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的帝王画像有几分可信?

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帝王,这个最神秘的政治人物往往自带附魅功能。而帝王为表明自己“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的权威性,也在刻意修饰神化来包装自己。无论是通过起义还是谋弑,只要最终取得帝位,当朝或后世的史官们,都会精心编造出一些超出常人的天子降生时的异象。这种记载不仅在野史中俯拾皆是,在正史中也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看来,帝王的形象必然是气宇轩昂,具有超凡不群的相貌与气度,即所谓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古代史籍,对历代君王相貌和气质的描绘都充满了浓郁的神秘色彩,例如东汉王充在《论衡·骨相篇》中就有“黄帝龙颜”“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等记载。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记载时,可能会一笑而过,但帝王的“真相”如何,我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帝王贵为九五至尊,一般人很难窥见其龙颜,这些画像亦大多来自御用画家,美化或失真在所难免。虽然如此,这些体现帝王尊贵身份的绘画仍是我们了解这些帝王相貌的重要途径。

历代帝王图

有关帝王肖像的记载最早见于《孔子家语》,说春秋末期周代的明堂“上绘尧舜之容,桀纣之像”,“以垂兴废之诫”。可见,帝王肖像承担的主要是教化功能,写实并不重要。据《北史》载,张彝曾进献北魏宣武帝《历帝图》,上自伏羲,下至东晋恭帝,号称历时3207年,收帝王128位,共5卷。相传东晋时期顾恺之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以展现人物的内在性格及精神气质为特征,所画的人物神态生动。据传他画有《晋帝相列像》《司马宣王像》等。遗憾的是,这些帝王绘画遗迹都没有幸存下来,只留下文字的记载。而现存最早的中国帝王肖像画是唐代出现的,即阎立本所绘的《历代帝王图》。尽管在故宫南薰殿旧藏中,还有梁武帝的肖像,但并无资料可以证明它出自南梁画师的笔端。

《历代帝王图》描画了13位古代帝王,他们分别是: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汉昭烈帝刘备、吴大帝孙权、北周武帝宇文邕、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宣帝陈顼、陈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目前该画卷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阎立本的父亲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其兄阎立德也是名出色的画家。既有家学渊源,又与皇家较近,对帝王和宫廷的情况较为熟悉,因此阎立本对帝王有较立体的认识,也能展示出更有历史深度的帝王肖像画。

阎立本在作画时,通过刻画人物的眼神、眉宇和嘴唇间流露出的神情,反映出不同帝王的性格、气质,并表达出其对每位帝王的作为和历史功过的评价。凡是统一或促成了统一的帝王,在阎的笔下多得到赞美,形象高大;亡国之君则多被轻视,常现猥琐萎靡之态。

13位帝王中,西汉昭帝刘弗陵沉稳从容,一副大国君主的气派;光武帝刘秀的形象恰如《后汉书》记载的“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的特点,一幅气宇轩昂的开国君主气概;魏文帝曹丕也是开国君主,他双唇微闭,神色勇武,目光直视前方;吴主孙权儒雅大方,面带微笑,神色平和;蜀主刘备虽不失帝王威严,却尽显疲态,体现出他的坎坷人生;晋武帝司马炎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画中的他体态厚重,显得深沉、有度量。

陈朝的4位皇帝,其中3位为坐姿,由于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偏安君主,对国家统一也并无太多贡献,因此,多给人一种闲淡悠然、缺少英雄气概的感觉。而陈后主陈叔宝昏庸无能,是陈朝的亡国之君,阎立本将其描绘成以衣袖掩口之猥琐状态以体现对其的蔑视。

北周武帝宇文邕虽然读书不多,形象粗野,但他很有谋略,最后统一北方。画面中的宇文邕体态威仪,眼神冷漠,有种剽悍、不可一世的气概。宇文邕去世后几年,外戚杨坚夺取了政权,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几年后,杨坚灭陈朝,统一中国。画面中,杨坚手握剑柄,缓步向前,表情沉稳,流露出建立帝业后满怀信心、又略有所思的神态。隋炀帝杨广荒淫无道,劳民伤财,最终导致隋朝灭亡。阎立本将其描绘成身材粗胖、表情严苛、而色虚浮的无道帝王。

在《历代帝王图》中,每位帝王都独立成一组,且都有侍者陪伴,少的只有一位,最多的则有10位。画面中,帝王的身材普遍比较伟岸、高大,而侍者的身材与帝王相比,明显矮小了许多,这体现出当时的人物画以尺寸大小来象征人物尊卑的特点。秦始皇、光武帝、唐玄宗都是倭瓜脸、肿眼泡?

