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961—1023年)，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19岁中进士。少年英发，青云直上，由州县官吏，升至朝廷大员，出将入相，一任枢密使(国防部长)，两度当宰相，成为一代名臣。寇准幼年志高孤傲，7岁时写了一首《咏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尽，回首白云低。”表明心比天高，无人可与比肩。
秉公执法直言敢谏
及至当了高官，寇准性格变得越发刚猛耿直。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奏事殿中，大胆进谏。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难以接受，生气地离开龙座，要转回后宫。寇准扯住太宗衣角，硬是把话讲完。对此，太宗十分赞赏，说，我之得寇准，犹如唐太宗之得魏征。
淳化三年(991年)，宋太宗召大臣询问时政得失，执法情况。寇准直言执法不公，袒护近臣，说：“不久前，祖吉和王淮都因受贿触犯法律，祖吉受贿较少，却被杀头；王淮因是参知政事(宰相)王沔之弟，受贿千万仅受杖刑，不久官复原职，这能算执法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被贬出朝廷。从这件事，太宗进一步领略了寇准的刚猛忠烈，才堪重用，当即任命寇准为枢密副使，迁同知院事，参与朝廷军国大事。
寇准与同僚张逊意见分歧严重。有一天，寇准与同事温仲舒一起外出，路上碰到一个疯子冲着寇准的马头喊“万岁”。张逊就唆使他的好友、近臣王宾上奏太宗，告寇准有叛逆之意。寇准引温仲舒作证，喊“万岁”者乃疯子。寇准又和张逊对质，两人互相揭短，“辞言俱厉”，“互发其私”。太宗非常生气，贬谪张逊；寇准也被外放任青州知州。在这件事上，张逊犯的错误似乎更多些，但寇准受的处分更重，个中原因，是由于寇准态度刚猛，咆哮公堂。对于朝廷大臣来说，这就属于领导作风问题，太宗自然不能容忍了。事后，太宗感到寇的刚猛情属可嘉，寇准无辜蒙冤，对他处分欠公允。加之他也离不开寇准的参助，第二年就召回寇准，拜参知政事。
寇准的性格也并非一味刚猛，有时非常柔和，体现在立皇太子这件事上。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太子。因为宋太祖(太宗之兄赵匡胤)驾崩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太宗以皇弟的身份践祚，且宋太祖之死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宋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宋太宗传位就面临“两难”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对于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大臣们都不敢表态。只有寇准敢出来婉言劝谏，他秉承“内举不避亲”的原则，认为太宗的儿子赵恒的德才比太祖的儿子德昭好，因此他说应选众望所归者。话说得温和得体，正中太宗下怀。太宗又问：“襄王(赵恒)如何？”寇准正是想立赵恒，便答：“知子莫若父。”温和可亲的话更使太宗感到寇准善解人意，适合自己的心愿，十分喜悦，顺水推舟，立赵恒为太子。宋太宗与太子拜谒太庙回来，路人都高兴地赞呼“少年天子”。太宗不高兴了，说：人心归向太子，置我于何地？寇准答：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乃国家之福。太宗释怀大喜，更感寇准温和可亲。
从善如流戒奢崇俭
寇准待友真挚、不耻下问、有自知之明。他的好友张咏在成都做官，听说寇准做了宰相时，就对自己的同僚下属说：“寇准是少见的人才，可惜他知识学问不够啊。”等到寇准出使到陕西的时候，恰好张咏从成都被罢官回来，寇准隆重设宴款待张咏。分别时，寇准把他一直送到郊外并问他：“您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张咏慢慢地说：“《霍光传》不能不去看啊。”寇准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回去以后拿出《霍光传》，看到里面有“不学无术”这句话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笑着说：“这是张先生在说我啊。”张咏说寇准不学无术，主要不是说寇准书读得少，而是说他知识滋养不够，遇事不够稳重，谋事不够缜密细致，这使他后来吃了不少苦头，但他能够闻过则喜实属难能可贵。
处士魏野与寇准交好，写诗赞寇准：“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意思是寇准官居宰相，却十分俭朴，连楼台官邸都盖不起)。“无楼台相公”这个美称就这样传开了。后来寇准南迁后，辽国使臣到宋朝宫廷赴宴，宰相一级的大官都参与宴会。使者看遍各位大臣，问道：“谁是‘无地起楼台’的那位大臣啊？”在座的没有一个回答得了，可见寇准驰誉遐迩。其实寇准原来并非如此，寇准出身富豪，官至宰相，俸禄丰厚，生活奢侈，经常举行酒会，召歌妓助兴，赏赐多多。寇准的侍妾倩桃看不惯，写诗讽喻：“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准读了倩桃的诗，深受感动，默默想道：倩桃说得对，这一匹匹的绫缎真是来之不易啊！不该随心所欲地挥霍，并坚决改正，保持勤俭的美德。
淳化年间，宋太宗作主，让寇准娶皇姨宋娥为妻。宋娥是宋太祖赵匡胤皇后之妹，这样一来，寇准与太宗便成了君臣兼亲家。宋娥贤惠美丽，寇准感到幸福美满，夜夜歌舞，日日宴会。一天，寇准的舅舅赵午来探亲，看到外甥正在欢宴，放声大哭，说：你这一席酒，山珍海味，够家乡一户百姓吃好几年。今年乡下闹灾荒，颗粒无收，一斗米涨到一千钱，明年春荒，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寇准听了，非常愧疚，深感自己失职，立即撤去宴席，留下了“寇准罢宴”的佳话，从此生活俭朴，并奏请太宗批准，回陕西家乡赈灾，免征关中赋税三年。忧百姓之所忧，急百姓之所急，体现出执政者所应具有的官德。
敢于担当澶渊御敌
1003年，北方契丹入侵，宰相毕士安向宋真宗赵恒说：寇准天资忠义，志身殉国，只有寇准能够御敌保国。1004年，契丹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兵锋南逼，“急书(告急文书)一夕五至”，朝廷震恐。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寇准对真宗说：谁出此策，其罪该斩。陛下神明威武，文武团结，御驾亲征，必能退敌。为什么放弃京城祖宗太庙逃到蜀楚边远之地？如果逃跑，必将人心崩溃，天下大乱。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招募河北优秀丁壮，加以组织训练，杀敌立功者给予奖赏，并出饷银30万两，充实军资。
