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以一个“学霸”的姿态投考清华的，同时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又同时被两个学校录取。为了能够出国留学，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这是季羡林二十一到二十三岁之间的真实记录。阅读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原本众人仰望的“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腔不平的青年学子，他抑郁、彷徨、孤傲、寂寞，怨天尤人、破口大骂。
大学时代季羡林面临的多重逆境
季羡林来到清华，开始还是很有些洋洋得意的。毕竟，他能同时考取北大和清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更何况，当时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驰誉华夏，被认为是国内西洋文学系之翘楚。但是，现实很快让季羡林感觉失望了，他发现即使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样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就读，也一样会面临诸多逆境。
首先让青年季羡林感到失望的，就是当时清华西洋文学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名为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但他细究其教授师资，却觉得乏善可陈。
他认为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叶公超、杨丙辰等都没有什么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有的只是“几个用英文写的剧本”，或“翻译过一些德国古典文学作品”；本系最有学问的吴宓教授也不过“擅长旧诗，出版有《吴宓诗集》。”而给他们讲授“大一国文”的中文系主任刘文典，一个学期只讲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两篇文章。
本系聘请的外国教授也一样令人失望：温德（Winter)“没有写任何学术论文”，必莲（Bille)“不见任何研究成果”，石坦安（Von den Steinen)、吴可读(Pollard Urquert)都“没有任何著作”；翟孟生（Jameson)“著有《欧洲文学史纲》一书，厚厚的一大本，既无新见解，错误又不少”；更有外国教授如华兰德（Holland）性情古怪，“患有迫害狂，上课就骂学生。学生成绩好了，她便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季羡林大骂：“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的什么东西？”
不信服教授，“刷课”也就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我早晨有四堂课要上。但是我只上三堂，因为我实在有点累了。——被刷的是Winter[温德]。”“过午英文又刷。”“早晨四班，刷吴可读一班”；“今天是上课的第一天，第一堂就是法文，我住在城里只好大刷。”“今天学校里照常上课，我却自动刷了。”……
对于同学季羡林也常有不满，“我的同屋陈兆祊君，这朋友我真不能交——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吕宝东更是混蛋一个，没人味。”“我觉得我所认识的朋友够了解我的实在太少了。人们为什么一天戴着面具呢？我感觉到窒息。”“我认识了什么叫朋友！什么东西。我以后一个鸟朋友也不要。我为什么不被人家看得起呢？”……
缺乏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青年季羡林冷僻、孤傲，对于学习也不再是“学霸”式的迎难而上，而是得过且过起来：“过午考中世纪，一塌糊涂”；“早晨法文考了一下，一塌糊涂”；“过午中世纪考得倍儿坏，然而也没关系，总是过去了”；“考古代文学，大抄一阵。考文学批评，颇坐蜡，但也对付上了”；“过午考criticism，没怎样看书，头就痛起来，考题非常讨厌，苦坐两小时，而答的仍很少，又不满意——反正考完了。”
在这样的学习状态下，其学习成绩可想而知。据季羡林研究专家叶新教授考证，季羡林在大学时代并不是一个“大学霸”。当时清华大学的成绩分为从高到低分为五等：E（超）、S（上）、N（中）、I（下）、F（末），而季羡林的毕业成绩单里“N（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亮点是四年德语成绩都是“E（超）”，这成为他毕业后能够去德国留学最有力的评判依据。
虽然季羡林就读的是国内一流的西洋文学系，但还是难逃“毕业即失业”的残酷现实。当时求职很不容易，“饭碗问题”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季羡林大学期间主要靠叔父供养，学费和膳费等开支使家庭经济捉襟见肘。虽然有一些公费补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季羡林来说，他需要毕业后尽快谋职工作，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故此在《清华园日记》开头，季羡林大学三年级伊始就为此大伤脑筋：“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求职的焦虑日益加深：“又想到职业问题，实在有点讨厌。家里所要求的，和自己所期望<的>总弄不到一块，这也是矛盾吗？但却不能谐和。”“忽然想到职业问题。好在脑子里盘旋。明年就要毕业，职业也真成问题。”
后来季羡林下定决心去德国留学，但决心一下，工作求职更显重要和迫切：“最近我一心想到德国，现在去当然不可能。我想作几年事积几千块钱，非去一趟住三四年不成……”但是季羡林奔走无门，一筹莫展。
他的家庭生活也并不温馨幸福，甚至使他备感压抑。在1933年3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家庭，论理应该是很甜蜜。然而我的家庭，不甜不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没负担>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
