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著名学者、翻译家、散文家。祖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译文》与《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多年，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译协副会长兼文艺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中外文学交流会委员、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等。
李文俊的主要译作有诺贝尔奖得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并出版两本福克纳评传和画传。另译有美、英、加、澳等国文学作品多部。编撰有《美国文学简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英美卷》《世界经典散文新编·北美洲卷》《外国文学插图精鉴》等。著有《妇女画廊》《纵浪大化集》《寻找与寻见》《天凉好个秋》《西窗看花漫笔》等散文随笔集。曾获中国作协中美文学交流奖、中国译协终身成就奖、全国外文图书奖等多项荣誉。
序曲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名句：“儿童是成人之父。”(The child is father of a man)可俗解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搁在今年88岁的翻译家李文俊那里，大抵说得靠谱。
“我小时候很淘气，毛手毛脚，一刻也安定不下来，还常常打破东西，与现在喜欢收藏瓷器的我判若两人。”带着旧式黑框眼镜的老先生，眯缝着眼，坐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对过的家中“静轩”，悠悠回忆道。
顽皮好动，爬树、游泳、玩闹以致手腕骨折、爬上客厅“拜神台”偷吃咳嗽糖浆……均为其儿时所长。上学后，经常因在课堂做小动作或自笑不停，被老师在脑袋上狠敲好几记“麻栗子”。妙在如此厉害的老师，乃书画篆刻大家钱君先生(1907-1998)，李文俊的相关忆述之文被钱师阅后，钱师还特地题鉴该文，并挥墨书写唐诗相赠。
除了后来的好静，和儿时迥异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李文俊，身上潜隐着他日后能在外国文学领域取得一番建树的潜质。他雅好古典音乐、钟情淘宝古玩(不计真假)，似也可以追溯到他在上海度过的人生首章。
上海：童年梦幻曲
李文俊，祖籍广东中山，1930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生于上海，与他的友人钱锺书先生同一天生日，只是晚生二十年。父亲李廷芳(1899-1994)，秀挺能干，通英语，曾在香港任职数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万幸逃回上海，“猫蹲”(李文俊原话，粤语“失业”)了几年，在药房做小店员。闲闷时，便给七八岁的文俊开英语小灶，后用英语给他写信，介绍他看好莱坞文艺片，如《乱世佳人》，教他读商务版英译的梅特林克《青鸟》……岂料几十年后，李文俊竟然亲译梅特林克的剧本《圣安东显灵记》，还被收入施蛰存编的《外国短剧选》。
李文俊漫画像 高莽作
母亲梁冠英(1907-1987)，为苏州闺秀，是李文俊心目中“最老最纯的小资”。她从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苏州艺术专科学校，攻水彩风景静物画。她作文必须落墨于印有蓝线的正规道林信笺上，文白相间，生动老练；在“文革”中哀叹时局，仍会用上“夫复何言”之类的雅词。母亲会唱京戏，并能在钢琴上弹唱英文歌，如《西班牙骑士》(A Spanish Cavalier)、《我的邦妮在海洋》(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上音专的大姐歌喉婉转，时邀乐友来家演练。小文俊在弦歌声中入睡，享受着最早的文艺启蒙。母亲开朗爱笑，遇小人，也不动怒，只是从嘴角吐出一声“法利赛人！”她疏于理财，买菜不还价，菜场小贩称其为“快活大小姐”。李文俊的外公善经商，开过苏州第一家照相馆“兴昌照相馆”，以及在全国设有分号的“兴昌大药房”。李文俊从小就欣赏过当时十分稀罕的加色照片，他日后的编著，特别是那部《外国文学插图精鉴》(含2000余幅插图，涉及200多部外国文学经典)，以插图的考究、珍稀为特色，这与他童年所受到的熏陶不无关系。
李文俊的父母
