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电影《色·戒》的剪辑工作完成后，李安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电影里的上海拍得是不是像？对于张爱玲小说里性和暴力的理解是不是到位？于是，他奔赴美国，特别邀请了一位资深文学批评大家进行最后的“润色和把关”，这位大家就是小说《色·戒》作者张爱玲的人生知己夏志清。多年前，夏志清曾以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诸多作家推向世界，因而对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最具发言权。
一部现代小说史，令诸多作家浮出水面
1961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目。
夏志清扛鼎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
这部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差异的著述，学术观点融贯中西，批评视野宽广深邃，逐一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家，比如鲁迅、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丁玲、老舍、巴金等，给予了独到且犀利的点评。此外，还以专门的章节和大量的篇幅，详细论述并高度评价了先前一直被忽略和屏蔽的“趴窝”作家，比如张天翼、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师陀等人——像张爱玲，认为“她可能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其《金锁记》堪称“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像钱锺书，虽然“他是一介学问家”，其《围城》却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像沈从文，指出“他足可与叶芝、福克纳相提并论”，其《静》乃为“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中，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因此就有评论称，这部将一个个重量级作家集中推至最前排的评论专著的出版，使得西方学术界第一次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触并了解到中国现代文学。
而写就《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人，正是来自于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夏志清。
胡适力排众议选他出国留学
夏志清来自一个几无书香的家庭，他能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道路并取得难以有人企及的成就，除了天赋异秉和刻苦努力之外，更要归功于两位可敬的师长：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耶鲁大学教授勃罗克斯。这二人曾在关键时刻对夏志清有过莫大的帮助与深远的影响。
1921年2月18日，夏志清出生于上海郊区，父亲夏大栋经商，常因工作关系携妻带子往来于沪、宁、苏之间，因而“家里连一口书橱也没有”。九岁那年，夏志清得到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津津有味地看了一个暑假，随后又不厌其烦地重读了四遍，这成为他童年时代接受的文学启蒙。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夏志清读的全是教会学校。夏志清特别喜欢英文这门课，从中学起就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他流利的听、说、读、写，常常让班里的同学惊叹不已。后来，他考入半数教师是洋人、就连华人教师也都是留过洋的沪江大学英文系，更是如鱼得水，进步神速，为日后用英文写就扛鼎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夏志清点评中国作家图谱
1946年9月，二十五岁的夏志清在长兄夏济安(著名学者、评论家，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引荐下拜会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以期谋求一份教授英文写作的差事。起初，胡适很欣赏夏志清的才识，但听说夏志清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时，大失所望地嘟囔了一句：“哎，你怎么不是北大、清华、南开毕业的呢？”胡适对教会学校的成见让年少气盛的夏志清颇为不爽，当即毫不客气地回击道：“谁说必须读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胡适一愣，尴尬地笑了笑，赶紧打发夏志清前去外文系报到了。
就在夏志清暗自发誓决不再同胡适打交道的时候，一场因缘际会却又将他推到了胡校长的跟前：1947年，旅美华侨富商李国钦先生给北京大学捐助了三个留美奖学金名额(文、法、理各一名)，各科系教师格外珍惜这个机会，无不跃跃欲试。由于僧多粥少，学校决定公开公平竞争。结果，刚来北大数月的夏志清，凭借真才实学和研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论文，以八十八分力夺文科状元。好多有背景有关系的教师不服，更有甚者还联合起来围堵胡适的办公室，叫嚣道：“夏志清是什么人啊，怎么能让他把这个名额占去？”尽管胡适对夏志清出身教会学校颇为不屑，但他尊重学校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力排众议，把留学名额给了毫无背景且资历最浅的夏志清。
在胡适的安排下，年轻的夏志清怀揣梦想，来到耶鲁大学英文系深造。在那里，夏志清先后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著作，既开阔了视野，又提升了认识，更获取了丰富的文学养分。其时，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新批评一派，在耶鲁大学的代表人物为勃罗克斯教授。与这样的大师朝夕相处，夏志清耳濡目染，亦致力于探索西方学界最先进和最尖端的理论。对于好学的夏志清，勃罗克斯也是倾囊相授。夏志清受益匪浅，思想更是渐趋丰盈——很快，当他独自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已可做到目光敏锐且分析独到，故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了。后来，夏志清这样回忆跟随勃罗克斯一起学习的日子：“他是我真正的老师，他给我的文学研究做了最为前沿的启蒙教育。”因此可以这样说，从一开始，夏志清就走上了一条专业研究的捷径。
