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郎世宁《嵩献英芝图》,绢本设色,纵242.3厘米,横157.1厘米。
此图作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是专门为皇帝生日“万寿节”而画的祝寿图。
这幅画笔法明显带有欧洲画法的元素,画中内容却完全是中国式的。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中国皇室收藏肇始于王权诞生，贯穿古代史，被认为是“历代统治者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内府收藏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周天子收藏器物之所名曰“天府”“玉府”，青铜重器等国之大用的礼器藏于“天府”，供人欣赏玩好之物归“玉府”收掌。后者的门类日趋庞杂丰富，成为皇室收藏的主流，书画、古籍收藏是其中的重要门类。最早两者并不分家，统称为“典籍图画”，至隋唐时，内府书画收藏发展步入正轨，才与书籍收藏相分离。
皇家收藏往往呈现出某种规律：开国之初统治者继承前代藏品，继而经年向民间搜访购求，而到了王朝末期，内府藏品又多在改朝换代的巨变中或是流散民间，或是毁于战火，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帝王个人对艺术的偏爱和造诣，也会促使艺术品收藏的高度集中，清以前的内府收藏，在唐太宗、宋徽宗、元文宗时出现了三次高峰。
明代的皇帝“大都无鉴藏书画的嗜好”，内府“书画收藏详细记载缺失，无法窥见其全貌”，嘉靖以后，还曾将内库珍品出卖给豪强，以补充军饷不足。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认为，“由于人为与天灾所造成的灾害，使我国千余年来递藏的作品，逐代锐减，尤以明代的情况最差。”清代统治者身为满族，注重对汉文化的学习吸收，尤其历经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繁荣，内府的书画、古籍收藏数量也随之急剧增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奠定了今日故宫蔚为大观、恢宏深秀的收藏根基。
继承前朝、民间采买与臣子进贡
清代内府收藏首先是继承明代遗存。明代中后期内府书画大量流出宫外，皇帝多拿书画赏赐或是折俸，宦官权势日大，不乏监守自盗的情况。有民间收藏家针对官方收藏不善，称书画进入内府为“受填宫之罚”。此消彼长，明代民间收藏则十分活跃。尤其是明中期苏州杭州等江南一带，经济富足人文渊薮，民间私人藏家不但具有相当的财力，且鉴藏之学兴盛，名家辈出。比如吴门画派的诸位代表人物，自己就是诗文书画皆擅的大艺术家。当时的法书名画大体上是由北而南播迁，藏富于江南。到了清代，这一趋势发生逆转，由于皇家的致力收求，书画等艺术品又开始由南至北流转。
古籍的状况更是不容乐观。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下令放火烧宫，明故宫中主要用来藏书编书的机构文渊阁，随之悉为灰烬，偌大紫禁城只有武英殿唯一幸存。钱谦益称此次藏书之劫为“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有人检索清宫典籍目录《天禄琳琅》，明代遗留的古代善本仅有42部。康熙朝国力渐强，皇帝就开始数次下诏，访求天下图籍，以充内廷之储。
清宫亦会真金白银购买书画古籍，最早有史记载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太监奉旨在报国寺“买得王振鹏之画手卷一，此项银十二两……”，这是当时购买书画的地点。乾隆时也不时有采买，从御笔的款识来看，王羲之的《袁生帖》、韩幹的《照夜白图》等名作都是买来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方式并不多见，贵为一国之君，更多的珍宝来自上贡进献。
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三是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最后这类多是臣工向皇帝进献以表忠心，并无定制，发挥空间比较大。不过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并非人人都有资格进贡。上贡的多是亲王郡王等宗室贵胄；大学士、尚书、地方督抚等文武大员；织造、盐政等为皇帝办贡的特使；退休重臣，宗教领袖等。越级进贡的，如不惩罚，也都是“不令送览”。
每年的元旦、冬至、万寿节这三大节，是臣子们竞相进献的时刻，尤其是皇帝的生日万寿节为甚。1703年3月康熙过生日，“九卿皆进古玉书画为寿，皆蒙纳入内府名画”，时任刑部尚书亦是文坛名士的王士祯，就进献了自家旧藏宋代王诜《烟江叠嶂图》，这幅名作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
到了乾隆朝时，臣下投其所好，进献书画古玩之风更盛。1752年万寿节，陕甘总督尹继善就向乾隆进贡了名画韩滉的《五牛图》。为了不予人贪婪之意，维护皇帝尊严，皇帝也不是全盘接受贡品，而是象征性地择优收受，大部分予以驳回。乾隆还几次降旨，禁止臣工进献。比如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皇帝翻阅雍正圣谕时读到查嗣庭案。作家金庸的这位先祖，因文字狱身死狱中，罪名是查出的日记中“语多悖逆”，其实是雍正要铲除异党。查嗣庭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进献砚头瓶、湖笔的小事，乾隆读到此处竟十分忧惧，他认为臣子记述进贡之事，严重损害了皇帝的形象，气愤不已，感叹“人心险薄，何所不至”。为了避免有人“构造浮言”中伤皇帝，他决定不让王公大臣有所进献。
