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
——黄永玉
“年纪大了，活得好好的，空耗着双手总是愁人的，所以找了这些事来做。用时髦的话说，这就是我一个老头儿的行为艺术。”
——黄永玉
黄永玉94岁时，白岩松曾登门拜访。
刚进门，就看见他正在捯饬红色的法拉利跑车。
白岩松惊呆了，“您还玩这个！”
黄永玉回：我怎么不能玩？
白岩松说，这不是年轻人玩的嘛。
黄永玉回：我又不是老头。
白岩松后来说了句：老了就做黄永玉。
顽劣少年
1924年，一条小船在狭窄河道上缓慢行驶，船上坐着一对怀抱婴孩的夫妇。行至山间，岸上忽然传来鼎沸人声，凭着对这一带的了解，年轻夫妇知道是土匪要来抢孩子绑票，于是赶紧将船靠岸，将孩子塞入了一个大树洞里。旋即追赶到的土匪盘问二人是否见到一对带孩子的夫妇经过，女人吓得不敢做声，遥指下游。
“快追，那孩子能值300大洋”，土匪们叫嚷着往下游追去。惊魂甫定之余，夫妻俩赶紧将孩子从洞中掏出。孩子安然无恙，他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只自顾自地啃着手指，继而对饱受惊吓的父母甜甜一笑。这个在土匪眼里值300大洋的孩子就是黄永玉。幼年这段经历仿佛是一个预示，预示着漂泊、动荡、坎坷、刺激、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将会交替着在黄永玉的生活中出现。
黄永玉的父母是湘西凤凰县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新式夫妻。同为文艺分子的他们分任女校与男校校长。母亲是学音乐美术出身，在学校里，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还号召学生也这么做。她教学生跳新式舞蹈，因此还就是否有伤风化问题与县里的行政长官发生过多次激烈辩论，最后以胜利告终。父亲酷爱音乐，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他的风琴也是县里唯一的新生事物。父亲的性格幽默达观，有次回家，黄永玉骗父亲说学校放假了。父亲不信，要跟他去学校看个究竟，结果谎言自然被揭穿。回到家，黄永玉忐忑不安，而父亲则躺在摇椅上抚膝哈哈大笑：“不要老重复说同样的谎嘛！你看你多好笑！”
80年前的凤凰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小城，东来西往的商人穿行于老街古巷。对于还是孩子的黄永玉来说，这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这些层出不穷的节目，几乎让他的每天都成为快乐的节日。黄永玉喜欢在青石板小巷里闲逛，那里是各种民间艺人的天地，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他常常站在这家店铺前，一看就是半天，街坊邻居们远远见到他就说：“黄逃学又来了”。
小小的山城是落寞的，却又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一种恬静的气氛，在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街巷里，黄永玉看到了在别处从未看到过的完整的民间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成为多年后黄永玉丰富的创作源泉。
在中学，黄永玉的成绩糟糕得很有名，因为他接连留了五级。后来同学聚会时，同班同学竟达两百人之多。第一次留级时，黄永玉还很痛苦，后来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他更放纵地把时间都给了图书馆，并花“巨款”去学版画，竟小有所成——一家杂志采用了他的木刻作品，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稿酬。
初二时，学校因黄永玉屡次打架而决定开除他，偏巧，此时日本人炸毁了回凤凰县的路。校方只好改为留校查看一年，黄永玉断然拒绝了这个决定，潇洒地一挥手：不要留了，我走了。那个年代，几乎半个中国的人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谁能想到，这一走，倒也给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人打出了奇遇的草稿。
颠沛人生
1942年，刚刚辍学的黄永玉住在泉州。住处对面是一处大庙，有一两千和尚，庙里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黄永玉就悄悄爬过院墙去偷花。有一次，刚爬上树，就听到树下老和尚吃惊地喊：“嗳，你摘花干什么呀？小心点……下来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老和尚房间里摆放着纸笔，几个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夏丐尊字样。交谈后才知道，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盛极一时的艺术、佛学大师李叔同。
法师要送黄永玉一张字幅，嘱咐他四天后来取，当黄永玉玩了一个礼拜回来后，才知道法师已在第二日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禅房桌上还静静地放着他给黄永玉写好的字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读着这句话，那一刻，寺庙里的玉兰花笑容依旧，而黄永玉却有了第一次离家在外的号啕大哭。
后来，黄永玉到一家瓷器厂做小工，会画画的他很得老板的赏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瓷器上描描画画，俨然成了那里的名家。老板有心想把女儿嫁给他，但黄永玉不愿意，于是离开了瓷器厂。经朋友介绍，他在军队里当了一名司书。这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每天只是抄写几篇公文，可黄永玉不会享清福，抄完公文后嫌公文呆板无趣，闲着没事便把它加以美化、添加花边，结果惹得长官大发雷霆。上任没几天，就失去了这份美差。
