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摄影技术时代，列宾的《意外归来》算得上是一幅出色的抓拍作品。
一位革命者，在流放多年后归来。他步履沉重、身形瘦削、满脸胡茬，穿着陈旧的粗呢大衣。不速之客踏入家门的那一刻，打破了客厅的宁静。坐在沙发上的母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悲喜交加；坐在琴凳上的妻子停止了弹奏，转过身来；年长一些的儿子若有所悟，微张的嘴似乎要叫“爸爸”；尚处年幼的女儿满眼惊惧，不知所措。靠门的墙上，挂着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乌克兰民族诗人舍甫琴科的画像——两位文豪会把瞬间沉默之后骨肉团聚的一幕尽收眼底。不过，在他们视线的死角，有一枚列宾丢下的闲棋。在打开的门的外侧，站着一位女佣，她是为归来者开门的人，她的手依然握着门把。身体语言告诉人们，她是一个随时准备行动的旁观者，一旦主人示意，便将归来者驱离。
生活的逻辑，就是生活永远在逻辑之外。归来者在女佣眼中，是一位闯入者。尾随着闯入者的目光，包含着冷漠、提防、狐疑，甚而有一丝自责：我怎能如此草率放个陌生人进门？
陌生，无疑是女佣提防归来者的浅表缘由，或许在革命者离妻别子之时，她还没到这个家庭服役。但更令她诧异的是，闯入者虽憔悴落魄，可眼睛里却流露着坚毅和尊贵，分明是专属于老爷的神情。而这种反差，在女佣想像力的边际之外。
女佣的不解，表达了她对革命者、社会底层民众对进步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身份误读。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最妙趣横生的悖论。一个鞋匠，或是鞋匠的婆姨，打死也参不透：一位老爷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要做一个鞋匠。那些愚蠢之极、不可理喻的老爷啊！
作为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民粹主义伟大的同路人，列宾想必也不屑去深省。民粹主义者是天然的行动派，这群骨子里俯瞰底层的上等人信奉的是“解救民众，一个行动胜过一万次宣讲”。到了1878年民意党建立之后，行刺成了行动的最高形式，而行刺的最高结果是干掉沙皇。他们还真得手了。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断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双腿。当晚，亚历山大二世因失血过多驾崩，其子亚历山大三世即位。
与亚历山大二世的开明形象不同，亚历山大三世代表了沙俄帝国临界崩盘时仍然硬顶死扛的保守派，他对谋逆者少有仁慈。他对民意党人采取雷霆手段，参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者均被处以极刑，其余嫌疑者遭流放。尽管有社会名流如托尔斯泰等降尊纡贵，以“犬马”自称苦苦哀求，亚历山大三世却毫无宽恕之意。于是，部分上等人上了绞架，部分上等人去了西伯利亚。他们的遭遇，深深触动了列宾。世道犹如流放地的坚冰，永无解冻之日。然而，这句话说早了。
1883年，在登基两周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亚历山大三世进行了在位期间难得的一次特赦。许多人，如列宾画中的归来者一样，“意外”地敲响了自己的家门。蒙赦的革命者中，就包括列宾所无限仰慕的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荒无人烟的维留伊斯克服苦役21年后，他回到了伏尔加河畔的阿斯特拉罕。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归来，成为列宾创作《意外归来》的动因。1884年，画家动笔。问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垂垂病夫的模样，与列宾心中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果敢、冷酷的狠角色，稍显不符。于是，在画布上，列宾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挂上了墙面。最终选用了一个筚路蓝缕却坚毅尊贵的革命者形象，不难判断，在遭流放前他也是一个殷实人家的老爷。只是，流放归来的老爷，他的经历让身为下人的女佣，百思不得其解。正是女佣对革命者的身份误读，造成了《意外归来》意外的戏剧性，而双方性别上的差异则让这种戏剧冲突愈发强烈。
其实，在《意外归来》最初的草图中，归来者是一位女子，她与自己的姐姐在乡村别墅的意外重逢。可如此设定，又与“归来”的主题不符。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意党人中，的确有一位女性。但她没有被流放，更谈不上回归，她当即就被亚历山大三世判处了绞刑。这位女子据说叫索非娅，彼得堡总督的千金。“巡回展览画派”另一位大咖马科夫斯基曾在作品《晚会》中，将索非娅塑造成一位被理想热忱点燃而自我毁灭的女子。
被理想热忱点燃的索非娅，用炸弹炸死了十九世纪俄国最开明的君主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那天，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签署包含宽恕异见人士的君主立宪法令。
（原标题：《意外归来》）
来源：《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5年09期
图片来源：《语文世界(初中版)》2008年第03期 杨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