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京都，多半出入王楼公馆，偶尔出进秦楼楚馆，与百姓是比较隔膜的。后来被贬到边陲，当权的政敌对他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公务员小区进不了，国家粮吃不了，只能住棚户。
毕竟是一大文豪，突然从天而降，他的女粉丝成群结队地来见仰慕已久的东坡先生，苏轼跟她们打个招呼，她们也是麻雀一般，笑笑飞去了。
刘禹锡也是被贬，他自称他所与游者，是有所择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轼却不走这种“高端”路线，他的朋友圈是“往来有白丁”。他跟女粉丝没有什么话语，却多跟小伙、长老，跟刚从水稻田里才拔出两腿泥的老农民，一起闲谈的时间多。街头买钥匙串，村头摇拨浪鼓的，山上打柴的，湖里打鱼的，东坡先生都喊来，坐一起摆龙门阵。
可是百姓与百姓谈，天南地北，扯淡扯得天宽地宽，一遇官家，便嘴巴嗫嚅，一句话也说不出，非不善谈，乃是不敢谈。苏轼是真心来跟白丁们聊天的，便鼓励之，官话不会说，套话不会说，人话会说吧，鬼话会说吧：“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意思就是大家在一起有的没的乱谈一气，就当消遣。
苏轼与白丁往来，解决了往来之态度问题，也就解决了往来之能力问题。苏轼随便拉个人，就能与之拉呱半天，“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
苏轼被贬海南时，树下乘凉，跟老太婆都能说上半天。有回去集市闲逛，遇到一位黎族小伙，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说海南话，你听我话如听鸟语，我听你话如闻兽言。两人也是谈个不歇气，谈了老半天，口语不通手语通，手语不通心语通。末了，小伙子见苏轼衣衫单薄，送了一块木棉布与苏轼遮风挡雨，避寒度过苦日子。
苏轼在黄州，住不了官署，便在郊外搭茅棚。白丁们有的给他砍树，有的给他砌砖盖瓦，两三日，房子便建起了；苏轼没吃的，白丁拉他去家里，吃小菜饭。看那碗，好像没洗的，看那酒，好像有蛆的 (其实是酒虫) ，苏轼吃得额头冒汗，嘴里吸溜溜响。
苏轼身份不低，不止不低，还挺高的。他的朋友圈，有贫下农，有白富美，有矮矬穷。王安石、司马迁、欧阳修，都是好朋友；士农商，工青妇，文武官，都能交往。按苏轼说法是，“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历史上，有的权贵，不仅是“往来无白丁”，简直就不把白丁当成人看。话说洋人给慈禧送了一辆德国奔驰，有个叫孙富龄的白丁，当了老佛爷御用司机，慈禧却不让孙师傅坐驾驶室，叫他跪着双脚，握方向盘。这是什么态度?说来是心腹，到底是白丁，只配跪着。
官人与官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有的官人主席台上作报告，眉飞色舞，慷慨激昂，词语一嘟噜一嘟噜，不曾缺词过。然则，有的官人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干部说话，给顶了回去。
有新闻说，某官人下乡，说是要调研，要给跟百姓送温暖，问句“您老人家吃饭了没”，哑巴了，再说不出话了。那阵仗，真是让人闷得慌。
与白丁同乐，可不是坐在一起吹吹牛皮那么简单，是态度和能力的问题。苏轼任徐州太守，黄河缺堤，他身先士卒与民共战抗洪涛；在任杭州太守，带领民众疏通西湖，筑堤防洪；晚年贬谪荒蛮澹州，仍将先进耕作技术与文化传播给黎族同胞。“往来有白丁”的确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至今我们还在传唱他的诗词与故事的原因吧。
来源： 《廉政瞭望(上半月)》2017年第03期 刘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