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时候，在今天的中国境内生活着很多不同的族群，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他们也和今天中国境外的一些国家和族群发生着交往。这些交往见证了商代对外活动的诸多印迹，是研究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资料，拓展了我们对那个久远时代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思维。
推动朝鲜半岛开化发展
商朝灭亡时，商朝的旧贵族箕子率领族众来到朝鲜。根据史书记载，箕子这次朝见周武王路过了殷墟，看到昔日的宫殿已经坍塌，长满禾黍，十分伤心，于是作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中的“狡童”，指的就是商纣。殷遗民听到这首诗后，皆痛哭流涕。
关于箕子走朝鲜，《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可见，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义、田蚕、织作，还制定了相关的禁令，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的开化和发展。
对于箕子来到朝鲜，朝鲜早期的史书有记载。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当地人在多处建祠堂祭祀箕子。
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对箕子的崇拜发展至顶峰。箕子成为李氏政权的一面重要旗帜，箕子崇拜成为政事和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396年，朝鲜使节权近在回答明太祖有关朝鲜开国历史的问题时，作诗曰：“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檀君是古朝鲜的开国元勋，箕子在朝鲜半岛建国，檀君朝鲜已经灭亡了。
从考古上看，商文化对朝鲜文化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箕子进入时，朝鲜正处于从有文土器向无文土器转变的时代。无文土器通常粗质无文、底部扁平，器具有石镞、半月形石刀、石斧等。这些器具明显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另外，商朝的稻谷和干栏式建筑，也在这个时期传播到朝鲜半岛。
上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日本山形县的一处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发掘了一把青铜刀。这把刀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刀相似，只是日本青铜刀尾部的环有部分残缺。专家认为，这把刀可能来自中国。
日本的220多处绳纹文化遗址中，还曾出土过环形石器。仅长野一个县，就发现60多个出土地点。这些石器的使用时间从公元前5000年一直到公元前后的弥生文化中期，持续了5000多年。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也出土了类似环状石器，使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后。另外，朝鲜半岛也发现了环状石器，年代比中国的还早。有人推知，这种石器是从日本经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东北的。
根据出土文物，可以知道日本从绳纹时代的中期后半叶（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与亚洲大陆的交流日渐频繁起来。但是，这种早期交流和后来不一样，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征，并没有形成固定、持续的交流。商朝处在这个时期的中间，当时中日交流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通过朝鲜的中转。
与东南亚存在商贸联系
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组成的东南亚，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
在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中，出土过几千件海螺和海贝。经鉴定，这些物品中有一件是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这种绶贝通常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广东省沿海、海南岛、西沙群岛，最北分布至福建厦门东山）以及日本、菲律宾、暹罗湾、安达曼群岛、锡兰、卡拉奇等地。还有6880多枚货贝，多分布于我国台湾、南海（尤为在海南、西沙常见）以及阿曼湾、南非阿果阿湾等地。这些历史物证说明，商朝与东南亚各地存在着商贸联系。
1936年殷墟小屯村北出土的17088片武丁时期的卜甲中，有一版特大的龟腹甲，即《殷墟文字乙编》4330、《殷墟文字丙编》184，其鳞板结构形态与常见不同。专家鉴定认为，这种物品产自马来半岛。此外，还有一版龟腹甲残片名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54，形态与常见的卜甲不合。经鉴定，它源自一种棕褐巨龟。这是一种分布于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的大龟。
另外，越南永富省的冯原等地曾出土4件牙璋，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之间。其形制的特点，与商代二里岗出土的牙璋特别接近。这意味着，商代与越南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受到西亚中亚文明影响
1975年，有学者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发现有65片黏附有纺织品，后经鉴定为棉纤维类之纺织品。这类纤维类纺织品“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剌国所谓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出有棉花，证明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
1986年，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一号、二号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海贝。这些海贝，大小大约是虎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它们不产于近海地区，更不产于江河湖泊，只在印度洋深海水域出现。它们应该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而且可能是古蜀人与印度地区直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还分别出土了13支、60多支象牙。一号祭祀坑里堆积的3立方米左右的较大型动物骨渣，则有可能是象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立足青铜祭坛中层，由4个大象头勾连而成。另外，距离三星堆不远的金沙遗址，时代处于商周时期，其中出土的象牙重量竟然超过了1吨。专家认为，这些象牙并不产自国内，而是来自印度。
作为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金面罩、金带和青铜雕像。这些青铜雕像与西亚雕像夸张的艺术风格十分接近，金带、金杖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与西亚文明一致。所以，当时这个地区可能还受到了来自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
游牧文化和青铜文明互动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有一处地方，当地人称为“康家石门子”。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一处反映祈求人口繁衍的巨幅古代岩画。
整幅岩画最下部距地面2.5米以上，最上部距离地面有10米，东西长14米，总面积达120多平方米。在这片岩壁上，刻满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其中，大的高于真人，小的只有10至20厘米。人像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裸露身体的，下面是很多小人的形象。整幅岩画表达了古人希望人丁兴旺的朴素愿望。
新疆、内蒙古等地岩画中出现的对马形象，与商代铜器铭文中某些符号相似。有学者因而根据商代铜器铭文的时代，来推定这些岩画的具体创作时代，认为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相对可信。
在遥远的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地的卢里斯坦，自上世纪20年代起陆续发现了大量具有浓郁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包括车饰、马具、武器、工具、礼器、神像等。其中，有很多的通牌饰上有对马形象，与新疆岩画相似。这说明，在晚商时期，中原地区与内蒙古、新疆乃至今天的伊朗地区，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而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有一个格拉兹科沃文化，属于贝加尔湖沿岸早期的青铜文化，大致时间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在这处文化遗迹的墓葬中，出土有白玉环。上面有数圈同心圆刻线和“马蹄眼”（穿孔外大里小），与商代玉器形制相同。
另外，考古人员在俄罗斯伏尔加地区的塞伊姆文化发现了青铜矛、柄端装饰有野马的刀、空銎斧和白玉指环，和我国安阳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外形非常相似。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索克文化遗址中，还曾出土一些青铜小刀和弓形器，形制与安阳地区的发掘品也很相似。
关于这些器物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前苏联考古学者吉谢列夫认为：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塞伊姆文化向东发展，传播到中国境内，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安阳器物的发展。而安阳地区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后，又反过来影响到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不管真实的历史细节是怎样的，至少我们可以判定：在商代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之间发生了相互影响。
来源：《人民周刊》2016年22期 王进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