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背吟诗图
徐渭（1521—1593年），子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山阴人。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算是老乡，也是大才子，在诗歌、戏剧、书画等方面卓有造诣。
徐渭作画，开大写意之先河，算得上一代宗师。所谓大写意，自然是针对小写意而言，大小之分，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因为所谓写意，就是抒发真性情，舒缓胸中不平之意，即常言所说的逸气，就真性情而言，它不存在大小之分，只有合适与否的度而已。倪瓒不可能胡涂乱抹，文征明必然会一丝不苟，徐渭也只有笔墨淋漓，各有千秋，自成一家，这才是真正的写意。勉强区分写意之大小，其实是后人拘束于世间羁绊，不能畅快情怀，只有在理论和形式上多做阐释，慰藉一下不及古人的伤感而已。当然，这行为本身，也算是一种写意，值得后人之后人再做深层次的解读。
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我们姑且以大写意风格来概述徐渭的绘画特色，毕竟其画作笔意纵横，水墨淋漓，情绪宣泄得痛快干脆，画面令人耳目一新，加上徐渭本身的才子光环，自然成了一种风格流派。不过，齐白石说过：学我者死，似我者生。所以虽然齐白石本人非常崇拜徐渭，说：“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但他还是画自己的画，走自己贴近民俗的路数。同样的人还有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吴昌硕等绘画大师。这说明削足适履、萧规曹随是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大师的，毕竟属于自己的画道才最适合自己走下去。对一般人来说，开创属于自己的道自然有难处，甚至齐白石这样的大画家，到了衰年还要变法，就是因为其发现了自己的道，但需要换双合脚的鞋。与他人不同，对徐渭来说，法因道生，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其实还是因为他一直光着脚走路。俗语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徐渭能开创大写意先河，奥秘就在于此。
菊花（局部）四时花卉图卷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纵29.9厘米 横1081.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彼时徐渭因胡宗宪案有些精神失常，最终杀妻自戕，虽然有好友张元忭千方百计地施以援手，但还是得坐一段牢狱。狱中虽然条件艰苦，但毕竟事情尘埃落定，总有一个念想，所以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是非成败皆是虚幻，不如读书，或者画画。之所以不说学画，是因为徐渭的文化底子好，书法技能高，画又是大写意，不需要在形式上多做考据，所以画画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不费力气。比如墨牡丹系列，算得上绘画中的精品。笔墨畅快，情绪充沛，很好地体现了他“富贵非浊，贫贱非清”的文化认识。不过，他又说：
“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弗相似也。”
有理论，有实践，虽然有些自相矛盾，但能信手涂抹，落笔成画，是毫无疑问的。
画画对徐渭来说算得上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因为命案官司的缘故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昔日往来无白丁，哪怕是当了入赘女婿，也能与沈炼等好友组成个社团，搞搞诗会，教教书，算是一个文化人。更别说为胡宗宪幕僚时，意气风发，畅快恩仇。现在就是一个囚犯，虽然有好友接济，但总得与茶米油盐醋茶打交道，总得跟贫下中农，包括狱中小吏打交道。遥想当年，大将军周勃入狱，方知狱卒之威；大英雄岳飞，受刑之后，一样受到狱卒欺凌。小小的徐渭，会免除这方面的待遇吗？所以，只有画画才能换钱，打点上下，才能喘口气。
徐渭不是冥顽不灵的老顽固，他聪明绝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会为张元忭的礼法讲究而勃然失色，断袖而去，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这类话，这是因为他知道张元忭不会伤害他。面对真能拿刀砍他的人，比如李尚书，他又会委曲求全，请人通融，才能了结恩怨。人事纠纷，自来繁杂如许。有人爱你，有人伤害你，有人说爱你才会伤害你，有人说伤害你就是在爱你，颠倒梦想，莫过于此。徐渭想来深有体会。