《历代帝王图》共记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13位帝王的画像,有开国帝王,也有亡国之君,却没有号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画像。有学者认为,自西汉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各朝代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而秦始皇在历史上焚书坑儒,极端反对儒家思想,历代一直对秦始皇持否定态度,这可能是阎立本没有画秦始皇像的原因。秦始皇的长相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在《历帝图》中,应该是有秦始皇画像的,只可惜现在看不到了。

某版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

“高中的历史课本,秦始皇、光武帝、诸葛亮、唐玄宗、颜真卿原来全是同一个人!有图有真相!囧!”这是几年前论坛上流行的一则热贴,仔细对比后发现,网友所传某版历史教科书的这些古人,都是倭瓜脸、肿眼泡、鹰钩鼻、长胡须,脸型一样,但胡子经过改动。

既然秦始皇没有留下画像,那教科书上的画像出自何处呢?原来,这些画像都是取自《三才图会》(又名为《三才图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其“千人一面”的特点说明其插图的史料价值确实比较有限,从中很难了解这些人物的真实面貌。

关于秦始皇的面貌,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描述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对此,郭沫若解释道:“蜂准,就是马鞍鼻,秦始皇的鼻梁是塌陷的;长目,就是斜眼,秦始皇是一个斗鸡眼;挚鸟膺,就是现在医学上的‘鸡胸’,秦始皇的肋骨有问题,呼吸肯定不流畅;豺声,表明秦始皇有气管炎;如果把这些特点总结的话,秦始皇就是一个软骨病患者。”

然而在《太平御览》一书中记载的秦始皇则与此完全不同:“虎口,日角,大目,隆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按此记载,秦始皇应是一个矫健魁伟之人。翦伯赞便认同这种说法,他在《秦汉史》中认为秦始皇应该是英俊漂亮的:“(秦始皇)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副严肃的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父母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漂亮的青年。即因为他的英俊,所以他才能运用商人地主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历代帝王图》中的开国之君都被画得威武刚毅,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后人也就照猫画虎,模仿晋武帝司马炎的画像,推演出秦始皇挺腰站立,嘴角紧闭,双目有神的样子。这就是今天最常见的秦始皇画像。对于秦始皇的真实长相,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晁福林说,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尽管有许多人对《史记》中的记载产生过质疑,但没有强有力的论据可以推翻司马迁的说法。

绘制御容

武则天

阎立本之后,绘制帝王画像者屡见诸载籍,并涌现出众多名家,如唐代的陈闳、常重胤、吴道子,前蜀的杜齯龟、阮知诲、宋艺等,而晚唐、前蜀还专有写貌待诏。但今天我们常见的唐高祖和唐太宗的画像均出自故宫南熏殿旧藏。不过有人从画风、服饰等方面研究后认为,这些画像可能并不是唐人的真迹,而是明朝人的作品。而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没有留下一张可信的画像流传下来,现在见到流传比较广的一幅画像出自《历代古人像赞》。这是明弘治年间画的,服饰有很多和唐朝不符合的地方,只可以看作明朝人的想象,可信度很低。还有一些雕像也被认为有可能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容塑造的,最著名的就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因为这尊大佛的形象很接近《旧唐书》里“方额广颐”的记载,所以人们就产生了很多遐想。据刻在石壁上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里面说大佛是咸亨三年(672)唐高宗下令修建的,“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至于佛像的面部形象依据了什么,没有提及。于赓哲教授认为,武则天要是真的敢把自己的脸留在这里,也就敢在文字里提这事儿,但是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记载此事。一般来讲,将自己的脸直接安到佛祖身上的并不多见,尤其此时武则天还只是皇后,她敢不敢如此大胆还是个疑问。

御容是古代为祭祀、供奉、瞻仰等活动而专门绘制或塑造的帝王、后妃等的图像。史载开元时,大明宫别殿已经供奉太宗、高宗、睿宗圣容,唐玄宗日日具服朝谒。《旧五代史》记载,后梁太祖被杀,其旧臣寇彦卿“图御容以奠之”;后汉内乱,阎晋卿“夜悬高祖御容于中堂”。此后,御容便成为先帝肖像的专有名词。