后来听说福建泉州一个战地服务团招人，黄永玉又到了那里。战地服务团其实是一个剧团，是抗战时期文艺青年的沙龙。黄永玉来到这里做美工，画布景，写海报，有时也得串演一两次不太重要的角色。但他的表演才能是实在太拙劣。一次，就两句台词“报告司令官，前方有敌人来袭。”居然让他卡了壳，惹得观众哄堂大笑。团长大怒，决定永远不要黄永玉这个美工上台，如果大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拉幕。
随后的日子里，黄永玉到过广州、上海、台湾、香港，干过苦力、搞过舞美、做过编剧。在萧乾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因此得到了《大公报》美术编辑这个职位。凑巧的是，当时金庸也在那里做评论员。在黄永玉眼里，“小查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写武侠小说未免可惜。”再后来，给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时，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黄永玉的剧本底稿上死去，底稿上还留着费穆咳出的血迹。
为了生存，黄永玉除了写剧本之外，还每三天刻制一幅画拿去卖。二十来岁的青年，就已经有了一双沧桑的手。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那时，一个木刻能卖5块钱，10个才够交一月房租，臧克家为了帮助窘困的黄永玉，总是买一个就预付下一个木刻的钱。
在1947年某个乍暖还寒的春夜，形如难民的黄永玉买了一份《大公报》。就着街灯，他读呀读，泪水打湿了报纸，热闹的街市中，没有任何过路人知道这个孩子正在读着他自己的故事——这是表叔沈从文为他写的一篇小文。在文中，沈从文写了黄永玉的父母和黄永玉的现状，提到了很多黄永玉所不知道的家世，表面是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内里却道尽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
在严酷的时代里，漂泊让黄永玉把世界看了个透，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对人生善恶有了更深的了解。黄永玉变得世故狡黠、坚强独立。
灵性鬼才
和爱憎分明的性格一样，黄永玉的画也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画纯水墨，淋漓尽致，不染丝毫丹青。需要用色彩了，又大红大绿大紫等“俗”色一股脑上来。国画讲求飞白，此中最显功力，黄永玉却丝毫不理会这些规则：“我的画没空飞白，要飞去自个脑子里飞去！”但他的另一类写意画，却异常地空，偌大的画面上只有一个极小然而特征极明显的人或物，兴致来了，皮纸、高丽纸、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自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黄永玉刻版画出身，很早就被誉为“版画界中国三神童之一”。1956年，他在木刻艺术最炉火纯青的阶段，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成为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才32岁。
受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新风格，而两次丰盛的欧洲之行也令其得益不少。从塞纳河到佛罗伦萨，黄永玉大量写生观摩，归来后又在万荷塘边苦练近万张白描荷花。借助西方绘画的冷暖色对比，他终于在造型、色彩与风韵上打通了中西方的经脉。
黄永玉的荷花就有着别样的美感：荷叶、杂草经抽象处理，密不透风，恰巧突出了写实的荷花本身。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最终呈现出的不再是寻常荷花高标独立的清雅之美，而是浓墨重彩的绚丽与灿烂。“美的东西太多，我舍不得抽象。”他解释道。
五花八门的题材在黄永玉笔下层出不穷。这些画构图奔放率意、色彩绚丽饱满、情趣睿哲诙谐、题跋也是千奇百怪、天马行空：既有孩子气的天真，也有阅尽沧海桑田的世故；既有毫不设防的坦言，也有妙语连珠的幽默；既有学术色彩的厚重，也有抒情意味的酣畅和调侃的轻松。大俗大雅、不落窠臼。
除了美之外，黄永玉也和他所钦佩的大师林风眠一样，从不忌讳任何“丑”的事物，有一年，黄永玉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人到重庆旅行写生，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回到北京后，他好奇地跑去看展览，一看才知道，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睁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是批得最严重的一个。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猫头鹰事件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屋子，屋子光线很差，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病倒了，多方求治不见好转，黄永玉心急如焚，忽然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花草，还有艳阳高照，顿时满屋生辉。经常看着这画，妻子的病居然慢慢好了。