1951年，夏志清以优异成绩获得耶鲁大学英文博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政治系的饶大卫教授那里工作——编写《中国：地区导览》。然而，虽有四千美元的不菲年薪，自己又是团队的核心主笔，但夏志清却有了新的打算。原来，在编写《中国：地区导览》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在编写《文学》一卷、翻看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之后，突然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总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他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入西方学术界
1952年，夏志清与饶大卫解约，开始进行自己的计划，那就是：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很快，他就“发现早期的白话新诗写得太坏了，简直无法做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些”，于是转而去写一部小说史。
当时，失去正式工作的夏志清辗转各校临时代课，收入非常有限，仅够吃上一日三餐。即便这样，他却很舍得往搜集素材上花钱——那时候，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匮乏，所藏中国现代小说更是少之又少，而百公里外的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现为东亚语文系)图书馆却因开发得较早，这类藏书颇丰。于是，夏志清每天从衣食住行的费用中抠出一点钱来，待攒够往返的路费后便动身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借上一箱子各类资料，吃力地扛回来。据传，他阅读速度奇快，而且过目不忘，往往一天能翻阅数本大部头，间或整理摘抄笔记。夏志清后来曾对挚友说：“我不怕书看不完，反倒就怕没有书可看。”但因手头拮据，夏志清还是无法如愿购买或借阅到有些堪称珍宝级别的书籍。
1961年3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洋洋数十万字，起于1917年，迄于1957年，纵论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横说现代诸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从早期的文学革命到十年的发力成长再到抗战及胜利后的百花齐放，从鲁迅、冰心到郭沫若、郁达夫再到茅盾、老舍，从文学研究会到创造社再到“左翼作家联盟”，无不论及。这一年，夏志清四十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短短两个月即加印五次之多，不仅在美国拥有众多读者，在欧洲各国也深受欢迎。1962年，勃罗克斯游历欧美国家时看到多如牛毛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机构后，一时目眩神迷，“是夏志清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入了西方”，他说。
但夏志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在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执着跋涉。1968年，相隔七年后，他的另外一部代表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中国古典名著。这是他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后，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攀登的又一高峰，同样引起了学界的震动。
先后两次遭人“口诛笔伐”
学问上，夏志清独树一帜，斩获了史无前例的褒奖和赞誉，在学术界可谓凤毛麟角。但其著述中时时跃动的激进思想，也因“难入一些人的法眼”而颇受诟病，先后两次遭人“口诛笔伐”。
夏志清第一次遭人“口诛笔伐”是在1962年，事情缘起于鲁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因深悟西方文学的创作精神与价值标准，夏志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持有一种整体性的悲观，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也就对新文学的不少名家评价不高了，其中尤其对写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的鲁迅评价最低：鲁迅并不聪明，书念的不多，比他弟弟周作人少多了；他爱钱，对原配夫人也不够好；这本书(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怎么样，引用原文然后在后面写几句话，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
这下子，惹恼了欧洲著名左翼汉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很快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书评，一边批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一边表示特别不认同夏志清对鲁迅的判断。那时，夏志清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自然不甘示弱，当即撰文反驳：“普实克是欧洲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人，而且与他们(指那些新文学名家)都是朋友。但他是外行，讲来讲去，三分之一是讲鲁迅，茅盾、老舍懂一点，别的基本上不懂，或尚未看过。”