赵宋立国以后,继承了前代制作御容传统,在众多的宫观、寺庙中供奉御容,并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奉安、祭祀御容制度。

宋代的御容制作一般可分为官方制作和民间私制两种类型。宋代制作御容的主要机构是翰林图画院(神宗元丰以后改称图画局),专门负责御容绘制者则为图画院祗候或翰林待诏。据史料记载,太祖时期的王霭,“工画佛道人物,长于写貌。”据《图画见闻志》卷三载:“今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真像,皆出于王霭笔。”而太宗时期的牟谷则“工相术,善传写”,被委任为图画院祗候,长于画正面御容。真宗时期,朝廷写太宗御容本已“令

元霭写毕”,但真宗皇帝阅后觉不满,认为“能写正面,唯谷一人”,于是“更令谷写正面御容”。此外,徽宗时期的朱渐,亦为翰林待诏,其家处京师,绘画名气极大,俗云“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

除专门机构的御容创作以外,宋廷亦聘民间画师进行御容写作,有些还因此而授官。如真、仁之际的王端,“虽以山水著名,然于佛道人马自为绝格,兼善传写”。真宗亡故前,感于王端声名,“召端与画臣写其遗像,端举笔乃就,无及之者”。又如北宋后期的僧维真,本嘉禾人,因其“工传写”,就曾被召入宫“写仁宗、英宗御容,赏赉殊厚”,被时人目为“元霭之继”,一时“名公贵人多召致传写”。

故宫南薰殿旧藏的唐太宗画像

元灭宋后,两宋帝后画像随之入藏元内府,明朝时又被收存于宫中古今通籍库。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在检阅库中藏画时发现所藏画像多斑驳脱落,于是命工部将所藏历代帝王后妃、圣贤名臣肖像重新统一装裱。这批图像也因此被称作《南熏殿图像》。《南熏殿图像》历经宋、元、明三代累积而成,卷、册、轴共100余件,图像580余帧,宋、元、明帝后像占主要部分,其中以宋代帝后像最为完备。宋代帝后像自宣祖(即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的父亲赵弘殷)起至度宗止,共16帝。因为太祖像有3轴,所以宋代帝王像共有18轴。目前,宋代存世的帝王肖像画大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作虽无明确的作者,但当为宋时人的真迹。

宋太祖像,出自《宋太祖半身像》轴,原作纵51 厘米,横 38.6 厘米,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小籖 : 宋太祖检点像

南宋中期,理宗到太学作《道统十三赞》(1241),并命画家马麟根据内容绘制。当时共绘13像,今仅存5幅,即伏羲、唐尧、夏禹、商汤和周武王的画像,它们也是后来的《南熏殿图像》中唯一有明确作者的作品。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据考证,忽必烈画像的作者是元初画家刘贯道,故宫南熏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谁画的元代帝王?

蒙元时代的皇家先帝、先后御容均置于神御殿(曾称影堂)内,神御殿基本在大都(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每位先帝与其配偶的神御殿各有其名,分别设在不同的寺院里,但也有个别的神御殿设在外地,如从世祖时代起,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玉华宫孝思殿中祭供的睿宗帝后御容川。在中央官署也会出现先帝御容,如世祖时代翰林院的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元代是肖像画成为独立分科的标志时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中可以看到元代帝王肖像画的基本面貌。《元代帝后像册》同样为南熏殿旧藏,均为绢本设色,各纵59.4厘米、横47厘米,分别精绘了元太祖、太宗、世祖及后、成宗、顺宗后、武宗及三幅后像、仁宗及后、英宗及二幅后像、明宗后、文宗、宁宗及后和某后纳罕及三幅佚名后像。这些半身像无论形貌抑或服饰都描绘得十分真实可信,极少奇异之像或美化之迹,其身形体质完全符合游牧民族的特征,衣冠发式也都与元代典籍一一贴合,可见这些帝后像均为非常写实的作品,是研究元代民俗学及服饰史方面的珍贵原始图像根据。

《元代帝后像》册的作者同样不可考,史载李肖岩曾经负责元代皇帝的“御容”。元人张养性在《赠李秘监》中有一句“至志间曾画御容”,李秘监就是李肖岩。陈高华在《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中认为,元代皇帝、皇后御容像有很多可能出自李肖岩之手。而据书画鉴赏家徐启雄考证,忽必烈及皇后察必的肖像画作者应是被史家称为“真神笔”的大画家刘贯道。

