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是进入仕途，实现个人价值。宋代取士最重科举，科举考试决定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他们自然高度关注科场。科场内外有诸多不公，有时则是个人立场带来的认识偏差，由此酿成科举闹场事件。一系列贯穿两宋的科举闹场事件，或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变革发展，或影响着文坛风气之转移，都对历史之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唐朝科举考试，不弥封试卷，允许试前公开推荐，对考官也缺乏足够的监督制度。所以，唐朝更多的是考场之外的因素决定考场的录取名次。杜牧的考试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唐摭言》卷六载：崔郾是年知贡举，太学博士吴武陵持杜牧《阿房宫赋》向其推荐：“‘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比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这是两位爱才者的作为。更多的时候，唐代科场都是权势、金钱、友情的交易，千奇百怪的作弊行为和事件层出不穷。《旧唐书》卷一一三载：“天宝二年春，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众知奭不读书，论议纷然。……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这样的现象在唐朝科举考试中是普遍的。《册府元龟》卷六五一称：“时举子尤盛，进士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唐人谚语因此云：“及第不必读书，作官何须事业！”（《侯鲭录》卷四）
宋代推行“佑文”的基本国策，依赖文士治理国家。科举成为宋代士人进入仕途最主要、最重要的途径，“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吴潜《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科举考试是否公正公平，关系到宋代官员队伍的建设，关系到国家命运之盛衰。朝野上下，聚目科举，科场的细微事件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
宋初科举，沿袭唐制，科场之外的因素极大地干扰了科举考试。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即赵宋建国之第一年科举，“前乡贡《三传》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者，兰乘醉突入贡部，喧哗不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以下简称《长编》）。建隆四年（963）科举，“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汉州防御使马仁瑀尝私以士属知贡举薛居正，居正实不许而阳诺之。及闻喜宴日，仁瑀乘醉携所属士谩骂居正”（《长编》卷四）。随着国家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如此公开无理闹场的事件基本绝迹。但是，考试之不公，亦如唐朝，极其普遍。这种现象，既引起广大考生的不满，也引起帝王的高度重视。
考生既有不满，就会寻找诉求途径，频繁地酿成闹场事件。帝王对此重视，就会借助科举闹场事件，惩治不公或作弊考官，以求端正考场风气。北宋考生闹场大都集中在汴京，其中数次考生喧闹之群体事件，带来科举制度之变革。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礼部放准等十一人、五经郝镕等二十一人及第，谢于讲武殿。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以人质蕞陋及占对失次，命黜去。又下第进士徐士廉等挝登闻鼓上言，以久困场屋，无由奋发，及诉知举李昉取舍非当。即诏贡部籍入策进士并终场经学，与准等并亲复于殿庭。御试举人自兹始也。仍赐准等钱二十万，令宴会。济川乃昉乡人，既黜，昉亦责太常少卿”（《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殿试在唐代为非常态，偶尔举行。宋代自此年之后，殿试成为制度，形成发解试、省试、殿试之三级考试制度。殿试由皇帝主持，录取者皆为“天子门生”。《燕翼诒谋录》卷一云：“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两年后再次举行殿试，太祖云：“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长编》卷一六）
宋太宗年间闹场事件同样频发。太平兴国八年（983），“斩孟州进士张两。两试吏部不合格，纵酒大骂于街衢中，言涉指斥，游徼吏捕以闻。上怒，故抵于法”（《长编》卷二四）。端拱元年（988），“宋白知贡举……榜既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上意其遗才，壬寅，召下第人复试于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令枢密院用白纸为牒赐之，以试中为目”（《长编》卷二九）。淳化二年（991），“谢泌奉诏发解国子学举人，黜落既多，群聚喧诟，怀甓以伺其出。泌知之，潜由他径入史馆，数宿不敢归”（《长编》三二）。
