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岁。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在1987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如此肯定了自己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
梁漱溟可谓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圣人，许纪霖教授曾说，尽管同代人熊十力以及牟宗三等在学理方面的成就要比他高得多，但作为一个人格和社会理想的实践者，梁确乎是特立独行，后无追者。
国国学大师的乡村建设运动
1918年11月7日，父亲梁济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坚定地回答。
父亲不语，三天后选择了自杀。他的去世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父亲的自杀对也曾想过自杀的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在民族血脉新旧交替的时刻，总要有人去承担。
那一年，他25岁。
虽是生于清朝末年，但梁漱溟不曾读四书五经，他读的是《地球韵言》《启蒙画报》，上的是洋学堂，学的是近代科学课程。但实际上，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西潮东涌、中国的主流思潮都在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只有他辩护，而且分析的十分精彩。
25岁前，梁漱溟有些出世，喜欢读佛典。因为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自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这篇文章后，便邀请梁漱溟到北大担任哲学讲师，他因此登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坛。
在北大待了7年后，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他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他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邀请，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县为实验区，实行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全面改革。
梁漱溟等人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当医院的大夫，这自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他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他们首先引进新的技术，帮助农民改良棉种、麦种和畜禽良种，同时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他们又将当地的棉花收购起来，经初加工后销往青岛。他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更好地实现农工结合，增加农村财富……这些活动均造福了当地，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实惠，受到普遍的拥护。
此后，实验区进一步扩大，菏泽、济宁等县也划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的实验初见成效，但梁漱溟的宏愿远不止于此。他要以此为基础引领整个中国走向光明前途。“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心的组织构造 (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 ，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后来这样总结。
那一时期，中国大地一度进入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余处。而这么多的团体中，以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南京晓庄、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卢作孚在四川北碚的建设最为突出。可惜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被迫于1937年终止。
在他的狂气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
1942年1月10日，香港战事结束半个月，因主持《光明报》而抵港的梁漱溟，方才购得船票，与朋友四人乔装成工人、小贩，准备乘船逃回大陆。
行船全凭风力，颠簸辗转到澳门、台山城，又经陆路从开平到肇庆，终抵梧州。一路有敌方关卡，有空袭炮火，同行者皆慌乱不已，唯独梁漱溟安然无事。朋友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1月26日抵达梧州，梁漱溟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记叙了香港脱险经历。论及为何能这样淡定自如，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我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经历了生死劫难后，他在这封家书中陈述胸襟抱负，“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在书信中向儿子吐露心迹，即便有张狂之语，亦无可厚非。但这封信被友人拿去发表在桂林《文化杂志》上，梁漱溟觉察到不妥，于是补作后记，希望读者不必介意。
梁漱溟从不以狂为忤，他以为这反而是儒家的真精神和真态度，“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梁漱溟的狂，是狂而不妄，在他的狂气背后，有德性和知性支撑。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思想既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所以他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 (中国问题) 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1932、1937年两个年幼的孩子两次逃难，他都不在场。相聚之后，也还是要把他们寄养在亲戚家中。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他是自负的，但他却说，“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延伸阅读：梁漱溟之谈
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
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的不能认识问题的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选自《朝话·谈学问》
谈友情
朋友相信到什么程度，关系的深浅便到什么程度。不做朋友则已，做了朋友，就得彼此负责。交情到什么程度，就负责到什么程度。
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如同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处不好是一样的缺憾。交朋友时，要从彼此心性认识，做到深刻透达的地方才成。若相信的程度不到，不要关系过密切了。
朋友之间，要紧的是相知，相知者彼此都有了解之谓也。片面的关系不是朋友，必须是两面的关系，才能发生好的感情。因为没有好的感情便不能相知。彼此有感情，有了解，才是朋友。既成朋友，则无论在空间上隔几多远，在时间上隔多么久，可是我准知道他不致背离；此方可谓之为信。——选自《朝话·朋友与信》
谈志向
我是看到了前途应有的转变与结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为从事实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们所应走的而唯一可能的方针路线 (乡村建设) 。我的自信不难成为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气可以转移大家的灰颓之气。大概中国社会不转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气之时，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后觉悟、最后潮流毕竟是到了！我们就是要发动这潮流，酿成这潮流！这方向指针我是能以贡献给社会的；——我充分有这自信。单有方向指针还不够，还须有为社会大众所信托的人格，为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作一个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选自《朝话·谈志向》
谈生命
一般人大都把生活看做是有意识的，生命当作是有目的的，这是错误。整个生命的本身是毫无目的的。有意识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的表面。
向上创造就是灵活奋进，细分析之可有两点： (一) 向上翻高； (二) 往广阔里开展。生命 (或生物) 自开头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一直到人类——到现在的人类，仍是这么一回事。生物进化史、人类文化史，处处都表明这向上与扩大。以至现在我们要好的心、奔赴理想的精神，还无非是这回事。发展到此，已证明生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是开头就是规定如此，今后的归趋，仍然是不能有一个究竟的！——选自《朝话·谈生命与向上创造》
谈青年
中国老的社会，老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因为世界大交通，受到西洋人的影响而变化，而破坏崩溃，到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存留的了。从今天往前去，就是要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完成这个社会的改造。这个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任务必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
我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团体生活的注意。所谓团体的生活，就是要有组织的能力与有纪律的习惯。这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中国人在近百年来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人对于团体生活没有习惯。中国人散漫，中国人不合作，就是不会过团体的生活的明证。今后新的中国，一定要靠中国人习惯团体的生活，一定要靠中国人养成组织能力。这两点也不能不期望于大家，因为有许多成年人，习惯已经固定，不易改变，而青年人就很容易得多。——选自《梁漱溟：青年与时代》
来源：《齐鲁周刊》2018年第26期 锦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