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李文俊排行第三，邻里称其为“李家三弟”。一大家人住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交叉口的一个弄堂内，华洋杂居，既贴近西洋风尚，又能感受到文艺气息。以法国军事家Joffre命名的霞飞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堪称时尚之源，名店林立，不少是俄法老店，尤以西餐、西点、西服和日用百货最具特色。附近的弄堂里住着白穆、孙景璐、石挥、王丹凤等演艺界人士，李文俊曾被隔壁的孩子领着从后门进去，爬上扶梯，到王丹凤的居处，陪同讨要签名——尽管他当时不喜欢这么做。
而李文俊最喜欢、迄今乐此不疲的美事之一，当数逛书店。在少年脚力和零花钱允许的范围内，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的生活书店、海格路(今华山路)上专卖西书的旧书店、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上专售时代出版社书籍的VOKS(苏联对外文协)办事处、辣斐德路上的中文旧书店……还有若干无名的旧书摊，都留下了他孜孜好读的小小身影。他对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的感情，尤其深厚。这里，中外图书极其丰富，店员和蔼可亲，钱囊羞涩的大小读者，尽可随意翻阅而毋庸担心被扰。少年李文俊在此阅读和购买了不少翻译小说，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都有，译本出自巴金、丽尼、耿济之、董秋斯、罗稷南、蒋天佐、汝龙、傅雷等名家之手。他们也成了他踏上翻译之途的私淑老师。也是在生活书店，他读了美国左翼作家如杰克·伦敦、斯坦贝克、考德威尔的作品，感受了美国现代文学的明快、直率与力度，为他后来大力译介、研究美国文学早早打下了基础。果不其然，他在中学时就翻译美国影讯，在《上海晚报》上发表，“从未出那么多汗”，揣私章，转公交，从报馆领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虽然“仅够买一个小三角包花生米”。
20世纪30年代，李文俊（左一）和兄弟姐妹在上海
李文俊在《挟宝而归》一文中回忆：“搭乘一路叮当作响有轨电车，到拉都路口下车，走到家便不太远了。此时，晚霞渐暗，天色发黑，霞飞路两边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着红绿黄蓝的各色光束。我臂弯中挟着几本刚淘得的宝贝书，心中感到无比的满足与欢欣。”
家庭和都市中西合璧的文艺氛围，滋润着少年心中爱好文艺、翻译和写作的幼芽，在中学和大学诸位良师的培育下，这株幼芽茁壮成长。李文俊就读的位育中学，为陶行知的高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李楚材所创建，李楚材任校长期间，延请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教英语的朱耀坤老师，沪江大学毕业，年轻温婉，小文俊对她有好感，就卖力地学习英语。他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举办英语演讲比赛，我满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最佳成绩的，结果是只拿到第三。我伤心得大哭起来。朱老师把我揽在身边，温柔地安慰我，还带笑地说，得第三名不是蛮好了吗，快别哭了。这是我从老师们那里得到的最温情的待遇。
高中的英语老师陆福遐，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是比较文学大师范存忠的弟子，幽默可亲，他会用浅显的英语慢吞吞地介绍自己“Dear students，my name is Abraham Loh”，在讲课中穿插笑话。李文俊至今记得他说过“Don’t you see？”听上去像上海的骂人话“大屈死”。全班大笑，个个听得津津有味。
中学时期的李文俊
几位语文老师各有所长。从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鲍文希老师，能把中国历朝历代的兴废分合讲得倍儿清爽，能随时背诵宋词，让“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的清幽笼在少年心头，他还请其大学老师赵景深来校演讲，让中学生一领大学教授的神采。陈老师的《孟子》虽然只讲了半部，但其论辩中的浩然之气已让李文俊折服，以致日后他对中外不以理服人、乱扣“帽子”的骂作一律鄙之，远之。余老师则藏有多部世界文学经典，李文俊借出后，挤出时间，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免不了在书页上留下菜汤米粒，“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这位文静清秀的余老师了”。