黄永玉的妻子张梅溪原是国民党一位将军的女儿，黄永玉小时候就听说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于是如法炮制：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便在小楼上吹起小法国号欢迎。技术虽不高，但定点吹奏，颇有耐心。张梅溪被这份坚持打动，义无反顾地跟着这个全家都反对的贫穷流浪汉私奔。这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张梅溪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人，她和黄永玉一起悉心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家里不仅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狗熊、小梅花鹿……当他们一家子带着这些动物一起住进美院宿舍的大杂院时，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真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样应付那些可想而知的麻烦。
遗世独立
在画界，黄永玉喜欢“盖房子”、“爱摆阔”是出了名的。从意大利到香港到北京到凤凰，黄永玉处处建豪宅，在欧洲的一所宅院还特地选择与达芬奇故居毗邻。
在很多人看来，黄永玉这个名字往往与悭吝、张扬挂了钩。范曾回忆，有次他忍痛割爱将一个珍贵的唐朝拓片送给黄永玉，黄永玉异常感动，回赠给范曾一个烟斗。这个烟斗劣质不说，还破旧不堪，周边留有密密一圈齿痕。烟斗是黄永玉的标志。无论任何时候，他的嘴上都会斜叼一个四季不离身的硕大烟斗，这些不同产地、不同材质的烟斗在黄府起码收藏了不下六七百个。拿波黎的、佛洛伦萨的、伦敦的、石楠根的、海泡石的、玉米芯的……总价值超过千万。烟斗连同他的五米龙床、雪茄烟头、开心果、杰克逊、格瓦拉、塔可夫斯基的影碟、分不清用途的遥控器一起，堆积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黄永玉从不平白无故地送人画，他的画定价一向很高。心情好时画价可能低些，心情不好就随心所欲地翻倍，并不因熟人而打折扣。金庸购买了黄永玉一副画，也照样按规矩付了一百多万、分文不让。如果有人向黄永玉索画，就算是乡人他也一样拒绝。别人说他小气，黄永玉振振有词：“提两把菜来换一个艺术家的心血之作，到底是谁更小气？”他养狗也是为了打发不停上门来索画的人。他养了数百只名犬，并为这些狗修建了游泳池。在他看来，“狗永远比人忠诚。”
人们这样形容午睡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众人簇拥着走了出来”。走出这片飞翠楼，四十只家犬就激动地蹿出来，围绕在八十七岁的画家身边狂吠不止，鹦鹉也亮出舌苔厉声逼人，一院子的树和花，在阳光下哗然醒来。这个时候，通常是他刚刚在大屋里用大型升降机完成了一副巨型水墨画的创作的时候，而徒弟们正用电吹风打理着余下的程序。
在黄家，甚至还能看到重达一万多斤、由非洲运来的整木桌椅，这些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共同构架了一个大气磅礴的中式庭院。膳食有专人打点，所用餐具一律由黄府自家瓷窑烧制，无一例外地印着一个“黄”字。大院子里清一色趴着一溜儿果冻一样的红色跑车，依次是宝马、奔驰和法拉利，角落停放的黑色保时捷是不久前才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刚一送下飞机，黄永玉就驾着它在凤凰县的马路上一气飙出了一百多公里。
“年纪大了，活得好好的，空耗着双手总是愁人的，所以找了这些事来做。用时髦的话说，这就是我一个老头儿的行为艺术。”2018年5月，黄永玉携自己创作镌刻的181把紫砂壶亮相“中国美术馆之夜”，作品以紫砂壶体为载体，借助紫砂镌刻工艺半绘半刻而成。所绘内容主要为143个水浒人物，人物之外，他还配以图说文字和创作感想。黄永玉偏爱林冲，在抱着挂酒葫芦的长枪仰天而望的林冲像旁他写下“少年子弟江湖老，多少青山白了头”，这一句又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
有来访的客人要给他拍照，黄永玉斜倪着犹豫片刻，流露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拍了，就站在高高的楼顶上，歪戴一顶贝蕾帽，一手衔烟斗、一手插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回到席间，有人问黄永玉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眯缝着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腾地坐起来，把烟斗重重一磕，不耐烦地说：“过日子就是平平常常，有时候有意思，有时候很没意思。不要成天到晚地找意义。”
来源：《时代人物》2018年06期 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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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1924年出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黄永玉(1924.7—)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土家族，湖南凤凰人。擅长版画、彩墨画。曾在香港从事木刻创作活动，任长城电影公司剧本特邀撰写人，香港《新晚报》画页编辑，1953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顾问。作品有《春潮》、《百花》、《人民总理人民爱》、《阿诗玛》。巨幅画有《雀墩》、《墨荷》等。1986年荣获意大利总统授予的意大利共合国骑士勋章。出版有《黄永玉木刻集》、《黄永玉画集》等。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