季羡林成长的家庭环境十分特殊。他生父早亡，幼年同母亲在清平农村老家相依为命，直到六岁离开母亲来到济南，寄居于叔父季嗣诚家。从旁人看来，季羡林的叔父很好地履行了父亲的教养责任。因为叔父没有儿子，他对季羡林视同己出。季羡林在叔父家不但衣食无忧，更难得的是叔父极为关心季羡林的教育，使季羡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直到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又资助他出国留学。对于季羡林的外语学习，叔父更是十分重视，为季羡林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叔父还帮助季羡林成家，为季家传宗接代不遗余力。没有叔父的支持，也就没有季羡林后来的巨大成就。对此，青年季羡林理智上是认可的。
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叔父毕竟不是生父，那种距离感是无法消泯的。叔父带着季羡林离开了农村老家，也离开了母亲。季羡林从幼年开始就母子分离长久不能相聚，在叔父家中生活不能自主，让季羡林长期感觉寄人篱下，心情十分压抑。叔父家庭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季羡林身心俱疲：“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他对许多事敢怒不敢言，只能从家庭逃避：“预定明天回北平。说实话，家庭实在没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地，有醉意。”
季羡林是季家的独苗，为了传宗接代，他在到清华上大学之前已经结婚，妻子是大他四岁的济南女子彭德华。这是父叔之命、媒妁之言的典型包办婚姻。彭德华虽然贤良淑德，任劳任怨，但她并非季羡林的意中人，夫妻始终琴瑟不调，感情淡漠。在《清华园日记》的起始，季羡林就写到：“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在这里，他对于妻子的不满意与不满足溢于言表。
1932年9月23日，季羡林从家信中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后，“我简直不知道是喜是悲。一方面我希望这不会是真的，一方面我又希望<是真的>。”1933年5月15日，季羡林接到家信，得知女儿出生：“第一即见到秋妹信，言家中尚不能寄钱，德华生一女。心颇急，精神靡颓。”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季羡林对妻子的疏离隔膜。
夫妻感情淡漠，让青年季羡林深感爱的匮乏：“我<最>近觉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没有爱情的婚姻，成为季羡林心中长久的遗憾。
季羡林幼年离开母亲寄居于叔父家，享受母爱很少，使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季羡林离开母亲之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他虽然愿意母子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寄人篱下的现实让他的想法无法实现。到清华上大学后，季羡林暗暗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季羡林大学尚未毕业之际，母亲突然去世。在母亲去世之前，母子已整整八年未见。这八年间，季羡林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如此漫长的时间，季羡林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与母亲团聚。
母亲的去世对于季羡林是巨大的打击。在《清华园日记》中，母亲故去，季羡林还乡治丧，这一段时间没有日记。返回清华重新记日记，起初他不相信母亲已经去世：“有时候，脑筋里仿佛一阵迷糊，我仍然不相信母亲真的死去了。”“有时候，忽然一闪，仍然不相信母亲会死了（我写这日记的时候还有点疑惑呢）。她怎么就会死了呢？绝不会的，绝不会舍了我走了的。”“不知为什么，我老不相信她是死了。她不会死的，绝不会！在这以前，我脑筋里从来没有她会死的概念。”
此后，季羡林对母亲的去世深感遗憾和痛苦：“我同母亲八年没见面，她就会死了吗？我的心真痛。”“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最近心情很坏，想到过去，对不住母亲，对不住许多人。”“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的时间，为什么竟一次也没家去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昨天又想到母亲，其实我时常想到的。我不能不哭，当想到母亲困苦艰难的一生，没能见她的儿子一面就死去了，天哪，为什么叫我有这样的命运呢？”
母亲的去世，是季羡林“永久的悔”。
大学时代季羡林面对逆境的奋斗之路
季羡林的大学时代并不太平，心中充溢着看不见出路的苦闷。但他毕竟是高中三年六连冠、曾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的天之骄子，现在就读于国内最好的西洋文学系，自负的他面对逆境不会轻易认输的。他深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他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但他又从哪里“干”起呢？
就在顺利毕业拿到清华的文凭，甚至出国留洋“镀金”成为“洋翰林”。为此，他决定选择脚踏实地的道路——认真读书。
在《清华园日记》中记载，阅读占据了青年季羡林的大部分学习时间。从日记中看出，季羡林大三大四期间阅读的图书有近两百本之多，其中外文书籍一百多本，中文书籍六十本左右。由于他的专业是西洋文学，所以他的阅读可分为外国文学阅读（英文、德文、法文及中文译本）和中国文学阅读，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分别作为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学习生活。
在外文阅读方面，季羡林阅读英文著作比较多。其英文阅读范围广、形式多样，包括经典小说和文学论著，如英国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的多数作品，歌德的《歌德全集》和卢梭的《忏悔录》以及一些意大利经典著作等。这是因为他从小学开始就学英语，英文水平相对比较高。而德语和法语作品的阅读量并不大，阅读的过程也比较困难。季羡林阅读的外国文学读本中还包括中文译本，如《浮士德》是郭沫若译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徐志摩译著。