这两篇论战长文，当时都刊登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主办的杂志上，时至今日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文献。
夏志清第二次遭人“口诛笔伐”是在1986年，事情缘起于《红楼梦》。
或许是受研究现代文学时涌出的悲观思想的影响，在写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时，夏志清觉得“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这自然让那些致力于“红学”研究的学者难以接受，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即是其中之一，他在《海外读红楼》一文中这样写道：“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
此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已出版十多年了。夏志清再次提笔应战，举数日之功，写了《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一文，以洋洋洒洒九个章节的篇幅，予以反驳。
夏志清的气势，自是激起了唐德刚的“绝地反击”，他迅即写就《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更以十八个章节的篇幅，强势给予回击。
因刊发唐文的《中国时报》和刊发夏文的《联合报》《传记文学》《世界日报》均是台湾和美国的当红报刊，一时之间两人的笔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而被称作是“难得一遇的一次学术纷争”。
但是，纷争过后，两人很快就“化干戈为玉帛”了——据当年10月18日的《中国时报》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夏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
与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的交往
少为人知的是，夏志清还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媒，同不少作家建立了笃深的友谊，比如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
在三人之中，夏志清与钱锺书一共只见过三面，但关系却最为特殊。
1943年，刚从沪江大学毕业的夏志清读了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他对同处一城且才华横溢的钱锺书(当时因“珍珠港事件”爆发，钱被困居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仰慕至极，但苦于无缘一睹风采。有一天，好友宋淇在家里开“派对”，夏志清过去凑热闹，恰好钱锺书也在，于是就有了印象深刻的第一面：“他(指钱)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首次晤面后，因种种原因，两人一时再难见面，直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夏出国门，求学耶鲁，而后逐步融入异国他乡的生活之中；钱留内地，笔耕不辍，先后写就并出版了《猫》《人鬼兽》《谈艺录》等多部著作，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但分离并没有阻断两人的相互尊重和推崇之情——1947年，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后，虽做了再版(1948年)和三版(1949年)，但囿于国民党当局的挤兑和打压，书与作者并不被世人所熟知。而夏志清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后，经宋淇的推荐，认真阅读了《围城》，觉得写得奇妙，遂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引得众人对《围城》一书的关注度倍增，以至该书后来家喻户晓。
对于夏志清的推介，钱锺书亦心存感激，他在看过《中国现代小说史》后，热情赞道：“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由此可见，在钱锺书看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于夏志清而言，“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真乃“星月互映”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夏、钱之间才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从而为两人的友谊多添“一料”：1975年的一天，宋淇突然寄给夏志清一封急信，告知钱锺书离世了。夏志清悲痛难抑，遂连夜赶出了一篇《追悼钱锺书先生》，交由台北的《中国时报》发表。因两位均是大名人，故而此事以讹传讹很快传开，最后还是钱锺书出面澄清才平息了事态。为这事，夏志清愧疚至极，以至于几年后即1979年钱锺书应邀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不顾众目睽睽径直双手揖拱向钱锺书谢罪。对夏志清的这份“大礼”，钱锺书铭记在心，1983年趁着夏志清回国寻根时不顾自身年逾古稀坚持陪伴，始算“略表报答”。
夏志清在美国纽约寓所的书房里, 捧在手中的是集学术成果大成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论集》
后来，亦即1998年，当钱锺书真的逝世时，夏志清虽写了“悼文”，但却不再是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是关注起钱锺书的另一部堪称重量级的作品——未完稿《百合心》，这就是人们看到的满含深情的《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一文。文中写道：“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原来，夏志清始终不信钱锺书说的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的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相较于钱锺书，夏志清同张爱玲的交往几可用“知音”来描述——夏是张不可多得的人生知己，他们的交情多年来为人所乐道。
