的名字，显然还都是有馅的。但这里史进的干肉烧饼，却不好确定是干肉和烧饼还是干肉馅的烧饼。
梁山好汉基本都是肉食动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最重要的人生理想，饼和肉搭配，丰富了饼的滋味而化解了肉的油腻，确实是极好的组合，所以《水浒》里也极常见。解珍、解宝诬陷被抓，铁叫子乐和去探监，带的是“烧饼肉食”;时迁去偷徐宁的雁翎甲，看见徐宁吃早饭，是“肉食炊饼”。呼延灼被梁山破了连环马，满腹怨气，于是叫了三斤面打饼，又让酒保炖一脚羊肉。就连武大郎请郓哥吃饭，也是奉上自己的炊饼之外，还要“买了些肉，讨了一旋酒”。
所谓“炊饼”和烧饼不同，烧饼是烘熟的，炊饼则是发过酵的面蒸出来的，其实本来就叫蒸饼，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讳才改了名。炊饼一般没有馅，有馅的则叫馒头。《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时候，为了化解泸水上的怨气，“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这当然是老百姓关于馒头起源的一种想象性的说法，但很好地说明了馒头有馅的特点。
《水浒传》里最有著名的，自然是孙二娘的人肉馒头。所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实际上孙二娘没这么奢侈，只是胖人当黄牛肉卖，瘦子也要物尽其用，当水牛肉卖。看来馒头馅是推崇肥肉的，馄饨馅则刚好相反，鲁达找郑屠，让他把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就疑心“府里要裹馄饨”了。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04期 刘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