此外，季羡林在大学期间也十分重视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包括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既有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诗经》等经典著作，也不乏稗官野史、奇闻异志类通俗文学作品，如《西游补》《绿野仙踪》《东游记》《岭南逸史》和《北史演义》等。现代文学方面，鲁迅、郁达夫、丁玲、郭沫若、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阅读之列。
当经济稍为宽裕时，他也开始买书。《清华园日记》反映出季羡林很爱买书，几乎每次出去他都要买书。他还从国内外书店订购了不少外文书，其中不乏“善本”。在季羡林的诸多购书经历中，既有购得的欣喜，也有不得的烦恼，还有书多的作难。比如1933年初，日军逼近热河，榆关和山海关先后失守，清华园里人心惶惶，学生纷纷离校。季羡林虽留守清华，却也在为他购买的诸多图书心神不宁：“我现在所挂心者只是这几本破书。以前只嫌少，现在又嫌多了。”
通过持续的阅读，青年季羡林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季羡林通过阅读发现了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作品的精神气质，暗合了季羡林的性格与情感。季羡林将荷尔德林的作品视为抚慰心灵的精神良药。在1932年11月22的日记中，季羡林曾写下，“刚才我焚烛读H lderlin（荷尔德林）——万籁俱寂，尘念全无，在摇曳的烛光中，一字字读下去，真有白天万没有的乐趣……每天读几页所喜欢读的书，将一天的压迫驱净了”。季羡林将阅读荷尔德林的著作视为化解疲劳和压迫的解药，这也激发了他对荷尔德林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的热情。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翻译了多篇荷尔德林的诗歌等作品，并将荷尔德林作为他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荷尔德林身上所散发的德国浪漫派特质吸引了他，也唤起了他心理上对这种精神的向往和渴望。正是对荷尔德林的喜爱，季羡林最终确定了留学德国的志愿。1934年6月13日，毕业前夕的季羡林曾在日记里写到：“我今自誓：倘今生不能到德国去，死不瞑目。”
为了成名成家，季羡林选择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路——以文章立身，通过写作发表文章实现“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理想。为此，他努力写作，收获颇丰：据叶新教授统计，季羡林大学期间总计发表文章27篇，其中译文4篇、书评10篇、散文9篇，论说文4篇。这样的成绩为他最终谋得了济南省立高中的教职。
季羡林很早就表现出写文章的天赋。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写作发表文章，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后仍然保持了散文写作的习惯，成为学术大家后仍然笔耕不辍。用季羡林自己的话说，“我一生喜好舞笔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回顾季羡林一生的散文写作成就，此言不虚。在大学时代，季羡林的文章写作尤其是散文创作步入了丰收的阶段，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由此收获了自信，也为未来的人生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学时期的季羡林重拾写作，也有经济独立的考虑。季羡林开始散文写作时，好友李长之对他的帮助较多，二人亦师亦友。李长之激发了季羡林的创作欲望，季羡林很多时候写完一篇文章都会拿给他品评，李长之也总能给予极为中肯的建议。在1932年8月23日晚上，李长之告诉季羡林写作发表文章的经济重要性，他告诉季羡林：“最好多作点东西卖钱，把经济权抓到自己手里。家庭之所以供给我们上学，也〈不〉过像做买卖似的。我们经济能独立，才可以脱离家庭的压迫。”季羡林对此深以为然。当时的情况，文章写作发表后稿费还是比较高的：“《华北日报》稿费到，共二元八角。”“吴宓的稿费发给了——我真想不到，竟能<有>十元大洋。”“今天财运亨通。领到山东省津贴五十元，又领到稿费二元二角。”“访毕树棠先生，谈了半天小说。领到了六元稿费。”“接到《文艺月刊》的稿费通知单——七元。”如此丰厚的稿费，不但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甚至有时大大改善了季羡林的大学生活：“今天我用所得的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在《清华园日记》中，季羡林的写作并非文思如泉涌，他常常苦恼自己写作的艰难：“脑袋里乱七八糟地满是作文的题目，但是却一篇也写不出”“在床上，想了一晚上，好歹想起了个头，但也不怎样满意。而今才知道作文章的难。”季羡林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写别人的东西到写自己的东西的过程，从翻译到书评，再到散文写作。散文才是季羡林大学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他的散文写作起始于对已逝母亲的思念和忏悔，因此有了《心痛》；还有对童年趣事的回忆，如《兔子》；以及对自然景物的随感而发，如《黄昏》和《枸杞树》，等等。根据《清华园日记》及其它相关文献，《年》、《黄昏》、《寂寞》和《枸杞树》是其中比较出色的四篇，它们也是季羡林对自己当时的作品认可度较高的四篇。
通过写作，季羡林还为自己的求职打下了基础。1934年夏天，季羡林即将大学毕业。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邀请季羡林到该校担任国文教员。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季羡林发表过一些文章，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季羡林虽有犹豫，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返回母校担任高中的国文教员。一年以后，他离开母校赴德国留学。
（原标题：大师的大学遇大逆境）
来源：《大学生》2020年第01期 王京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