但乾隆往往之后又态度暧昧地接受了某些贡礼，“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结果掀起的是新一轮地方官员的进贡高潮。乾隆年间的侵贪大案，也多与进贡有关，比如高朴、彰宝、王亶望、李侍尧等人。
有人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囿于眼力所限，不免混有赝品。一次，在江南充任税关监督的一个内府包衣，弄到一纸米芾字迹，在进献时忐忑地表明自己见识粗鄙，恳求皇上法眼鉴别。乾隆一眼就看出是伪作，于是在折子上用朱笔批了四字：“假的。不要！”
但也有人故意作伪，将皇帝骗得团团转，最有名的就是康熙宠臣高士奇。高士奇生前自编的《江村书画目》是他买进书画的账簿，1924年被学者罗振玉发现。书中不单记录书画价格、真伪、优劣，还将其分为“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永存秘玩”等九类。所谓“进”即进献康熙之作，大多皆是赝品，不少几可乱真的“苏州片”，价钱低廉，二两至十数两；而诸如“永存秘玩”类的“上上真品”“无上神品”，花费高达数百两购得，自言“何可与人”，而要“子孙永宝”。正如有人所说，高氏有“欺君之罪”，但内廷却无鉴识之才，内府中也难免玉石混杂。
抄家：内廷盛大的文物涌入潮
清内府收藏书画主要来源之一是抄家所得，这也是历代文物流入内廷的一种方式。明代嘉靖时严嵩被抄家，精于鉴古的文徵明次子文嘉去严家查点书画，数量惊人，“晋唐以下名画三千二百零一件，法书一百零一件”。这些名画绝大多数未经钤印也无题识，严家倍受时人讥讽，可见他们完全是当财富聚敛囤积。
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抄家事件尤多。雍正甚至在1726年发布上谕：“联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好抄没人之家产者……近闻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公然于赌博游戏之中讥刺朝政，甚属可恶。”乾隆时更是“屡兴大狱，钞没货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浙江巡抚王亶望虚报旱灾，贩粟分银，数额达数百万以上，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贪污大案。他被抄家后，乾隆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在浏览王亶望解京书画时，乾隆帝谕曰：“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乃昨岁查抄王亶望家产内，多系不堪入目之物……”皇帝发现此前属意但退回的贡品不在其中，举出“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榻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榻必有石刻存留，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于是命大臣阿桂等严查，结果发现闽浙都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抄查王亶望时抽换过所收缴之字画，其中不乏精品，以及侵吞了其他一些贵重宝物，陈辉祖也因此入狱。
另一个抄家书画数量相当大宗的，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骫法案。钱度家共计108件包含了米芾、刘松年、赵孟頫、王蒙、文徵明、唐寅等诸多名家的书画，一朝全部归入内府。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开具清单，由皇帝拣选发落，其中皇帝看不上的或是品相不好、价值不高的书画，便同其他物品“估值变价，银交内务府广处司”。
皇家书目《天禄琳琅》中，著录最多的藏书家是纳兰揆叙，共计98部，占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六分之一。揆叙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次子，纳兰性德之弟，他潜心治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谦牧堂藏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乾隆中叶，和珅当权，垂涎明珠家家藏与宅邸，他向明珠的四世孙、任伊犁领队大臣的承安勒索不成，后罗织罪名，承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革职，籍没家产。家藏书画等“有天府所未有者”，揆叙传下的古籍等全部被查抄进宫。当时从山东巡幸回途中的乾隆，下达旨意：“所有字画册页交懋勤殿认看，书籍交武英殿查检，分别呈览等语。”而9年后，“和珅跌到，嘉庆吃饱”，内廷又是一场盛大的文物涌入潮。
清宫自产：画院、翰墨与皇亲
清代内府中除历代珍品书画外，还有不少清代书画作品，所占比重亦不小，其绝大部分由画院画家、内廷词臣供奉。顺康雍三朝（1644年-1735年）的91年中，皇帝身边集中了一批画家，但皇家并未正式设立画院。直到乾隆登基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专门设画院处和如意馆，在宫廷画院史上出现了双轨制画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画院处归并于珐琅处，如意馆实际上担负起画院的职责。
