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杨绛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多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始终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3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8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却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唯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那个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任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从干校回来8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16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到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
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到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来源：《时代人物》2016年第06期 黄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