报考大学那阵子，李文俊仰慕萧乾在欧洲做战地记者，便考取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知名业师有清华毕业、做过路透社记者的赵敏恒、文艺学和美学家蒋孔阳。因打小就有外国文艺情结，李文俊不满足新闻系的英语课，常到外文系蹭课，且不辍译笔。大三时，即和中学时的同窗(蔡慧、陈松雪)合译、出版了美国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最后的边疆》(1952)与《没有被征服的人》(1953)，在译界初露尖尖角。多年后，他成了翻译家和名编，复旦大学外文系陆谷孙先生曾托人邀请他传经，他仍自谦非外文科班出身，婉辞了登堂授学。
北京：事业进行曲
1952年，22岁的李文俊以优异的成绩从复旦毕业，风华正茂，北上进京工作，从此就在首都扎根，兢兢业业地做编辑，写评介，编典籍，献身翻译，见证了几十年来中国翻译文学曲折的发展历程。
李文俊先被分配到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数月，其时，陈涌、严文井为刊物负责人，他曾和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一间办公室工作。为了继承鲁迅30年代创办《译文》的传统，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1953年4月，李文俊被调到了《译文》筹办处。跨过草厂胡同《译文》办公室那道凹陷的木门槛，他见到了刊物的负责人陈冰夷，编辑朱海观、庄寿慈、方土人、张孟恢和杨仲德，还有曾经点燃自己记者之梦的偶像——萧乾。
《 译文》创刊号
李文俊在为《世界文学》创刊五十年所写的《五十周年琐忆》一文中这样漫笔青葱岁月：“足足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呢。例如，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见到胖胖的庄寿慈先生，穿了件汗背心，坐在窗前办公桌前，时不时拿起一只纱铁丝拍(那种有红布边框的)，挥打窗玻璃前乱窜的苍蝇。”
年轻、矫健、勤快、好学，初出道的李文俊负责通联，不是到京城各路译家或作家的府上组稿，就是在编辑部蹲班加点，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
他由弥勒佛般笑眯眯的萧乾领着，骑自行车去拜访冰心，恭听两位世交谈论老辈的人事，既新鲜，又常感如坠云雾。他也跟着萧乾，骑车拜访入了中国籍的美国专家沙博里，在聊沙博里作品时用了英文criticism一词，萧乾以为他要展开“批评”，颇为不安，而沙博里却大度地说criticism也有“评论”之意，还包含褒评呢，顿让两位编辑释然而感激。李文俊诙谐地称沙博里为“华籍美人”。
李文俊见识了越来越多的译坛名家和学者，直接领略了有学问、有个性的名家风采，不仅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染，而且积累了不少风趣独门的文化掌故，可资钩沉、追思，亦可回味。比如，他为选登《吉尔·布拉斯》拜访过钱锺书、杨绛夫妇，那时他们住中关村平房，面积狭仄，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鎏金铜佛。最后，钱先生说：“还是李同志说得清楚。”杨先生说：“奈没我好白相嘞。”他拜访过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话他才答应)、赵萝蕤(可惜未见到其夫君陈梦家的明代家具)、吴兴华(他的夫人握手时仅伸出两只纤指)。他拜访过译坛伉俪——《红楼梦》英译者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太太Gladys。杨先生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Gladys从门外进来，只听见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嘛要不老实？”他拜访过王佐良、周珏良，他们和他一起挤332路公交，请他在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饭馆打牙祭。他还到北京大学东大地22号拜访过诗人和翻译家冯至。冯至说，歌德不好算作浪漫主义诗人，接着很有权威性地笑一笑。北大的杨周翰两眼炯炯有神，说的英语却带点苏州腔。荒芜每次刚交译稿，便要预支稿费。张友松每次来信，除了有编号，还显出用复写纸留有副件的痕迹……
1955年12月，李文俊和张佩芬在北京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的结婚照
