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说自己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多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3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地说：“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以无生的彻悟，来做有生的事业。你才不被这些利害、物质的欲望所迷乱。要以悲观的彻悟，乐观地去工作去生活。”
对这句话，叶嘉莹有亲身体会：“经过了这些患难，我知道所有现世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是虚空的，只有精神上的传承才是永恒不死的，只有文化是永恒不死的。所以我现在从自己的‘小我’中超脱出来了。”“小我”是“虚”的，“空”的，是短暂的，是消失的，是忘却的。但事业和文化是不朽的，永存的。换句话说，自我的东西是虚无的，只有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表现出来的精神，你表现出的文化和文明，是永存的，是永远有生命的。想想百年之后，我们都不在了，“小我”是“无生”的，我们要有这个觉悟；但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有生”的，课堂还在，学科还在，讲台还在，文化还在，传道授业还在，教书育人还在。为名利奔波，名利化为乌有；为事业尽力，事业永存不朽！
叶嘉莹先生说，是诗歌中生生不已的生命使她对诗歌的讲授乐此不疲。1945年，叶嘉莹先生大学毕业，自此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内心中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点燃起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一点星火”。面对这无尽的传承，这无数的学子，她将传承作为自己的使命。七十多年来，叶嘉莹先生奔波各地，为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吐丝燃烛，未曾停歇。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受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又干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信，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至今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笔记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叶嘉莹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生，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的事，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让这有限的生命之火为点燃其他木柴而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来源《思维与智慧》2019年14期 张鸿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