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民族典籍，《诗经》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间它从一部文学作品集（诗歌集），逐步走向了不可动摇的“经”，地位变得十分显赫。这种完成和蜕变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现代，它更多的还是被当作一部文学作品集来对待。毋庸讳言，直到今天，它在人们心目中仍然超越了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仍以不可置疑的“经”的神圣和崇高，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如果就文学的意义来说，“诗三百”的主体应该是《风》，而《风》是率性大胆、泼辣放肆的民间咏唱。那么可以设问和想象，一部充满野性的民歌何以登上大雅之堂，并最终为庙堂所接受，进而又成为神圣的“经”？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更是后代诗歌创作之滥觞，那么“诗”何以为“经”？又是从何时为“经”？大约从战国末期，“诗三百”开始被广泛引用，到了汉代，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经》开始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五经》之首。
关于这三百首的形成过程，最早载于《史记》的有“孔子删诗说”，说由孔子将许多重复的诗篇去掉，删削订正，最后留下了这样的版本。王充《论衡·正说》大致沿袭了《史记》的说法，说“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事实上在后来的经学研究中，孔子删诗说并没有得到确认。但孔子在当年就认识到了《诗》的重要价值，花了很大力气去编纂修订，这应该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乐正”，即把词曲加以谐配调整，使之各有归属：“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暮年，孔子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编订《诗经》。但他是否真如司马迁所说，删削大量篇章之后才形成现在的三百零五篇，一直被人质疑。古今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孔子并没有删减篇章，只是加以订正，其重点工作还在于“乐正”。因为实际上《诗经》的所有篇章都是用来歌唱的，当时都有固定的乐调和演奏程式，也正是这其中贯彻了宫廷的政治和礼法。词与曲是一体的，这些文字没有“乐”相谐配，其“经”的价值和意义便会大打折扣。不同程式和调式中所含纳的诗句，才会彰显出强大的礼法精神，携带着明确的庙堂规制。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才更为重视《诗经》的传播和应用。孔子“乐正”的目的，即为了让“三百”篇各归其位，让每一章都能恢复至周代礼乐的规范，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与教化变得有章可循。孔子的工作为了“取可施於礼仪”（《孔子世空》），把诗经变成了仪式文本。之所以要正乐，也和当时的“郑声淫”有关系，郑声扰乱了雅乐，而诗经所配的主要应是雅乐。
如此一来，《诗经》便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总集了，而是深刻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长期影响和作用于一种伦理秩序，让整个社会纳于“诗教”的主旋律下。可以说，孔子对于“诗”逐步演变为“经”的路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诗三百”的许多部分显然已经逐步与“乐”脱节和分离，即“乐坏”。而“乐”的丧失和移位，必定导致了“诗”的不能归位，造成了礼法上十分混乱的局面。这样，“诗”作为“经”的价值也就大部分失去。《风》《雅》《颂》如果仅仅是在文辞、内容和风格上差异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还远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规范和制约。我们可以设想，在规制严格的乐曲和演奏程序中唱出来的诗，与今天只能用来诵读的诗，二者的区别显然是巨大的。在反复咏唱的旋律中，礼仪规范的约束，潜移默化的熏陶，美的沉浸与陶醉，一切正可以相互交织。这样的一种能量，从我们时下所熟诵的诗句中弥漫挥发出来，该具有何等强大的教化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诗三百”为什么一点点变成了“经”。离开这样一个政治和礼法的基点，也就无法想象《诗经》数千年来形成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路径以及神秘感从何而来。
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诗”与“乐”早已剥离，所以也就无从感受那种演奏的盛大场面、那种心潮澎湃的震慑力量。我们视野中只是简单而僵直的文字，不是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的和鸣共振。离开了那种气氛的笼罩，也就失去了另一番审美效果，它未能诉诸听觉，也没有视觉的盛宴，几乎完全依赖文字符号的想象和还原。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拗口的诗章与现代文字的一般功能混为一谈，而且还会在磕磕绊绊的阅读中，产生或多或少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会影响审美，让我们进一步疏远和忽略它的内质。我们甚至要设想，对于《诗经》最好的理解方法，莫过于还其以“乐”，无“乐”之诗就是枯萎的诗、僵固的诗、降格以求的诗、难以抵达的诗。