乾隆每年移驾别处时，还会在当地组织一个画院。画师分布各处，有的在紫禁城内作画，有的在颐和园或是圆明园为皇室服务，还有些人跟随皇帝来到满洲里的行宫和狩猎场，记录描绘皇帝在各种情景下的英姿伟绩。宫廷画精品《乾隆大阅图》画的就是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南苑阅兵的盛景。大阅之前，乾隆特意发话：“俟大阅之日，着海望将画画人金昆带着。”于是宫廷画家金昆参加了大阅礼。不过后来绘制过程中，乾隆发现图中八旗列阵的顺序居然搞错了，万分恼怒，立即降旨停了金昆的俸禄。
在宫廷画院工作的画师报酬比一般画匠要高出很多，清宫画院画家人数众多，产量也颇高。比如宫廷画师张宗苍载于皇家书画精品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的作品达116件。还有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也于康熙朝开始陆续进入宫廷，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郎世宁，《石渠宝笈》中存其画作56件。乾隆一生多达一百五十余次的南巡北狩中，除了接受“路贡”，还会亲自寻觅各种艺术人才。绘制著名的《乾隆南巡图》的画家徐扬，就是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途中发现的绘画奇才，被他带入宫中。康雍乾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翰林画家，大都是朝中大臣，其作品较院画家更具文人气息。
除了画家们奉敕之作，皇室成员中也有丹青水墨的高手，他们的画同样被收入内廷。顺治就是一位颇有天分的画家。他画的《渡水牛》一图，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赞叹其生动传神，“乃赫跃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
康熙则在日理万机中，对书法情有独钟，一生之中临池不辍。他最爱明代董其昌的书法，评其为：“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使得朝廷大臣莫不跟随模仿，遂成风气。当时宫廷中庋藏董其昌和华亭派作品最为丰富。高士奇私家所藏中也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可见一斑。
要论清宫收录作品最多的皇帝，乾隆当仁不让。《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著录乾隆书画近2200件，占全部著录作品的1/5强，他是其中收藏作品最多的作者，远远多于其他人。乾隆在19岁时开始学画，“忆余己酉岁偶习绘事，而独爱写花鸟”，学画“始于临摹”，现留存最早的画作是他22岁时画的《三余逸兴图卷》和《九思图卷》，到最晚88岁所作的《戊午岁朝图》，创作时间近70年。乾隆的书法一改其祖康熙学董的风气，主要取法赵孟頫，并崇拜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推崇《快雪时晴帖》。
清朝100多位皇子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文坛艺苑的杰出人物。比如康熙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绘画功底扎实，在清代画史中被列为“本朝宗藩第一”。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以楷书、行书著称于世，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乾隆四家”。他们都有精品被收入内府。当然帝后书画也存在普遍的代笔现象，比如慈禧太后流传的画作几乎都是他人捉刀，这些也难用文人画的标准衡量艺术价值。
乾隆好大喜功，推动文化工程
乾隆搜罗传世书画，背后是其强烈的占有欲，不得不罢休。宋权、宋荦父子，曾为清政权巩固出力，北宋范宽《雪山萧寺图》、五代巨然的《溪山林数图》等名作皆来自顺治、康熙的赏赐。父子视为殊荣，相继保藏，他家两代也都是鉴赏名家，购藏大有可观。惟到了乾隆年间，这一家通过献纳或其他方式，名迹先后流入内库。苏州商人归希之，有钱不治产业，也不讲究起居，唯独痴迷书画，鉴赏水平也相当高。他的大批珍品坚决拒绝售予官吏缙绅，乾隆时可能用谕旨或少许代价，就悉数网罗宫中。骗倒康熙的高士奇虽精明绝顶，但他去世后，私藏的珍稀还是免不了被乾隆一网打尽，充入内府。曾为显宦的“真定相国”梁清标、隐退北京的孙承泽、经营盐业致富的安岐，家财万贯有志搜尽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这些大收藏家的宝藏最后均为乾隆括入囊中。
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瑰宝，大都归于内府收有了。“三希堂”与“四美具”的设立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乾隆十一年（1746年），皇帝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将原放在乾清宫的《快雪时晴帖》，置于御书房王献之的《中秋帖》，在养心殿辟专室共聚一堂，将其命名为“三希堂”。他将这3件晋人书迹尊为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传为北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明代董其昌就称其为“四名卷”，并对此4件巨迹散佚自己只能得其一而叹息不已。乾隆年间，这4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乾隆认为“千古法宝，不期而会”，不可思议，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名曰“四美具”。清代的民间收藏，在清初异常活跃，但随着乾隆朝法书名画几乎被收罗殆尽，民间的收藏也转向金石碑拓，考据之学风行。
