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地将《诗经》作为“经”来对待，尽管隆盛，却有可能不是使它变得更大，而是更小。让其尽可能自由活泼地生长下去，才有茂盛的未来。将它还原为一部众人的创造，等于倾听生命的群声，一同来到了无垠的原野上，这就可以迎接各种各样的机缘。我们由此踏向更为开阔的生命地带，而不是行走在细细的理念的小径上。反观《诗》产生的年代与时间，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五百余年，而今留下的仅为三百多首，平均一年里还不到一首。这未免太少了一点。无论是文人还是民间歌者，他们一定有过更多的歌唱。就因为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期间又有过多种选择，所以能够留下来的杰作总是这么少。
如果按传统观念中的“经”的标准，《诗》的主干部分《国风》的意义或许会变得次要一点，而《大雅》和《颂》却会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可见“经”与“经典”仍然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尺度，二者尽管有所交集，但大致还是分为两端。“经”将不自觉地偏重于社会性和政治性，强化和突出一个时期的礼法与道德范式。作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在内容上总是无所顾忌，需要个体生命的烂漫绽放，必会自然而然地越过某些界限，突破诸多方面的平均值。这种冲决和创造的最大力量当然还是在民间，这就是《风》的呈现。几千年的经学尽管走了不同的道路，有过多种尝试，总的来说还是胶着于一些道德争执，它们比较集中地面对了《风》这道难题：其中的烟火气让各方大儒颇为做难。他们煞费苦心做的一些事情，无非就是让这些狂放不羁的内容改变一下颜色。不过那些文字早就形成在前，木已成舟，终究无法改变，也就只好曲解。他们不忍看到一直被称之为“经”的一部历史典籍，竟然满篇里写尽了原欲。
某些经学家极想让一部《诗经》纯粹起来，变得通体透明。这当然是最困难不过的事情，以至于变得不可能。但是他们挖空心思地一直做下来，甚至产生了许多有名的著作。让人眼花缭乱的经学论著越来越通向偏僻深邃，也越来越令人怀疑。我们今天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思绪，也还是无法相信那些强词夺理的说辞。他们对于人的灵魂的成长，对于君子操守和国人的行为准则之类，用心太多太重，反而不能令人信服。既然这三百多篇已经确立了“经”的地位，那么它对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这样一来，就唤起了经学家们强大的责任感，有了他们代代相继的不懈努力。可惜这只是事倍功半的事业。
《诗》之神圣的“经”的地位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审美的障碍与隔阂，另一方面也强化和加重了它作为文学原典的地位：经典性得到了不曾间断的开拓和延展。后代阅读者会在比较肃穆的气氛中感受这些古老的文字，使它们在一开始就具备了不同于一般诗文的风貌。寻觅微言大义，考证和训诂，还原古风古韵，是面对这样一部“经”书的基本功课与态度。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却常常要松弛得多、悠然得多。审美是愉快和感动，不是倦怠和疲累，不是精研细磨的苦思，而是激赏和把玩的快乐品味。那些烦琐的历史考据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逐渐模糊，对于遥远漫长的历史，人们大多数时候是越来越超脱，而不是越来越执着。也正是这种疏离感和多多少少的漫不经心，使这些远古的吟唱更多地返回到创作之初的那种感奋和激越。
我们知道，凡是大读者总是具有极强的还原力，当年的吟咏者在原创时的心境，兴奋不已的创造神经的跳动，每一次痉挛和震颤，都会被他们所捕捉。严格讲来，这种还原力就是审美力。所以《诗》作为“经”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进一步淡化；而作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却会得到提升、扩大和认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们的道路大致是这样的：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古人提供的一条“经”线，步入一个广袤而活泼的万物生长的生命世界，这里面不仅有丰富繁茂的“草木鸟兽虫鱼”，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饮食男女的欲望，又有庄重刻板、威仪逼人的贵族。所有这一切纵横交错，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多声部的混唱、一个震耳欲聋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诗的国度，是生命的交响。一条文学大河的源头就在这个世界里，它由无数涓流汇聚，活泼而清纯，生动而含蓄，渐渐汹涌起来。这种巨大的张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学经典必备的品质。比如我们能够从《齐风·卢令》这首小诗里看到齐国女子与英俊猎人的偶然相逢，她的倾慕和思恋怎样在一声声咏叹中绵绵不绝。短短的诗章共有六句，竟有一半句子在重复，这种重复却蕴含和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意象和意味。类似的缤纷绚丽在《风》中数不胜数，它们渲染出奇特迷离的意境，每每让人沉醉，不能自拔。《诗》中令人沉入的一场场陶醉复叠相加，美的纵深一再扩延，展现出无边的辽远和开阔：一片没有边界的想象的天地，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所能够囊括和界定。
我们不必也不可以将“经”与“经典”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比如一定要将其分成社会的道德的礼法的，或艺术的文学的感性的审美的；但它们就其侧重和文本意义而论，仍旧是极为不同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能够相互借重和强化，许多时候正是这种难以分扯的交融，才有了彼此共有的一个命名即《诗》。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忽略漫长而复杂的研究史上围绕二者所发生的那一切。这期间有太多争议，太多方向上的偏移，有否定之否定。无论是思想、学术和艺术，都有一个以何开端的问题，这个问题以至于成为了《诗》学的基础。毋庸讳言，一部文学作品失去了其经典性的卓越，就将被遗忘和忽略，其作为“经”的基石也将被抽空；而一旦它的精神格局和内容承载苍白或空泛，又不足以成为道德的依凭和推崇，其文学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部分经学研究者一度将“诗”作为“经”的限定词，即理解为一部由诗的形式写成的“经”。而这就需要表达上的诸多限制和确定，反而会更加强化规范和制约，一再地划出边界，把想象框束其中。因为既然是“经”，那就一定要排斥语焉不详、含糊多义，而需要尽可能地指向一个明确单一的意义，一句话即确定一个意思。而我们知道，文学审美却往往相反，它许多时候恰好要一句话蕴含许多内容、不同的含义，这才是语言艺术。如果我们更多地肯定和追求“诗三百”作为“经”的功用，那就不得不背离审美的初衷，攀住一条坚韧细长的“经”线往前挪动。如此一来，我们将丧失在更大范围里自由探究的机缘，这是非常可惜的。
古典文学简洁和含蓄的品质，不仅没有限制后来的继承者，没有遏制他们的想象，反而吸引其走入深处和细部，唤起更有根柢的茂长的冲动。他们将感受那种以少胜多的富丽、一种更为内在的细致和放肆。《诗经》作为古典主义的生命挥发，其实也大大有助于现代主义的汲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隔膜。现代主义形式上的求索、精神上的倡扬与激荡，看起来是对古典主义的反叛，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前者潜隐伏藏的多种可能性发掘出来，让其变得更直接和更表面。现代主义在表达时的无所顾忌、费词滔滔，虽然并非是一种更高明的取向，却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是由“经”走向“经典”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
来源：《青年作家》2019年01期 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