李文俊对待译家和学者，不管其当时境遇的好或坏，都能平等待之，对落难者甚至还更好些。1970-1972年，他随社科院的大部队下放河南农村，盖房子，挖井，做木工，对一起下放的钱锺书和杨绛，仍然尊称“钱先生”和“杨先生”。他悄悄把夹带下乡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文书借给他们解闷，帮杨先生拧干洗净的床单，而他的妻子则将母亲从上海寄来的太妃糖与杨先生分享，杨先生又会留下几颗，给钱先生吃。冯至、袁可嘉、董乐山、冯亦代等被打成“右派”后，李文俊还是向他们约稿，并未“划清界限”。高瑛与艾青结婚时，大遭批判，李文俊和妻子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就没有发言。改革开放后，高瑛见到他们，总是笑着打招呼。
尽管外界风云诡谲，李文俊依旧珍藏着一些著译者的手迹，周作人、傅雷、朱光潜、钱锺书、金克木、赵家璧、萧乾、张谷若、方平、刘白羽、余光中……斯人多长逝，在纸笔渐渐远去的电子书写时代，这些个性化的龙飞凤舞、泛黄的纸片，带着历史的痕迹，就愈发稀贵了。
“我不懂政治，仅仅是觉得不要那么势利眼。”李文俊从容地解释。
复刊后的《译文》(1959年后更名为《世界文学》)，绝非一般的翻译文学杂志。它不仅拥有八十多年的傲人历史，而且一直到“文革”前，都是新中国唯一一份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一期能发行30万册，迄今已译介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居于全国外国文学杂志之冠。李文俊的夫人张佩芬，比他略晚些进入编辑部，娟秀娴静，南京大学德文专业毕业，是德语文学翻译家，其随笔优美而隽永。夫妻二人可谓是译坛双璧。
李文俊自1953年参与筹创《译文》，从助理编辑、编辑、副主编、主编，一直做到1993年退休，与杂志风雨同舟几十载。工作中他虚心向上级、同级乃至下级学习，向供稿的专家和一般读者学习，编辑和翻译技艺日渐炉火纯青，这些积淀为他翻译多文类作品，攻克公认难译的福克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回忆道：“前辈如萧乾、朱海观、罗书肆在我改过的稿子上再加工，使我知道哪些地方改错了，哪些地方本可不改，哪些地方应该改我却没看出来。这对我都是上课，在做作业。当然，外面的译者更是我的老师了。”经他发稿的译者的名字，几乎能构成一部现当代翻译史，周作人、傅雷、邵洵美、董秋斯、叶君健、丽尼、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吴兴华、杨宪益、冯亦代、杨绛、李赋宁、屠岸、绿原……实在难以一一胪列。而他自己呢，其实也已经以千百万字的一流译作，留名译史。美国诺奖得主福克纳的数本宏篇巨制、加拿大诺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集《逃离》、英国简·奥斯汀精致的世态小说《爱玛》、艾略特艰深的宗教哲理剧《大教堂凶杀案》、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贝内特、米尔恩……以及上百位外国诗人的代表作，被他译得精湛、灵动而准确，确实当得上他自评的“踢了几个好球！”
20世纪50年代，《译文》同人合影。
前排左起：黄绮静、凌山、陈霞如、沈宁、张佩芬、李文俊，
后排左起：李玉荣、李芒、庄寿慈、方土人、张孟恢、苏杭、杨仲德、邵殿生、陈敬容
众多的大小读者，包括一些作家，都从他的译述中得窥西方文学堂奥，满足了好奇和向学之心，并从中汲取营养。80年代初，尚在念中学的苏童用零花钱买下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书——李文俊参编的《美国当代小说选》，被其中一篇年轻女作家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所深深打动。李文俊闻之，动情地说：“想到我得到的几百元稿费中，有几分钱是来自一个高中生瘪蹋蹋的钱包，我的眼角湿润了。”莫言从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受到启发，创造了自己流溢着原始生命力和奇想的“高密东北乡”。甚至有农村读者，写信劝李文俊辞去工作，专事福克纳翻译，信里说，若干年后，又有谁知道“你老”是XX刊物的主编呢？另外，那几乎妇孺皆知的美国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其中的妙译竟被设计成了思考题，引导孩子们体会欧·亨利匠心独运的语言艺术。
美国：福大爷交响曲