他一直说为文写诗要有真性情，但是面对胡宗宪，他又让步了，不仅违心为皇帝献瑞，更违心地为严嵩写贺寿文。要知道严嵩可是害死好友沈炼的罪魁祸首啊！如许矛盾人生，若如我等麻木不仁者，自然得过且过。偏偏徐渭是个爱惜羽毛的人，则其痛苦一生就不可避免。科举考试，屡败屡战，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不甘；自杀杀人，装疯卖傻，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绝望。无数爱恨情仇，纠缠在一起，哪能没有不块垒难消的情绪？但是，现实就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乱动就要承担后果。君子谨言慎行，徐渭做得到，难受；做不到，难过。
相反，一切情绪都可以无所顾忌，真实地涂抹在纸上。在大狱里服刑的徐渭，还能失去什么？更别说，借助于书画艺术，徐渭还可以把自己的文化认识和胸中块垒付诸艺术形象，不至于抑郁成疾。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懂得自我陶醉，或者褒义一点，自我调侃。比如他最著名的《墨葡萄》诗，曰：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
墨葡萄 明 徐渭
纸本 纵166.3厘米 横6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还是那么自信，可惜就是卖不出去。夫子言：“沽之哉！”徐渭大概有所戚戚焉吧！他四十六岁入狱，五十三岁出狱，可谓正是大好年华的时代，结果一切成空，再也没有机会去科举了，为人幕僚也失去了再发展的可能性，再折腾，也不过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的人”。幸好还没有失去文人的底线，没有鱼眼混珠，还知道画画不过是为了换口饭吃，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更不是要迎合市场，成为金融工具。所以，徐渭的画虽然有那么多的不平之气，但不俗气；虽然强调个性意识，但终归有所归属。他的大写意绘画是有底线的，绝不是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情绪宣泄。
比如他对笔墨的认识，他说：
“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观场而矮者相附和，十之八九，不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又说：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且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徐渭《题画梅》）
东风就是生机。所以，在徐渭看来，笔墨之重除了作为勾勒皴法之外，更应该是一种笔致神韵的变化，形而上说就是一种审美意识的建立。这是艺术意识的自觉，更是艺术精神的独立，也是徐渭所以能开绘画大写意先河的基础。那这种审美意识建立在何处呢？他说“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小事上看似放荡不羁，但在原则问题上，涉及“义”的底线，关乎个人品性清浊处，他会坚持自己。
所以，大写意终归还是要写出来，而不是描出来，做出来。“写”才是中国绘画笔墨审美的基础。舍此就谈不上中国画。“中国画至今能守恒不替，在发展前进中仍保存着国画的本体特色，那么重‘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陈玉圃《山水画理》）“写”就是泻，引申为散。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其实就是强调作为审美意义的“写”的作用。所以，徐渭以率真之情，纵横笔墨，舍形而悦影，故其笔下情怀若江河自然泛滥，溢出笔端，绝不奇怪。大多数人视之为奇，乃至以“无一不奇”来形容徐渭文字书画，这是习气作怪。人因为习惯了雾霾，会视晴空万里为咄咄怪事。比如，很多人想学大写意，以为信手涂抹，怪叫连连，饮酒长歌，高喊时不我与，就算是徐渭第二，类似于新水墨实验等等，看似艺术感十足，其实忸怩做作，令人作呕。徐渭说这类人是“鸟人”，他说：
“鸟有学人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
当然，他说的很含蓄，不像我总结得这么刻薄，毕竟他是大才子，我没办法说得更好，只能简而化之了。徐渭知道了，最多说我是个不解徐渭之深，爱吹毛求疵的苛刻之徒而已。
文学家袁宏道是徐渭的隔代知己，他没有苛刻之徒的浅薄，写了一篇《徐文长传》，算是为徐渭身后之名开了一个好头。可惜他注重的还是“奇”。虽然徐渭的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文字书画无一不奇，作为性灵说的推崇者，袁宏道从这个角度肯定徐渭、推崇徐渭的文艺成就，并不奇怪，但是，作为文化爱好者，我们应该有一个大原则：好奇务新，不惟诗之病，亦文之病、人之病。
