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贵阳孔子学堂藏《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圣迹图》是对孔子的生平事迹的具体描绘
绿豆，味甘，性寒。其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是一味好食材。但是，倘若有人声称绿豆包治百病，且药到病除，功效神奇，那么，我们对这种夸张的宣传，还是要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
《弟子规》，如今成了很多幼儿园的“必读教材”，依笔者来看，亦如一味绿豆。它本是一个朴素、便宜的好东西，但并不是一剂了不得的方子，如是而已。
《弟子规》当初所自产生的传统中国，如今已破碎不堪了。虽然要原原本本地走回去，是不太可能，但我们至少可以借此上窥一个蒙学所化成的人文中国。
《弟子规》是一部规规矩矩矩的中国蒙学教材。蒙学，也就是儿童成长之学，这是圣学或者说儒学的第一个台阶，古人对此是极其看重的。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是一位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者，他整理过一个蒙学书目稿，其蒙学书目分类就多达近20种。这真是一个非常渊博、广大的体系。虽说仅是蒙学，但笔者估计，能将这周秦时代至明清时代的蒙学内容都能了解清楚的，此人在今世恐怕已足称大家了。笔者尝试将这些蒙学文献大致再归为以下6类（见图）。
蒙学不是道德训导的鞭子
中国的蒙书编纂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两千多年中，文献版本相当浩瀚，张志公所编的《蒙学书目稿》收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但在历史中，这恐怕也只是沧海一粟。了解蒙学的规模，就知道仅仅把儒家经典、家训缩约为“为人处世之道”是多么可笑与浅陋的见识了。中国的蒙学并不是一根道德训导的鞭子，而是一把开启文明宝藏的钥匙。
蒙学书籍的编写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前827-781年在位）太史作的《史籀》大篆十五篇。这部书以及李斯的《仓颉》、赵高的《爰历》、胡毋敬的《博学》等，都已经亡佚了。
在传世的蒙学读物里，最早我们大约可以追踪到的是史游的《急就》。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0年汉元帝时期。唐代颜师古称赞此书“启导青衿，垂法锦带”。关于“急就”二字，大约就是“速成”的意思。
《急就篇》由三言、四言、七言的韵文组成，共2144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128字是东汉人补加的。在识字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教给儿童常识。全书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包括了100多个姓；二是“器服百物”，1100多字，包括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的名称；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包括官职名称和法律知识等。
《急就篇》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的，此书魏晋时期钟繇、索靖、卫夫人、王羲之都有写本，可惜都失传了，只有三国时吴国皇象的写本流传下来。皇象，字休明，三国时期吴国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其章草妙入神品，时有书圣之称。
《急就篇》现在所见有元代书家赵孟頫、邓文原写本，有明代杨政松江府学古刻本。至于注本则有唐代颜师古注和宋代王应麟补注本。《急就篇》实用性强，可作识字课本兼常识课本。自问世以后，“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这是中国学术的好处，简约清通，没有神秘与特殊的知识，寒门与贵族的学习内容并没有太大不同。《急就篇》合识字、审音、常识为一体，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蒙学读物的最初形态。北宋欧阳修编《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编《姓氏急就篇》，均仿此书。《姓氏急就篇》虽以记录姓氏为主，在每句之下分注姓氏之源，贯穿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汉代高度重视识字教育和文字规范。据《汉书·艺文志》载：学者17岁以上，能“讽籀书”九千字者即可担任官职；考试“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优良者可以官尚书史。另一方面，官吏上书皇帝，若有错字，一经揭发，就要受罚。中国“敬惜字纸”的传统，可谓是源远流长了。
从《急就篇》可见，中国的蒙学是从其起源就和地位崇高的经学以及仕途合流了，其核心用意，是造就立朝之士和君子。在笔者看来，这是古代蒙学和现代教育的一个巨大差别。
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讲得好，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
蒙学教材综合性强
中国蒙学读本往往是将各类知识汇集在一起，以声韵为纽，精心结纂。以《三字经》为例，这部蒙学读物旧时流传最广。寥寥千余字，包容了极丰富的内容。其叙史部分最为简洁扼要，如汉魏六朝史云：“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300多年历史跃然纸上。所谓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缘由”，堪称“袖里通鉴纲目”。
《千字文》亦特别值得提出来说：它在蒙学经典“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虽排在最后，成书时间却最早，笔者试提炼关于千字文的5个传奇：
成书之奇。梁武帝（502—549年）为教儿子们习书法，令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拓一千个不重复字例，供其临摹。拓印之时，“每字片纸，杂碎无序”。于是梁武帝召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熬了个通宵将千纸碎片，编排连缀成首尾完整、音韵铿锵的好文章。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竟然一夜间“鬓发皆白”。
结构之奇。此文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之作，却结构井然。从第1句“天地玄黄”开始，至第36句“赖及万方”为第一章，讲述了洪荒时代和汤武盛世的；从第37句“盖此身发”开始，至第102句“好爵自靡”为第二章，重在讲述人的自我修养；自第103句起至第162句为第三章，主要写国家壮美与文治武功；自第163句“治本于农”起至第248句“愚蒙等诮”为第四部分，主要描述恬淡的田园生活和纯朴的民风人情。
声韵之奇。《千字文》4字1句，2句1韵。全文250句，仅换8个韵。《千字文》大量用平声韵，读起来嘹亮而绵长。其间三个节段用仄声韵，两去声，一入声，造成悠扬与铿锵间作的音律之美。全篇用韵，尤为精致：以平声阳唐韵开头，窾坎镗鞳，有如洪钟巨响，是为金声。以去声啸笑韵收尾，则喑恶叱咤，是为戛击鸣球，玉振之也。
书法之奇。《千字文》形成即与书法有关，其传播也是因王羲七世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广为人知。古今书法家抄写千字文汗牛充栋：如智永、怀素、欧阳询、褚遂良、张旭、米芾、赵佶、赵孟頫、文徵明、张裕钊、于右任、启功。连日本的书法家如江户时代的卷菱湖、市河米庵，明治时代的日下部鸣鹤、小野鹅堂，大正、昭和时代的中村春堂、浅见喜舟等高手都写过《千字文》。