在翻译史上，提起经典文学名著，总会随同浮现起对应的一些大翻译家，仿佛他们是天作之合，时间、地域、审美嬗变，无一能削弱他们交互的光辉。希伯来语的《圣经》由希腊七十子翻译后，成为《圣经》被译成各种语言的圭臬。希腊语的《荷马史诗》经查普曼翻译成英文后，再无其他英译本超出其右。在19-20世纪，英国读者只认定康斯坦斯·加尼特女士(1862-1946)翻译的70卷俄罗斯文学名著，包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里等的几乎全部作品。在中国，佛经翻译和玄奘、莎士比亚和朱生豪、拜伦和查良铮、哈代和张谷若、巴尔扎克和傅雷、普希金和戈宝权、日本文学和叶渭渠、意大利文学和吕同六、西班牙文学和孙家孟……都已成为公认的黄金搭档。对于李文俊而言，他的名字，则永远和美国南方文学的巨擘福克纳，一齐闪耀。
福克纳到底有多牛呢？简单地说，他荣膺过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大西洋月刊》的美国百位历史名人排行榜上位居第六。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教授与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主编的《威廉·福克纳：现代批评观点》一书中写道：“批评家和普通读者都普遍认为，福克纳被视为本世纪最强有力的美国小说家，明显地超越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而且在包括霍桑、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与亨利·詹姆斯——有些评论家也许会把德莱塞也算进去——在内的名家序列中占据一个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位置。”美国发行福克纳邮票，举办福克纳写作模仿大赛，出版专门的《福克纳学刊》。世界上，每年都有关于福克纳的图书问世，俨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福学”。
福克纳(1897-1962)出生于美国南方没落的望族，一生共创作19部长篇小说和一百来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和相当篇目的短篇小说都发生在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这套“世系”的主要脉络是该县县政府所在地杰弗生镇及邻近乡野不同阶层若干家族几代人的故事，时间大致从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600多个。这些人物在长短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此书之事和彼书之事多少瓜葛丝连。每部作品既是独立的故事，又与整套“世系”息息相关。福克纳采用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手段，诸如多元叙事、跳跃的意识流、复杂的基督教隐喻、繁密晦涩、不加标点长达几页的超级长句，等等，精心描绘了整个美国南方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塑造了康普生太太、失足小姐凯蒂、恶人杰生、白痴班吉、黑人保姆迪尔西、暴发户萨尔本、少年猎手艾萨克、森林老熊班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角色，并寓言式地揭示出人类在苦难中忍耐、搏斗的悲剧性命运。
李文俊和福克纳，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爱恨甘苦，他对“福大爷”的用心，在全中国无人能比。他是中国翻译福克纳作品最多的翻译家，是撰写福克纳专著最多的学者，他藏有的福克纳照片、图文和手迹副本位居中国第一。他甚至和英国的福克纳专家，一起到多伦多一条僻静的街道，寻觅福克纳在加拿大飞行学校住过的宿舍楼。
他和福克纳的打交道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那时，他在上海辣斐德路上的旧书店，淘到了编辑家和翻译家赵家璧撰写的《新传统》，内有一篇评介福克纳，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福克纳的大名。留有印象后，他在《译文》工作期间，于60年代就评介福克纳，刊登其短篇小说。80年代初，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纂工作(“文革”后我国外国文学界首项最重要的集体工程，几乎所有的老先生都参与其中)，撰写福克纳等条目。接着，编写《美国文学简史》中福克纳章节，出版了《福克纳评论集》。但此时，中国连一部福克纳长篇小说的译本都尚付阙如——其艰涩浩繁让译者生畏。年过半百的李文俊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开始翻译《喧哗与骚动》，啃上了福克纳这块硬骨头。
