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有风情”
先秦是个热情奔放的时代，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似乎都热衷于郊游。孔子的弟子曾点就特崇尚＂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郊游生活。
先秦人的郊游浪漫而“风情”。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许多爱情诗篇，都是时人郊游的记录。
《溱洧》一诗说“士与女，殷其盈矣”，在溱水和洧水的河边，出来郊游的郑国男女，到处都是。这些男女在郊游中增进了解，两情相悦，私定终身。所以谈情说爱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当时郊游的一大特征。
国家为方便男女的感情交流，还设定了固定的春游节日一“上巳节＂。上巳节，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上巳节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溱洧》一诗中描写的内容，正是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已节郊游、相会交流的热闹情景。
魏晋“重精神”
魏晋时代，“风情游”的色彩淡化，转向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把娜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许多士人“返乎自然”，把理想寄托于郊游过程的山水之间。玄游提倡“贵无”，因“玄学”而兴起。
当时出现了许多郊游名士，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就是代表人物。
当时留下记载的郊游活动也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41名贵族郊游后诞生的。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讲究。《南史·谢灵运传》载，他有一套郊游的“行头”，头戴曲柄笠，脚蹬木屐，可谓当时的“骨灰级驴友”。
这种“木屐”被时人称为“谢公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但郊游出境界的，还要数陶渊明。有“千古隐逸之宗”美誉的他，做了13年“公务员”后，辞彭泽县令之职，把家都搬到了郊外，过起了悠然的“田园生活”。他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凡脱俗，至今没有哪位“驴友”能超越。
隋唐“讲吃喝”
魏晋人郊游虽游出了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人间并未兴起，仅属“小众游”，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群众“郊游热”，尤以京城长安为最。
杜甫《丽人行》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游盖飘青云”条也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
长安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每到中和节和上巳节，曲江两岸游人如潮，以致长安几成一座空城。
与先秦的“风情”、魏晋的“精神”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白居易的所谓“酬钱员”，便是请钱员外吃饭的意思。唐代郊游的吃喝之风，吃出了不少可记载入中国饮食史的“游宴”。
宋代“爱体育”
唐人称春季郊游为“踏履”，宋代人多称“踏青”，并设有“踏青节”。在宋代，郊游也出现过小高潮，但人们更喜欢选择清明节外出，而非上巳节。
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在清明节这一天郊游踏青的情景。南宋时，清明节踏青已成为时人风俗，周密《武林旧事》中即称，南宋人“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
到了明清时期，作为古代中国“郊游热”兴起重要标志之一的上巳节彻底衰落，其郊游内容被完全糅合进了清明节里。
宋以后古人郊游的活动内容变得多元化，趋于简朴，体育健身运动受到喜爱：宋人喜欢蹴鞠（踢足球），明人喜欢打秋千，甚至将清明节称为“秋千节”，清人更迷恋放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