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娱乐救国”曾为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所津津乐道，流行于霓虹闪烁的都市，张贴在闹市街头的海报，刊印在报纸杂志的副刊。“娱乐”与“救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举凡国难家灾，还要悬半旗禁娱乐。如此口号，现在的人或许难以理解。闹纷繁的场面。扬名文坛的作家，唱响梨园的优伶，渐趋成熟的文明戏，不断推出惊世骇俗的作品。1931年，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轰动大上海，中国电影从默片走向有声，使这个舶来品成为最时髦的休闲消费。1933年，耗银70万两的百乐门在上海开业，号称“东方第一乐府”。
很难考证“娱乐”和“救国”是何时组合在一起的，笔者所知的最早的一处是1930年8月上海发行的《奋报》。此刻蒋介石正与冯玉祥、阎锡山酣战中原，无暇顾及东洋的觊觎之徒，故而此时的“救国”当非后来的“救国”。大概从1932年起，“娱乐救国”成为口号，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频频出现。这就不难理解了——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两大事变震惊国民，亡国亡种的威胁不再止于史书记载。有志之士，有识之士，无不以拯救民族危亡为使命和责任。投笔从戎者有之，揭竿为旗者有之，更多的是攘臂而起，以激情和热血唤醒民众，各种救国的口号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与职业的联系，譬如“航空救国”“体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政府大员也有自己的口号，诸如“统一救国”“和平救国”“剿匪救国”云云。
娱乐也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30年代又是一个特殊时代，统治中国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蒋介石关注更多的只能是军事和政治，文艺与文学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呈现出热一乐府”，云集国内一流的“弹性女郎”（dancing girl，即舞女）。就在蒋介石奔走于南昌、武汉，忙于“剿共”绥靖之际，他的追随者更多的是在理论上给予支持。倘若中统头子徐恩曾不是从南京溜到上海，沉湎于目眩神迷的周末，周恩来未必躲得过顾顺章的初一十五，共产党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把“娱乐”与“救国”联系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人，自然也是两种意愿的表达。一是把救国作为使命，二是把救国作为口号——这里的使命与口号，都是纯粹意义上的。1930年代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一个制造标语的国家”，据说出自某个西方哲人之口。毋庸讳言，此说不是全无道理。
“九一八”事变3个月后，上海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成立，文学艺术家走在了救亡的前列。还是在上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成立宣言，要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武器”，“集中于民族解放的斗争”。宣传救亡的作品纷纷问世，捐助东北义勇军的劝募演出，与游行集会和抵制日货相呼应，掀起挽救民族危机的巨大声浪。梅兰芳的京剧《抗金兵》《生死恨》，马师曾的粤剧《还我汉江山》，刘喜奎的梆子《战地之花》……艺术家把救国理念融入艺术，或者说以艺术的形式表达爱国志气，唤起民族激情。对于艺术家而言，以自己的职业表达救国之志；对于民众而言，以消费的形式奉献爱国之情。娱乐不忘救国，娱乐宣传救国，此为其一者也。