“有清一代的征书活动，以乾隆朝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得书也最多。”1772年，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向全国征书长达7年，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大量的古籍典章来京，现在著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乾隆好大喜功，热衷标榜文治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天禄琳琅》《石渠宝笈》等一些巨型文化工程都发端于其治下。《天禄琳琅》《石渠宝笈》分别是对内府藏书、书画的一次大检阅，名字来自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汉代未央宫内的天禄阁与石渠阁。
乾隆在1775年命大臣将“天禄琳琅”藏书重加鉴定整理，将图书辑成书目，方便管理利用。于敏中等人奉敕编校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共十卷，在目录学、版本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首部官方善本书目诞生。当时“天禄琳琅”藏书共计429部，宋版71部，影宋钞20部，金版1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可以说集中了自宋至明五朝典籍的精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天禄琳琅书目》与其旨趣不同，体例上也迥异：视古书如古董，引入书画鉴赏的办法，强调“重在鉴藏”。它是目录学史上第一次详细进行版本描述的目录。
可惜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殃及毗连的昭仁殿，被称作“琅嬛秘籍，缥缃精品”的专藏尽付一炬。太上皇乾隆已是86岁高龄，惋惜之余，仍决心重建。他诏令将宫中藏书再次检选，汇集善本664部，仍沿用“天禄琳琅”之名。今天人们所能得见的就是这些“天禄继鉴”的书了。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继宋徽宗《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秘殿珠林》专门收录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除此之外的一般题材作品则归入《石渠宝笈》。两书各分为初编、续编和三编，参与编修者均为当时精于鉴赏的著名文臣。初编均始自乾隆九年（1744年），到三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前后历时70余年，收录作品计12000余件。《宣和画谱》等同类书籍，在规模及体例详备等方面，均无法与之媲美。现一套存于故宫博物院，一套存于台北故宫。
在拍卖场上，凡出自《天禄琳琅》与《石渠宝笈》的古籍善本、法书名画，有如拍场明星，意味着傲人天价的保证。但这也并不代表它们没有错误。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为例，版本误判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当时为了满足乾隆以最快速度重现“天禄琳琅”藏书大观的愿望，编者们从选书到编目，仅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不可谓不仓促，致使疏于考查。另外大臣们进献时免不了吹嘘一番，乾隆又并非全懂，等盖上御印藏入馆中，待编者考定版本时，即使发现有误，也不好撕破进献人的脸面，更不敢触犯圣颜，往往也就将错就错了。
乾隆以后的书画收藏积累明显下降，嘉庆时也只是在籍没湖广总督毕沅家产时，内府才收到一批宋元名迹，此后皇家更是继承余晖了。古籍方面，1958年9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响应中央号召，将故宫所藏40万册图书，除保留与宫廷历史和业务研究相关书籍之外，其余复本及书籍23万册，全部无偿拨付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中包括清宫当时现存的全部“天禄琳琅”典籍。如今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大陆地区天禄琳琅藏书最多的公藏单位。
启功曾说过：“论起我国古代文物，尤其是古代书画，恐怕要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为丰富了。”乾隆朝内府书画的大集中，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最直接的便是构成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藏品的基础。北京故宫共藏中国古代书画15万件左右，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书画总计9120件，元以前绘画574件，元以前书法155件。乾隆这位精力过人、不知餍足的艺术收藏者，最终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5期 黄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