十月，契丹军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仅隔一条黄河的汴京暴露在敌骑威胁之下。宋真宗畏敌动摇，寇准竭力劝说：只要得到军心民心，便能“取威决胜”，强调大敌压境之际，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实际上，寇准心里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他刚猛的性格，使他敢于冒险去赌一把。在寇准刚猛之举鼓动下，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力挺寇准，说寇准言之有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儿都在京师，他们不愿抛弃家中老小随驾迁都逃到南方。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渡过浮桥，巡视前线。
所幸契丹虽号称20万大军，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宋军英勇杀敌，射杀契丹大将先锋萧挞览，契丹军心动摇，提出议和。真宗原就怯战，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契丹提出议和，求之不得，当即派使节曹利用去谈判。契丹提出要宋国“归还”后周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拒不答应领土要求，但每年可以给一些银、绢。曹利用请示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寇准叮嘱：虽有皇上旨意，但你要交涉，不得超过30万两。否则，我要杀你的头。寇准始终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但是由于真宗倾向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诬陷寇准图谋不轨。寇准在众人毁谤下，只能同意宋辽双方订立和约，辽国撤军；宋朝“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的门面话，每年给契丹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120多年，边境干戈宁息，百姓安居乐业。
嫉恶如仇贬死雷州
从积极抗战到澶渊之盟，寇准功冠朝臣，很是自负，“颇矜其功”。这种孤傲骄人的气势，引起许多大臣不满。被寇准斥为“其罪该斩”的王钦若就对真宗说：经书《春秋》把城下之盟当作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准有功。再者，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徒在钱快要输光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不过是寇准的“孤注”，为臣下者如此作为，当属不忠。真宗听了，感到自己真是被寇准“绑架”去冒险了，开始对寇准冷淡疏远，遂罢其相位，出知陕州。
寇准刚猛耿直，嫉恶如仇，失在无容人之量，遇到看不惯的事，往往当面发作，让人难堪。寇准当宰相时，丁谓是他的助手副宰相。丁谓对寇准毕恭毕敬，按理说寇准应当善待下级，可寇准偏是猛人一个，横眉冷对丁谓。有一次，大臣上朝后宴会，寇准胡须沾上了饭粒、汤汁，丁谓连忙替他拭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讥讽说：“参政，朝廷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这就是熟语“溜须拍马”中“溜须”的出处)。丁谓从此嫉恨在心，发誓要扳倒寇准。这类事情，使寇准树敌不少，累被贬官。丁谓执掌大权之后，寇准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堂堂宰相一下落到边远州县小吏，情何以堪！《宋史》说寇准：“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不能容人，好与人争。这种直爽、敢言又固执的性格，与讲求关系和人缘的官场显得格格不入。寇准一生四起四落，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样，最后客死雷州，十分凄凉。作为一代社稷之臣，不由人不扼腕叹息。这样的结局谁能说与他自身“不学无术”无关呢？
寇准含冤负屈到雷州赴任，当地百姓素来仰慕寇准的官声，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寇准在任上，传授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开渠引水灌溉良田，指导居民学中州音(北方普通话)，收徒学文习艺，传播华夏文明，推动岭南文化的进步。尽管寇准强打精神，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但远贬南方蛮荒之地，难免心情压抑而病，写有《病中诗》：“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消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老人卧病一年多了，长时间求医问药，瞻念前尘，心似冰凉。在这寂静的屋宇里，耳听风雨萧飒，孤灯相伴，彻夜难眠。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相，就这样逝去了。
尽管寇准毛病不少，但寇准一生功业，终归抹杀不得。宋仁宗为他昭雪，恢复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赠中书令，谥“忠愍”。范仲淹评：“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王安石也有诗赞：“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第一功。”
来源：《海峡通讯》2017年01期 啸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