《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难译的长篇。法国的福克纳译家莫里斯·库安德鲁翻译了福氏多部长篇，独留下这部没译，当他暮年有意为之，已感到力不从心。李文俊在年逾六旬时，偏向虎山行，挑战《押》书：“书中长达几页的句子比比皆是，句中套插入句甚至长长一段、整整一个故事，结构错综复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福克纳最长的句子是中篇小说《熊》第四章的最后一句，竟有6页之多，被誉为“要人命的句子”(life sentence)。这个有名的说法实质是一个双关语，life表示“生命，生活”，sentence除了表示“句子”外，还有“宣判”的意思。言下之意，福克纳的长句犹如生命一样漫长，要想读完，就像给判了在监狱终生服刑。可想，对于翻译家来说，从阅读、理解，到欣赏、翻译，并且要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保持“原作的丰姿”(鲁迅语)，该需怎样的真功夫，乃至毅力！
当钱锺书得知李文俊开译福克纳，不禁复函感叹：“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三年译完《喧哗与骚动》，并加了几百条注解，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后屡屡再版。李文俊犹如从一次次鏖战中孤胆突围的英雄，“抚摩着自己的创伤，体会到了血战一场的愉悦”。
李文俊收到呕心沥血译出的《喧哗与骚动》新书
又费时三年译完了最难的《押沙龙，押沙龙！》，“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李文俊清晰地记得，“等到把这部篇幅不大的书译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九日了。那天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2000年千禧年，也是李文俊的“奇迹之年”。农历岁尾，他突发急病，被120一路啸叫着送进了急救中心，光病危通知就下发五次，幸亏主任医生处置得法，一万多元一针的药打进去，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在监护室，几天被捆住胳膊不许翻身，打点滴，做检查，吃药，在急救中心过了春节后，才算病情稳定。同年，李文俊收到差不多是用生命换来的《福克纳评传》和《押沙龙，押沙龙！》翻译样书，手捧二书拍下了渡尽劫波英雄笑的照片。
2000年出院后，李文俊收到《福克纳评传》和《押沙龙，押沙龙！》中译本后留影
出院后，李文俊再不敢打摧耗身心的福克纳的主意，转译了一些难度较低之作。那就好比庖丁解牛、爱因斯坦解中学物理题，他刷刷译好了伯纳特夫人的畅销少儿小说《小公主》《小爵爷》和《秘密花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情书集《我爱你，罗尼》、美国麦卡勒斯和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忆巴黎》，还再次和中学老友蔡慧联袂，复译了简·奥斯汀的代表作《爱玛》。间或，他也在电脑上敲敲性情随笔，并前后发表了数百篇亲切、幽默、博雅、行止自如的散文佳品。
然而，出版社认定李文俊是福克纳的中文代言人，依然请他继续译，继续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编辑，也是一位“福迷”，游说李文俊：读者只认“老字号”。结果，从80年代初至今，在上班做编辑、下班打理俗务，包括到市场买菜之余，李文俊共翻译了六部福著——《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和《大森林》，出版了两本福克纳评传和一本独一无二的画传。《喧哗与骚动》中译本的封面还被美国《福克纳学刊》(1990年秋季号)用作了封面装帧。
加拿大：门罗奏鸣曲
加拿大毗邻美国，为世界第二大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作家在中国，就连小学生都能报出几个，如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海伦·凯勒……而能报出加拿大作家名号的，恐怕只有少数专业人士了。李文俊即在这少数其列，并且是把加拿大文学译介到中国的开山功臣之一。他与加拿大文学的结缘，少说也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他兴致勃勃地回忆道，自己十来岁时曾在上海龙门书店里见过加拿大儿童名著《绿山墙的安妮》的盗印本。1989年6月，李文俊在多伦多访学期间，乘长途车，复渡海，跨越几千里，到加拿大东陲的爱德华王子岛，寻访蒙哥马利的故居，并赠送了马爱农中译的《绿山墙的安妮》，使蒙氏故居收藏的该书译本增加到了37种。
