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经典”，后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所拥有的思与诗的卓越品质，更多是从审美的意义加以肯定。“经”却是作为不可更易的政治和道德伦理标准，作为一种刻度而存在的，具有一种维系历史纵向连续性、坚韧性和不可取代性。古代的“典”是“五帝之书”，为治国要籍；而现在的“经典”，其意函也并非是“经”与“典”的相加。如果一部书如《诗经》，“经”与“经典”双义并存，也会造成很多困惑。比如人们谈论《诗经》，有时很少从“经典”的意义上去探讨，而是从“经”的意义上去追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如此。
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到了现代，无论多么完美，无论在伦理意义上多么堪称典范，人们也只可以称之为“经典”，而不可以称其为“经”。可见“经”与“经典”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既然谈到了区别，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诗经》，其中含有多少文学“经典”的成分？现代人变得松弛而超然，于是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去阅读和欣赏，会确凿无疑地说它是一部古代传下来的文学“经典”。但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而今仍不可忘记它是一部由“经”演变成的“经典”，虽然起初也不过是一部诗歌总集。由“诗”而“经”，再由“经”成为现代汉语语境中的“经典”，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
直到今天，面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判，文评家们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首先将其纳入社会和道德伦理层面去考察，费上许多言辞。实际上对待《诗经》也是如此，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人们较少从审美的视角去考察它的文本，而乐于直接将其当作社会层面的立论依据来读取，更多地从中寻找它的道德伦理意义、政治意义，以此纵横生发。也许有人认为，古人这样对待《诗经》并无大错，因为那时的“文学”是文章之学，指的是经世致用的那种写作，诗词歌赋被归到辞章之学。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较为纯粹的“诗论”，并在后来形成了某种诗学范本;但这一切还是远远赶不上历史、政治与道德的社会化论证，它们在数量上比“经”义的寻觅和阐释要少得多。这已经形成了我们对待文学典籍的传统，并且化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动作，似乎不可更易。
文学是精神的，可是阅读者却更多地把它当成物质的，当成一个物质使用的实用主义范本来推导和考鉴。这严重伤害和违拗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也远离了生命的吟唱。作品中蕴含的哀怨和忧愁、欢乐和幸福，是生命在某一时刻焕发出激情的产物，绝不能将其简单化理念化，不能引入具体的刻度和规范来推导和佐证，也不能给予纯理性的解剖。文字之间飞舞着一个千变万化的激越的精灵，而不是刻板僵固的法度的君子。它被赋予了生命，也就包含了生命所应有的一切复杂性，能够独自生长。比如“诗三百”，从表相看它似乎只是歌吟咏唱，是连缀的一些合辙押韵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一些行为与物事，实际上却是活生生的生命汇集。
从孔子谈论《诗经》的言辞来看，他是可以欣赏和陶醉的，并将一个生命还原于彼时的全部情境之中：生命的快乐和欢畅，欲望的挥发，以及人性的全部饱满和丰富。作为一个卓越而颖慧的人，孔子当年的确感知了这一切，同时也冷静而理性地给予了社会层面的评述。他是一个思想者和道德家，非常注重教化意义，不忘诗教。他甚至认为熟读《诗经》也可以“事君”。
孔子是一个杰出的文学鉴赏家吗？对艺术的爱与知全都具备吗？回答是肯定的。他毕竟不同于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没有更多地将《诗》当作一种“经”来对待。孔子心中有“诗”，并生发出烂漫的诗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这种深刻的感悟力强化了他的挚爱，使他的“诗三百”论说没有流于一般化的道德说教。我们至今似乎仍能感受孔子面对“诗”的那种忘情赞叹和深刻愉悦，得知他是一个能够获得大陶醉的人。也就是说，他真正读懂了诗。不过孔子的目光最终穿越了这个过程，然后投向了更为遥远处：无论他愿意与否，也还是将这部文学经典当成了“经”。所以他才会耗费巨大力气去进行“乐正”，将三百多首归放到各自的曲调下，让演奏的形式与形制服从更加严格的规定。
孔子当时之“乐正”，耳旁一定回响着浩大而庄严的旋律，那属于西周盛世。他仿佛是在黄钟大吕的鸣奏中对这些诗篇进行重新配置和分理，这种工作的步骤，其实就是进一步让《诗》走向“经”，是这个过程中的有力推手。他实际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让《诗经》越来越成为某种社会标准、伦理尺度，以及不可僭越的政治礼法。自孔子之后的知识人物，无论多么杰出，他们似乎都要大致循孔子的道路走下去，以至于越走越远。只是他们不太可能像孔子一样，充分地感知和言说《诗》的无可企及的美。在这条道路上，先有孟子、荀子，然后是历朝历代无数的经学家。
就此，一部鲜活的文学经典变得僵硬而贫瘠，而且更加神秘和曲折，成为那些皓首穷经者所开拓和制造的另一片灰色风景。几千年过去，作为一种读经的传统和方法，除了一些不多的个案，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知识界贯彻下来。即便到了当代，在那样一种经学传统的笼罩之下，一部水汽鲜活的文学作品，其朝气蓬勃的生命肌体，仍然无法避免被肢解的命运。
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论诗，自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路径也有所差异；但到了某些后继者那儿，却往往只取其一端。事物一旦过了某个“度”，即走向偏执，并形成另一种遮蔽。它作为一种方法被因袭，再也不可能进入艺术创造的鲜活生命之中，而只能通过一套简单刻板的模式去演绎推导：通过什么、说明了什么。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振振有词的社会剖析，提取伦理意涵及在政治与道德方面突出发现和建树、表达思想的高度等等，已经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批评所运用的诸多归纳、解释和推论，已经形成了一套习以为常的标准，以至于变为跨越时代的、百发百中的、无所不能的利器。由此以来，能够进入生命脉动、为艺术而感动和陶醉的人越来越少，表相化皮毛化与言不及义的趋势，正愈演愈烈地持续下去，渐成顽痼。一个粗率浮浅的阅读者不可能进入文字的细部，更无法领略其间的精妙神采，既读不出语言的节奏和韵致，也不可能捕捉细微的情态，读不出幽默、逸兴和忧怨等基本元素。所以这种丧失了起码文学阅读能力者，无论怎样咬嚼文字，得出的结论仍与审美无关。
在现代语言艺术中，大概只能产生“经典”而不能产生“经”。本来一直沿用“经学”的方法来对待它们，却仅仅可以走到“经典”而止步。原来这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准：“经典”是低于“经”的。大致来说，正因为这二者的极为不同，有人才对现代艺术三缄其口。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之“经”早有归属。当然如此，对艺术家来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来源：《青年作家》2019年01期 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