运用之奇。因为字无重复，次序固定，千字文又被用来作编号使用。宋元以后，类书或书目的编写常采千字文作为标目，明清以来官署号舍以千字文字句为序编号题名。武汉大学珞珈山樱顶学生公寓16间老斋舍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顺序题名，亦其遗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成语逐渐转化为人们习用的语汇。《旧唐书》载：阎立本为初唐著名画师，曾官至右相，并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而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阎立本唯善绘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成语为二人评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蒙学教材综合运用了各种文体。上述《三字经》与《千字文》皆是短语韵文。尚有用骈文体者，如《幼学琼林》；用散文故事体者，如元虞韶《日记故事》；用诗歌体者，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用对联体者，如李渔的《笠翁对韵》；用歌谣体者，如明吕坤的《续小儿语》。
唐代李瀚编纂有《蒙求》一书，它和千字文一样，使用四言韵文，每4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2484字。全书大部分是掌故、轶闻的提炼，为蒙学读物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后世注释、增辑、续作、唱和、改编的很多，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史韵》《记事珠》等。
对此，林语堂论曰：“中国人盖久已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有时，笔者在坊间看到层出不穷的语体文儿童教材，会觉得困惑：有这么多的珠玉在前，为什么偏偏要让这么多的瓦砾横陈于世呢?
家训：“弟子规”的先声
在中国古代社会，儿童教育的另一个来源，是形形色色的“家训”。“家训”也称为“庭训”“庭诰”“家规”“家范”“家法”。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西周，成型于两汉，成熟于隋唐，在宋代达到鼎盛。
说起家训，不能不先说南北朝颜之推（531-约591年）的《颜氏家训》。这是汉民族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宏大的家训。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饱尝离乱之苦，深怀忐忑之虑。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都受《颜氏家训》影响，而此书对宋代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也取材于《颜氏家训》。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从颜氏家训开始，“读书做人”成为历代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著作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人都应该终生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想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侥幸获取富贵。颜之推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
宋代政治与社会架构，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代也因此成为中国家训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家训专著，一些思想家以及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都亲自编写家训。主要有司马光《家范》《居家杂仪》《训俭示康》，叶梦得《石林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训子贴》，袁采的《袁氏世范》，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等。还有一些名臣撰写了家训，如范仲淹、贾昌朝、包拯、苏轼等。在这众多家训中，袁采撰写的家训最具代表性，他在《袁氏世范》中指出：学儒是士大夫子弟最好的志业；辨别贤愚、分清是非、平等待人、不冒犯尊长等美德教育是蒙学的核心。在具体方法上，袁采还提出，“教子莫若使其有所学”，在蒙学教育中，不强求读什么书，不强求功名利禄，只要是有益之书，子弟们感兴趣，能专心钻研，就会成才，不会混迹于小人。这样的思想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有见地的。
宋代的家训编撰者大都主张幼儿在童蒙之时就要进行循序渐进的生活教导。这种教导不仅是看书写字，更有起居的礼仪和道德的自律，史学家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描绘了儿童教育的阶段：“凡子始生，若为之求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六岁教之数（谓一十百千万），与方名（谓东西南北）。男子始习书字，女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廉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诵《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古之贤女，无不观图文以自鉴。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读《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扬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读之。”这里，司马光是连看什么书，何时读，都为子孙们设计好的。
宋朝又是理学的盛世。宋代的蒙学也就特别注重和“别尊卑，序长幼”相关的伦常教育。《三字经》出现在南宋不是偶然的。《三字经》作者王应麟（1223—1296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所撰《玉海》二百卷，囊括当时科举考试所需的各类知识；考据性笔记《困学纪闻》以考证为特色，居“宋代三大笔记”之首；蒙学著作《三字经》风行700多年，在维护三纲、五常、九族、十义方面，从形式以至于精神，当然就是“弟子规”的先声。
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体现在王应麟《三字经》中，就成了“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进而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了。
如果说，唐朝的蒙学，有很大部分和文采风流相关，显然，到了宋朝，又添上了很浓重的道德说教的色彩。
对于学习的次第，《三字经》还有一个经验之谈，成为后来700年的读书人指南，很值得注意：“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蒙学要求“熟读成诵”，然而到今天，又往往只注重“口而诵”却忽略了最初的“训详诂”与同时的“心而惟”。这不能不说是国学复兴同时的遗憾了。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03期 陈世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