故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也。”（《论语·里仁篇》）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更能从其过失处得其本来面目。比如宋徽宗，我们若只观其艺术，则不失一浪漫情怀的才子，然而他却是皇帝，他的过失令天下生灵涂炭，斯文丧尽。后人罔顾其失，而赞美其绘画天赋，其愚顽不明，真是可悯可叹。又如阮元，作为藏书大家，兴建许多藏书楼，于金石书画亦多有贡献，若仅于此，则不失一儒家风流人物。然其为两广总督期间，外夷欺凌，阮氏懦弱无能，退避让利，为费正清辈有所不齿（费正清《中国：传承与变迁》）。我们当然承认写作或者画画都离不开真性情，甚至也认为真性情是艺术发轫的起点。徐渭说：
“人生坠地，便为情使。”
又说：
“古人之诗本乎情。”
但无论真性情如何借助艺术形式得到多大程度的表现，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观还是要“一归于正”的。若能“一归于正，复得其大矣！”（徐渭《答许口北》）
墨竹图 明 徐渭
纸本墨笔
美国华盛顿博物馆藏
也就是说，真性情固然可以在艺术领域将画家的才华展现无遗，但现实不可以绝对理想化，最终还是要归于正道才是至理。总是有许多的羁绊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甚至，恰恰因为这些羁绊让我们的人性更加圆融无碍。韩退之有诗曰：“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艺术终究要为生活服务，若果真形而上至现实之上，往往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所以，韩愈宁可在世间摸爬滚打，也不肯谄媚神仙，面对人生中的种种不幸，却依旧对世间充满眷恋和爱意。义之所在，虽万死不辞。韩愈为文处世，何尝不是大才华，真性情！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徐渭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总是跌倒之后，还能爬起来，爬起来之后还能充满激情地去奋斗，去拼搏。要不，一个既老且穷的书生，一无所有，还能跑到边塞宣化府去做文书？归根结底，就是不死心，他是真心想做出点画家之外的功绩来，但终究还是止于一个画家。真情付出，得到的却不是自己所期望得到的，这大概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所在。
或有人说，徐渭也是著名的军事家。这就演义过于现实了，胡宗宪坐拥数省之兵，又有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为辅，平定倭寇是迟早的事情，怎么可以将功劳都归之于作为幕僚的徐渭呢？倘使徐渭果然智如孔明，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独善其身，或者至少引导胡宗宪远离祸端吧？而且，仅就绘画而言，我们会发现徐渭的山水画、人物画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绘画毕竟是造型艺术，完全脱离形式不可能也不可取，山水画需要了解太多专业技法，人物画需要形似，这都不是徐渭一个半路出家的画家所能掌握的。一如科举八股文，徐渭怎么写都不能中举，不是他的文采不好，更不是他的见地不高，而是他不适合写这类的文字。人有所长，尺有所短，徐渭肯定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只是身世遭遇实在可怜，后人往往就故意忽略了他的缺点，将其完美化，乃至爱屋及乌，矮人观场，真是既可怜又可叹。
竹石图轴 明 徐渭
纸本设色 纵122厘米 横38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时光荏苒，几百年也如白马过隙。我们现在议论徐渭，其实与徐渭没有半点关系，大多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演绎解析，我肯定也不例外。比如我就对徐渭解读《中庸》的一些观点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他有时候功利心过于严重，乃至于纠缠在滚滚红尘中，痛苦不堪。虽然陶渊明也过着“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生活，但对于此生的遇或不遇，全然采取一种我的生活我做主的态度，“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自古士穷乃见节义，身前饥寒，声名身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灌园蓬庐，自然能陶然自得。纠缠红尘，自然要摸爬滚打。后人羡之怨之，其实都不是人生本色。
是不是本色，重要吗？不重要吗？徐渭说：
“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徐渭《题漱老谑墨》）
来源：《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12期 陈文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