元初画家中,刘贯道的技艺是被当时人认为最高超的,人们评他“集诸家之长,故尤高出时辈”,史载,他在“至元十六年(1279)写太子真金像称旨,补御衣局使”。“御衣局使”主管皇室服装设计、采购、制作和管理。而皇后察必画像的服饰个性特征异常突出。她的头冠称“罟罟冠”(又称姑姑冠),是蒙古大汗皇后所戴用的冠,用金银饰装饰,并插以小珠花朵。既作为宫廷画家,又主管皇室服装的刘贯道,正是最合适作此画像的人。

徐启雄认为,之所以最终确认此画作者,还有最重要的证据,刘贯道的工笔画《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察必所穿服饰和人物造型特征十分相符,绘画风格也非常一致,应出自一人之手。若这幅画像出自刘贯道之手,忽必烈的形象与实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刘贯道绘帝王画像,是在帝王生前。也有在死后绘制的记载,如至顺二年(1331)三月,绘病夭的阿忒纳答剌像等。著名学者史树青在一次采访中说,画家在绘画时,有时“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同样,该像册的绘制年代目前在学术界也有争议。尚刚根据画上人物判断,“因册中最后一幅为文宗之子雅克特古思,应绘制在顺帝复仇之前不久”。而以余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元代后妃太子像》册“以其工笔功力而言,不及元人;从民族心理的角度看,不太可能是明廷画家的复制品。但绢质乃明朝之物,为清初宫廷画家所用。该册的摹写技巧统一,似出于一人之手,其题签连同《元代帝后像》册的题签亦均由一人所书,书体极似清代的馆阁体”。

遗憾的是,《元代帝后像》没有元顺帝的画像,我们也无法了解其是否为“太医脸”,也为其身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最真实的成吉思汗画像

元太祖成吉思汗画像

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里的成吉思汗画像外,国家博物馆也有一张成吉思汗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史树青1953年从民间用几块钱征集到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据介绍,向史树青提供画像是他的小学同学崔月荣,崔月荣回忆,这幅画是她公爹陈宧任参谋部次长期间,民国初年(大约1912年)到蒙古地区视察时一位蒙古王爷亲自赠给的。《陈宧传》记载,陈宧当参谋次长期间与贡桑诺尔布王爷(俗称贡王)来往密切,与其他蒙古王爷并未发生过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赠送陈宧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就是贡王本人。

1962年初,启功等著名专家对该画像鉴定后也认为:“从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鉴文字和用笔等方面考察后,一致断定这是一幅元人的作品。”这幅画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最真实的,是国家一级文物。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其形象和服饰,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画像基本相同,但时代要晚一些”。

成吉思汗在世时不允许为他作传记,不允许为他作画,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更不允许死了之后为他建陵墓(即留下了四不遗言)。据《元史·祭祀志》所载,至元三年(1266),已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祖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画太祖御容”,是年太祖成吉思汗的画像,正是由和礼霍孙绘制出来的。和礼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本人,但他在作画时,得到了忽必烈的具体指点。他绘出的太祖、太宗、睿宗画像,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要求,经忽必烈钦定,被陈放于翰林院,由院官春秋祭祀。所以说,这幅画不一定完全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可以说,与本人真实面貌很接近。

无疑,有资格绘制御容的画家都为一时之选。然而面对一朝天子的威慑力量,画家也无法深入观察和体悟对象的形貌和内心世界。明代王绂的《书画传习录》就对此评论道:“写真固难,而写御容则尤难。何者?皇居壮丽,黻座尊严……又复凛天威于咫尺,不敢瞻视。稍纵而为之,上者斯时亦严乞正心,不假频笑,画者之己慑而气己索矣。求其形似己足幸免于庆,何暇更计及神似耶?”由于它的御用性质,总是力图将统治者的意志、要求与爱好贯彻其中,因此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可见到的帝王画像大都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很少有喜怒溢于言表的生动情态,多数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情状,显得矜持而肃穆。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的体现,这也是由帝王这种阶级身份的特殊性和独有性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曾佳《在“历史的相册”中追忆帝王》;龚田《中西帝王肖像画比较》;王冰莹《秦始皇画像为什么会那么丑?》;石伟杰《龙颜:古代皇帝长什么样》;叶海晨《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刘兴亮《论宋代的御容及奉祀制度》;白林淼《揭台北故宫忽必烈画像作者之谜》;《探寻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等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20期      黄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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