频频出现的落第考生喧闹、帝王严惩考官等事件，让宋初知贡举成为高危职业。《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二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以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权知贡举。易简等以贡举重柄，义在无私，受诏之日，五人便赴尚书省锁宿，更不归私第，以杜绝请托。物论嘉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四亦载：“自端拱元年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科举考试中又出现了一项新的“锁院”制度，即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立即进入考试场所——贡院，不再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才离开贡院。这一年殿试，首次采用“糊名考校”法，科举考试弥封制度呼之欲出。宋真宗年间，诸项科举制度大致完善。咸平二年（999），“礼部贡院封印卷首”（《长编》卷四四），试卷弥封已成制度。景德四年（1007），朝廷颁布由陈彭年等起草的《考试进士新格》，“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玉壶清话》卷五）。大中祥符八年（1015），“始置誊录院，令封弥印官封所试卷付之”（《长编》卷八四）。至此，科举试场基本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老学庵笔记》卷五）。
制度越来越严密，录取越来越公正，却依然有落第考生闹场。咸平五年（1002），“陈恕知贡举，恕所取之士甚少……恕乡里，所斥尤多。人用怨讟，竞为谣咏讥刺。或刻木像其首，涂血掷于庭。又缚纬为人，题恕姓名，列置衢路，过辄鞭之”（《长编》卷五一）。大中祥符元年（1008），“南省下第举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讼知举官晁迥等抑塞孤寒，列世家子弟四十馀人，称文学浅近，不合奏名”（《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〇）。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严格执行“糊名考校”法之后，科场录取公平公正，甚得时论称许，落第者却仍然要对考官宣泄怨毒仇恨。宋初帝王有借考生闹场监督考官之意，故对其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甚至是支持、怂恿。由此，闹场成为落第考生发泄情绪的常态。科举制度逐步完善之后的闹场，可以被看作是前阶段频繁闹场事件的惯性作用。另一方面，真宗朝后期以来，闹场事件明显减少。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再度爆发大规模闹场事件。此年，欧阳修权知贡举。《长编》卷一八五载：“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二亦载：“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号‘太学体’。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比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议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这一年闹场，不是录取不公，而是欧阳修改变了录取标准，原来耗尽心思精力学写奇涩险怪“太学体”的士子纷纷落第，文风平易流畅、清新自然的苏轼、苏辙、曾巩得以录取。这一次闹场不了了之，而带来的是宋代文体文风的改变。
南宋以后，省试、殿试相对规范，闹场事件比较少见。地方发解试等，制度并不严密，闹场由中央转向地方，以致“秋赋多鼓噪之患”（《楼钥集》卷一一一《李公墓志铭》）。其中以“冒贯”闹场事件最为常见。宋代发解试，各地都有固定的名额，士人必须在原籍参加考试。部分考生，或冒贯到发解名额相对多的、录取相对容易的州郡考试，或冒贯参加多地发解试，侵占当地发解名额，引发当地士人闹场风波。举三例：
（绍兴二十六年）镇江府发解举人，而闽人有冒贯者。举人周晋等持梃欲击之，守臣直秘阁林大声率府寮往视，为飞石中其帻，吏士有被伤者。大声即捕举人十八人属吏。事闻，诏停举，令金部郎中、总领淮东财赋董苹审问。晋遁去，其徒顾作猷等皆坐编管、殿举有差。其后，右正言凌哲奏：“举人喧竞，盖大声遣卒护送闽人冒贯，激使之然。”于是，大声亦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四）
绍熙三年，……秋大比，计使以外郡士子附试，公（陈居仁）固持不可，则径以势临考官。公度其必致纷争，五夜躬至棘闱之前，叱外郡士毋得入，哗者始定。（《楼钥集》卷九二《陈公行状》）
（嘉定十七年）刑部奏云：“淮西转运司申，光州进士秦万全妄诉林应辰冒贯就试，群众打林应辰濒死，士人惊散，几坏科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三七）
淳熙五年（1178），右谏议大夫萧燧言：“比言诸路士人并有寡廉鲜耻，贪他郡解额之宽，诈冒以侥幸于一得。土著士人争讼纷纭，场屋鼓噪，无所不至。乞下诸州，严为之禁。”（《宋会要·选举》一六之二一）朝廷虽然为此下达召令，终难禁止“冒贯”事件之发生，且到南宋后期愈演愈烈。
科举考试，关系士人终身富贵，牵一发而动全身，细小问题亦能酿成群发事件。淳熙八年（1181），“临安士人以不预补试，群诣台谏宅陈词。台谏畏其势，以好语谕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郑丙之门，诟骂无礼”（《齐东野语》卷一）。地方发解试监督力度也不如中央，易发生弊案。嘉定九年（1216），“知荣州杨叔兰放罢，朝奉郎刘光特降一官。以潼川提刑、权运判魏了翁言：‘荣州解试拆号后，士人赵甲等诉试院欺弊事。叔兰系举送官，关防不谨，以致官吏作弊。朝奉郎刘光不能训其子，使抵冒法禁。’故也”（《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三二）。省试、殿试考官，皆朝廷精心选择声望颇高之士，地方发解试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各地考生或质疑考官水平，酿成群体事件。淳熙十六年（1189），“秋大比，士子哗，讼某官墨不可”（《杨万里诗文集》卷一三〇《曾东老墓志铭》）。凡此种种，皆地方考生针对局部或细节问题而发，不再对科举制度大局产生影响。
宋代是科举制度完善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闹场事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今天的高考制度，许多做法都是继承了宋代科举制度的。
来源：《文史知识》2016年07期 诸葛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