早在1957年，《世界文学》首发萧乾翻译的加拿大幽默作家里柯克的小品时，李文俊即是责任编辑。80年代初，他参加组建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任副会长，三次受邀访问加拿大。除翻译和评论过加拿大几位有名的女作家如露西·蒙哥马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艾丽丝·门罗外，李文俊还与人合译出版了一本加拿大文学的重要选集《比眼泪更美：加拿大现代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是中国第一本收录加拿大现代诗的译诗选，共收录了加拿大25位诗人的近百首英语和法语名诗。
李文俊是中国内地翻译加拿大诺奖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第一人。门罗以短篇小说闻名全球，入选《时代周刊》“世界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1981年，门罗随加拿大作家代表团来华，在丁玲的北京家中作客，在广州度过50岁生日晚会，并将中国行写成了题为《透过玉帘》(Through the Jade Curtain)的游记。国内所有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集，逢门罗必收，国内首部门罗小说集中译本《逃离》正是出自李文俊笔下。译家以炉火纯青的译笔，出色传递了门罗小说诗意的简洁、精准，以及凡人琐事中隐隐相随、无处不在的悲剧感。
李文俊笑说：“也许是前几十年译福克纳的纠结长句译怕了，我真的是很喜欢浸沉在门罗那种老太太絮絮叨叨聊家常的叙事风格里呢。翻译她的作品时，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2013年，当82岁的门罗成为首位荣膺诺奖的加拿大作家时，比她年长一岁的李文俊亦成为热点。他翻译的《逃离》一时洛阳纸贵，连夜加印70万册，街头书摊上还出现了盗印本。李宅多年安静的电话叮铃铃响个不停，采访者、约稿者络绎不绝，连他从未回去过的老家广东省中山市，也特派两位女记者，赴京登门抢新闻。归隐的李文俊被迫火了一把。《世界文学》也请老将出山，翻译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门罗视频，加拿大报刊请他著文发表高见。李文俊淡然待之，深知门罗旋风不久就会消停，果不其然，一切复归平静。他说，家中鸡蛋快断档了，他得拎上购物袋外出采购。
笔者在加拿大访学时，曾从多伦多横越几千里，到加拿大西端岛上的维多利亚市朝圣门罗书店(门罗曾在该店工作)，觅到该店的书签和明信片，放在贴身的包里带回，献送李府，喜得老先生和夫人又带着笔者上了附近的餐馆……
生活：淘宝诙谐曲
英语有句俗话：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dull boy.意即“只工作不玩耍，孩子会变傻”。这句话对成年人亦适用，除非此人是工作狂，或视工作为娱乐。李文俊自然不例外，其嗜好动静结合，包括跳舞(舞伴是老伴)、游泳、骑自行车、听古典音乐、淘古玩和旧书。
他的小学生读者送了他一幅漫画：一只戴黑框眼镜的猫咪，笑眯眯地骑着自行车，沿着写着福克纳英文名字的小道，向着密林前进……这幅画还有个题目，化用了李文俊的散文集名《行人寥落的小径》(源于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的名作The Road Not Taken)，叫《行猫寥落的小径》。接近米寿的李文俊看后大乐，让做建筑设计师的儿子赶紧代笔回电邮：“很高兴看到画中我讨人喜欢的模样。我现在已是老态龙钟，不过车还能骑——十分钟距离之内。”
小读者送给李文俊的漫画《行猫寥落的小径》
说起淘旧书，李文俊绝对火眼金睛，斩获的真品大概在其收藏中最多。他用两三元一本配齐了英国“侦探女王”P.D.James的Dalgliesh系列；用几块钱就换到了英国历史小说巨匠司各特的英文版原书，而且是法国出的1853年版；他也在地摊上捡到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画家平山郁夫赠送给中国一位知名导演的画册，居然被其遗弃，不禁令人心寒……在“名人手迹”摊位，他看到了要价不菲的自己的手迹。在全国最大的旧书网“孔夫子”上，他签赠的《纵浪大化集》(原价12元)卖到了800元一本。李文俊也时不时代觅师友的旧书，买回相赠。他帮“武哥”(即梅绍武，梅兰芳之子，著名翻译家、评论家)淘到后者翻译而却无收藏的《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他看到钤有“谷若藏书”章的旧籍，揣摩书主极可能是以翻译哈代而备受敬重的老学者——张谷若，便立刻买回，请书主女儿张玲代为转交鉴定，张老激动地在书前题了一大段话，连书回赠李文俊：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文革中半生藏书，失散过半，流水落花，只有慨叹。今岭南李君文俊，示以此书，绝望之物失而复见，其喜可知。李君专研美国文学，且执译界文坛权衡，东壁图书，满目琳琅，吾所失书得以厕身其间，虽不成双，谓之栖身玳梁，有何不可。小女张玲，以旧人词句提示，颇可道出此番因缘，因谨题赠，以博一笑。