若要走进《诗经》这部原典，就要随着它的乐声，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或者是温婉动人的咏唱，踏入堂奥，领略或深沉或辉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三千多年前，由西周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再到文化风习，更有对于“诗乐”的推崇与借重，会多多少少令我们感到一些诧异。庙堂人物整天纠缠于官场机心、权力角逐、军事征讨，怎么会如此关注和痴迷于这些歌吟。尤其是“风诗”中的民谣俚曲，它们竟占去了三百篇中的半壁江山，而这些内容又远非庄严凝重。就是这一切，与他们的文功武治和日常生活相依相伴，甚至可以说须臾未曾脱离，其中肯定大有深意在。当年他们依靠这些演奏和歌咏开辟出一条道路，它一直向前延伸，就是对整个社会礼法和政治秩序加以匡束和固定。它的自然孕化和遵循功用合而为一，就有了重大的意义。孔子对《诗经》有过无与伦比的赞叹，评价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番著名的概括之中尽管包含了审美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将其看成了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精神指标，看成了典范。
《诗经》是一部凝固和蕴含了西周道德礼法、思想规范的典籍，具有强大的政治伦理性，它在孔子眼里是不可逾越的。今天看来，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篇，充满着旺盛的激情和野性的躁动，那恣意放肆的生命产生出巨大的感染力，唤起多少浪漫的想象：我们从中几乎感觉不到对人性的刻板束缚，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则、礼法和不可逾越的禁忌，相反却是一种极为开放和自由的生命嚎唱。在这里，审美的本质凸显在我们面前，而那种礼仪的恪守、“经”的社会与道德元素，却几乎被完全淡化。
这是就单纯的文字而言的，如果换一个视角，将这些诗句伴以乐曲赋予调性，严格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去演奏，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时或许会多少忽略辞章之美，其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覆盖：它已经被配置和镶嵌了更为外向和突出的形式，这就是歌咏和旋律，还有表演。固定的场合，固定的曲调，固定的程式，它们多少淹没了歌词内容的原色与具象、挥发和生长，溢满了整个空间。事实是，这种强大的形式有力地超越并涵盖了文辞的内容。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秦汉以降，直至现在，几乎所有对《诗经》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脱离咏唱和声音的基础之上。“诗”与“乐”的分离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人们面对的是赤裸的文辞，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在“诗”与“经”这两个方面都受到局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孔子所订之“乐”后来已经散失，这里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丢了一部《乐经》，而是《诗经》的形只影单：二者的脱节与分离，使“经”的一个重要部分丧失了。从一种文体的源头上讲，“诗歌”这个词汇的连缀，只说明所有诗词最早都源于歌唱，诗词离开吟咏的调性才变成了纯粹的文字，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的“自由诗”和“现代诗”。它们缺少了一种程式和声音的辅助，摆脱了音乐的笼罩和约束，成为单纯的文字符号，变得贫瘠而孤独。也正因为如此，现代诗必然要一再膨胀和强化自身，要寻找离开音乐之后的独立途径，让干枯的词汇本身滋生出某种乐性。于是它们变得越来越绵长和复杂，也更加起伏婉转。
在现代，我们将歌唱和书写分成了两个世界，除去专门的所谓“歌词”，更多的文字是独自生存的。而在“诗”的时代，文字与声音是共生共长且一起呈现的，离开这样的情与境去咀嚼文字，思路也就立刻变得狭窄了。缺少声音伴奏，强大的想象力与挥发力、浪漫和昂扬，也一块儿被丢弃了许多，所以再也无法知晓和感受原来的那种美了。就留下来的一部《诗经》来说，在这种误解和隔膜之下，它的神秘感却在增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稀释，还在不断强化。我们像面对一个不可思议的圣物，有时难免四处求索，迷离彷徨，不知所之。这种神秘和无解，又进一步催生了焦灼感，导致我们更多地用理性而不是以感性去对待它：理性的强用往往是对“经”的强调，而不利于“诗”的深入。
来源：《青年作家》2019年01期 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