夏志清与张爱玲总共见过五面，第一次是1944年在上海的一次“派对上，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中再就是张爱玲旅居纽约时见过两次，最后一次见面则是在波士顿，而平日里则主要靠通信来联系。
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 夏志清(右)与关门弟子唐翼明(唐浩明的哥哥)在一起
虽然早早相识，但因身份、地位悬殊(当时张爱玲已经大红大紫)，故而“派对”上两人仅是泛泛而谈，更未涉及文学，夏志清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到了20世纪50年代，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从宋淇那里得到了张爱玲的小说《传奇》和《留言》的香港盗印本，一读之下惊为天人这才开始格外关注张爱玲，并在自己的著作里开辟专章进行介绍——篇幅之多超过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名家，而评价之高亦超过了鲁迅，且一口气连下三个断语“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从而彻底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
当然，说夏志清是张爱玲的人生知己不止在文学评述上，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55年，张爱玲赴美后，因种种原因生活多有困顿。夏志清获悉之后，为她写介绍信写序言，并积极评说、推介她的作品，还为她找工作，帮她同出版社签订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竭力在生活和精神上予以援手和慰藉，一“跑腿”就是二十余年。这让张爱玲方便了许多，因而她在1976年7月29日写给夏志清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关怀和照顾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夏志清与沈从文的交往，堪称“最晚”而且“最少”。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张爱玲(左)、钱锺书(中)和沈从文(右)家喻户晓
说“最晚”，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两人始有机会得以晤面——那是1980年，沈从文访问美国，11月7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演讲时，才同在该校任教且恰好担任现场主持人的夏志清握手；说“最少”，自然是指晤面的次数了。两人的第二次相见是在1983年，夏志清回国寻根，到北京时，听闻沈从文患病卧床，遂专门赶过去探望。
不过，两人的心意却是相通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评述沈从文时指出其作品中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这等于揭示了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某种“野心”，即要使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的程度；而沈从文晚年在写给好朋友的一些私人信件中，亦屡屡有意无意地表露过这种心迹，还说那就是自己当初进行文学创作的追求和心愿。前后相差几十年，而且最初两人毫无来往，却都敏锐地审视并把握住了同一个要点，这是否可以说是夏志清与沈从文的“神交”呢？
小说史之外的夏志清
自古文人多情趣，夏志清也不例外。小说史之外的他，非但没有一点儿学者的呆板和大师的架子，反倒时时处处显露出天真、活泼、调皮的一面，活脱脱就是一个“老顽童”。
夏志清有点“孩子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抛却个人恩怨，对胡适在早期文学革命中的贡献作了中肯的评价。但该书出版并引起轰动后，他却没有给昔日的老校长送去一本，以表感谢或恳请雅正。见状，长兄夏济安善意地提醒道：“都过去十多年了，没必要再为那点小事(即当初胡适瞧不上他毕业于教会学校)耿耿于怀吧？”夏志清却振振有词：“当然，我到现在都还没解开那个疙瘩呢！”从这一事件审视，即便已笑傲学界了，但夏志清有时候仍跟三五岁的小孩子几无两样。
诗人余光中和夏志清是至交，他在一篇《音乐，饶了我的耳朵吧》的文章中描述过夏志清的一件趣事：某年，夏志清走访台湾，火车上嘈杂的音乐声让人心烦。他恳求列车员小姐关掉喇叭，谁知，小姐不睬，夏志清当即扑通跪下。当得知眼前的下跪者是名闻中外的大学者时，小姐赶紧关了喇叭，随后列车长也过来道歉……但后来，列车行驶了一段后，音乐噪声又响了起来，夏志清做出一副苦脸对同行者说：“这一次，没我的事了，轮到你们去跪了……”
1976年7月29日，张爱玲致夏志清的信
夏志清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一次，一位晚生登门拜访，因买不到鲜艳的真玫瑰，只好捧上一束塑料花，因而样子颇为尴尬。没想到，夏志清一把抢了过来，一边嗅着一边说道：“嘿嘿，这就好，这就好，我还怕人给我送真玫瑰呢！真玫瑰很漂亮，但谢得太快了，太快了，看了反而难过。”
夏志清还是位性情中人，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从来都是“有话直说”。2013年3月，他将自己和张爱玲多年间的往来书信编注成《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出版，成为继庄信正的《张爱玲来信笺注》和苏伟贞的《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后，张迷们能读到的第三本关于“祖师奶奶”的书信集。但在被问及这本书的缘起时，夏志清笑着坦陈：“这嘛，是我大病时交代的一件后事……”原来，2009年夏志清因肺炎住进了医院，病迟迟不见好转，他担心来日无多，有一天就趁着精神头好叫来了夫人王洞，急急地询问道：“济安的信放在哪儿？张爱玲的信又在哪里？得赶紧给后人留下点可以想念的东西！”但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刚做完，他就于2013年12月29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令人感叹。
来源：《名人传记(上半月)》2014年08期 姜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