八十九叟张谷若
李文俊、张佩芬伉俪，像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长住蜗居，不过都与文人雅士为邻。1955年结婚时，分配住在芳草地作协与文联的“三无”集体宿舍(无厨房、无卫生间、无暖气)，只有十来平米的一间，窗玻璃以高丽纸代之。“听私房话，就跟听首长报告一样，一点儿困难都没有。”高邻有作家赵树理、翻译家屠岸、教授王景山夫妇等。后来，挪到顶银胡同四合院的一间，能听到萧乾的留声机在播放西洋乐，看到戏剧家陈白尘伏在红木书桌上(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奋笔创作。再后来，有二十年，四口之家挤住一小套房内，儿子从小猫那么点大长成半大小子，都和母亲挤睡在一张床上，夏日炎炎，如入蒸笼。到了1986年，“积分”渐多，好不容易分到紫竹院的一套小三居，偏又邻近大路，昼夜交通嘈杂，李文俊大声播放音乐，以盖过车辆的怒吼。不得已又换到了现在较为僻静宽敞的居处。
李文俊在“静轩”
其实，那也是寻常住宅楼上寻常的三室两厅，一百多平方，餐厅和客厅相连，有幽深感，尽头是明亮的大玻璃窗。两厅四壁摆设着主人淘来的几百件真假古董，诗词枕、青铜镜、紫檀框、竹笔筒、玉扳指、石榴尊以及古典声乐碟片和旧书，繁丽而古雅。一张当年花了四百元巨款从隆福寺淘来的花梨木大理石面大书桌(现价为5位数)，置放于客厅中心靠墙处，桌上放着电脑、词典和书。“这桌现在归我用了”，李文俊介绍道，“哦，不过佩芬会在上面叠衣服。”书桌上方，挂着淘来的郑板桥隶书拓片——静轩，引为新居别名也。置身静轩，如入山洞，令人沉静忘俗。自从搬来后，李文俊就特别喜欢坐在餐厅深处，聆听西崎崇子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让甘泉般的琴声淙淙流过识尽愁滋味的心田，窗外，天凉好个秋……
终曲
《圣经·创世纪》记载巴别塔的故事：人类欲建通天之塔，上帝为惩戒人类的虚妄之心，混淆其语言，使其无法沟通，遂放弃建塔，流散各地。从此，操不同语言的族裔和文化之间要想彼此理解，必得通过翻译。《礼记·王制》则录：“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因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必需、极其古老的活动。因为神意，更因为不同语言的特性和内涵，完全对等的翻译庶几不可能。翻译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要在不可能处，搭建理解的虹桥，兼具信达雅，不啻为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更何况，翻译促成了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的交流，推动了人类的共同进步，善莫大焉。
回首自己长达七十载的翻译生涯，那些孤独持久的寻找，那些矢志把各国英语文学精华展现给国人的种种努力，李文俊寄语道：
每一个有抱负的译者，都应该译一些名著，哪怕仅仅一部……译名著艰难费力，但是也过瘾，有发挥的余地，它能调动一个人的各种潜能，作一次tour de force(精彩表演)……找到你认为是非此莫属的最最恰当的译法，这几个字，在中文里甚至比原文里的更有神韵，这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创造性的劳动”了。此时，小人物般一向卑躬屈膝的你，形容卑琐从不引人注意的你，顿时气势如虹，昂首而立，成为一个伟岸的大英雄，一个睥睨四海傲对八荒的征服者。此刻，你在历史这本大书上也许仅仅是写下了一竖一画，但是，你的精神，你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在你耳边，响起了万众欢腾的《欢乐颂》大合唱。
尽管曾被福克纳的苦译折磨得身心交瘁，乃至送进医院急救，李文俊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行人寂寥的小径，独自跋涉多年，更不后悔一辈子钻进字眼，和中西文字打交道，创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译著和作品，甘做世界文学和文化之间的摆渡人。他说：“只要有人喊Encore！(再来一个！)，我就心满意足。”那么，他一版再版的译著和选集，不正是最好的喝彩吗？
来源：《传记文学》2018年01期 赵庆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