也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通都大邑的鼎沸喧嚣并没有销声匿迹。“剿匪”前线每每奏响凯歌，南京的国府政要就会杯觥交错，大张旗鼓地庆贺一番。南昌行营的文臣武将，也要腆起肥大的肚子，搂着自己或者别人的太太小姐翩翩起舞。不消说东北三省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不消说奋战在长城内外的义勇战士，朱门酒肉道旁的冻死骨，灯红酒绿影下的叫花子，即使路人也会心生怜悯，无怪乎蒋介石要倡导新生活运动。韩复榘治下的山东，更是规定公务员宴会，头等菜十八个，谓之“九一八”，二等菜十一个，谓之“一二八”，小菜八个，谓之“五三”。《申报》曾有一篇《宴会不忘国耻》的文章，感叹：
宴会先生们吃十八肴八大碗之时，强聒以“九一八”“一二八”“五三”等的名称，使人惕励，实可敬佩。唯未审那些高轩莅临的宾客，于叨扰郇厨而尝试了“九一八”“一二八”“五三”之后，不知“口角留香”的是山珍海味的滋味呢，或者还是于这些国耻国难中身殉同胞的血肉腥气？
以救国之名，行娱乐之实，此为其二者也。
“娱乐救国”的初始，或许真是一种纯粹的意愿表达。可惜这种表述太容易被玩弄，学生们上街游行，当局和校方就有了“读书救国”之说；民众抵制低俗文化，夜总会的老板就有了“跳舞救国”“游艺救国”之说。曾几何时，“标语救国”“黑纱救国”风行，纸张、绸布甚至东洋别针，也几乎洛阳纸贵。钱醉竹有一篇《蜜蜂的刺》，愤而无奈地感言：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艺术救国、跳舞救国、恋爱救国、娱乐救国，再下去还有：吃饭救国、睡觉救国、素食救国、洋装救国，猗欤盛哉！救国者委实太多哩，每年大正月里的流星、花炮、烟火，多么好玩。日本人到底是我们同文同种的好朋友，所以这两年也赶在正月里大凑其趣。流星（飞机炸弹），花炮（大炮弹），烟火（烟幕弹），在我们家里放一个不亦乐乎。不过，“买了炮仗别人放”，却是谁的作俑？
有好事者造诗三首，名曰《跳舞救国》《恋爱救国》《戏剧救国》：
翩翩起舞至鸡鸣，爱国男儿血沸腾！
借问热情谁得似？当年祖逖与刘琨。
鹣鹣鲽鲽影形随，妹妹哥哥总不离。
大破强胡三十万，蕲王功业赖蛾眉。
冒顿猖狂汉祖危，陈平妙计破重围。
慢言戏剧寻常事，也可和戎却敌骑！
曾经官至行政院秘书长的褚民谊，更热衷于唱昆曲、踢毽子、放风筝、打太极，还练就一身大块的肌肉，彩照上了《人言周报》的封面，被称作“救国不忘娱乐的褚民谊氏”。褚氏后来荣任“行政院”副院长，不过这个行政院加了引号，是“日中亲善”的产物。褚民谊在南京伪政权继续倡导休闲娱乐，充任所谓的中日文化协会理事长，组织游艺，演出戏曲。后来褚民谊最终以“通谋敌国”之罪，被枪决于苏州狮子口。走到生命的尽头，褚民谊是否在默诵明代诗人于慎行的《长安道》：
只知娱乐不知忧，转眼荣华逐水流。
谁道冰山可永峙，谁言天雨可重收。
“娱乐救国”的口号嚣声海内，却是臭豆腐一盘，闻着臭，吃着香——当然是吃的人少，闻的人多。因此有闻人叹息：“‘救国，救国！’成就了无数无数的事业，造就了无数无数的名人。正是：救国之声盈天下，亡国之象遍国中！”
倡导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对此又有一番阐释：“现在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俗语，‘娱乐不忘救国’，必须要这这样娱乐才算不背救国的真谛。”“这这样”包括愉悦耳目，强壮身体，增进智识，娱乐时固然身心愉快，娱乐后尤可培养事业基础。蒋介石说，这种娱乐“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何乐而不为”。其实，蒋介石在这里偷换了概念，他鼓吹的是“新生活的娱乐”，并无意解读娱乐与救国的关系。这也难怪，除去娱乐行业的一部分经营者和消费者，“娱乐救国”的口号几成不耻，或为笑料，蒋介石岂能不闻。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重重地击打着每一个国民的身心。“娱乐救国”的义演广告依然偶尔可见，但作为一个口号，已被淹没在抗日救国的声浪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娱乐救国”在上海已无力生存，不得不退出社会舞台。以《申报》出现的“娱乐救国”这个词为例，1932年1月首次问世，1937年8月销声匿迹，前后生存了5年有余。虽然历史给了它短暂的生存机遇，但那不过是一段畸形的历史，一个畸形的生命而已。
来源：《文史博览》2017年11期 羊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