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枇杷双寿镜心》 设色纸本108cm×35.5cm 1951年作
“1927年，由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与封建军阀的争战基本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则在北京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中国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吴昌硕在上海的辞世是美术界的巨大损失，但同时，受其深刻影响的齐白石则在北京引领了中国画坛近半个世纪的风尚，并且至今其影响依然。
中国画的题款艺术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无到有、由隐及显并逐步丰富多彩，而成为综合性的中国画构成元素。潘天寿先生说：“中国画自宋代开始成为综合性艺术，诗、书、画、印、文学等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宋元以来，文人画大兴，文人仕宦将题款艺术推波助澜、发扬光大，至明清及近现代延续文脉、传承创新，其生命力之旺盛直至今日。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基本构成元素的诗书画印，其每个门类自成体系且历来名作名家辈出，他们在各自领域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然而齐白石先生则无所不能、无一不备，他能将四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他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坛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
齐白石（1864-1957）是举世公认的近代中国画大师，他的艺术成就显然已具有世界意义。齐白石是从雕花木匠成长为中国画画家的，潘天寿先生曾经说：“齐白石虽是木匠出身，他就拼命似得拼，作诗、画画、老了还天天作诗。他能得到这样的成就是不简单的。”他在题款艺术方面的成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堪称“四绝”画家。[2]晚年的齐白石对自己的艺术成就做了如是总结：“诗第一、治印第二、书法第三、画是第四”。从中足以看出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诗文篆刻以及书法是颇为推许的。齐白石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对读书做诗终其一生没有丝毫懈怠过，他对“画外功”如饥似渴的钻研程度实在令人敬佩。他写道：“读书然后方知画，却比专家迥不同，删尽一时流俗气，不能能事是金农……一息尚存书要读”。“身行半天下，品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出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然心虽有得，胸横古人，得诗尤难。”的确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从先生的这番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与敬畏以及对祖国传统艺术精华的精准判断与躬身力行。
一、意境淳朴、直抒胸臆的诗文
齐白石的诗确实非同一般，他写诗不受传统古诗平仄、押韵等规矩的束缚，外淡内真，俗中蕴雅，与他的画风一致，当时即受人推崇。齐白石先生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我的诗，写我心里想说的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宋，骂我的人固然多，夸我的人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定论，等到百年以后，评好评坏，也许有个公道”。《借山吟馆诗草》是齐白石重要的一部诗集，著名诗人樊樊山做了删定之后评价说：“濒生（齐白石）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凡此等诗，看似寻常，皆从刿心肝而出。意中有意，味中有味，断非冠进贤冠、骑金络马、食中书省新煮饪头者所能知。惟当与苦行头陀在长明灯下读，与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读，与南宋前明诸遗老在西湖灵隐昭庆诸寺，相与寻摘而品定之。”[4]这是很高的褒奖。诗文是画的内在精神，是道的凝结，同样也反映出齐老在绘画之外广博的诗文底蕴，也进一步印证出齐白石作品之所以广为人们喜爱的原因——画家的作品有着深厚的学养作支撑，是典型的“文人画”。所以齐白石先生的作品雅俗共赏，颇值得玩味，如陈年老酒，时愈久味愈浓。
齐白石的诗与画密不可分，常以题画诗的面貌出现。如《牧牛图》的题画诗：“祖母闻铃心始欢（自注：璜幼时牧牛身系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也曾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这里既有对自己牧牛生活、祖母盼孙早归的回忆，也有对仍在农村耕耘的儿孙的牵挂。他八十岁高龄所作的一幅同样以《牧牛图》为题材的画作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同散文一般，令观者神往陶醉。画幅右上角的题款是画面当中墨色最重的部分，使画面显得墨色明快而层次分明，并在构图上起到平衡画面的作用。再看《织纱图》题诗：“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荫下纺纱声。”当年自己读书作诗，常嫌妻子的纺纱声干扰影响其创作，如今远离亲人，再想听那声音也听不到了。可以说中国画当中的诗是用来点化画面意境和生发画面主旨的，可以映射画家全面的文化素养，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画家的追求和所思所感。齐白石先生的诗文往往表达的是对农村田园生活的追忆及赞扬，他的诗脱离了战火的硝烟滚滚，隔离了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远离了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他的诗恬静而自然、淳朴而天真，其诗画之境达到了高度的诗画合一，物我两忘之境界。
二、笔线纵横、雄健老辣、大气磅礴的书法，被誉为“白石书体”
中国画历来就有“书画同源”之说，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说过：“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由于传统中国画强调“笔墨”精神，而这个“笔”通常指的就是勾、勒、皴、擦、点等笔法，抛开绘画与书法的不同艺术形式，把这些元素抽离于具体的艺术门类，书法中的点、横、撇、竖、捺等元素与“笔墨”中的“笔”其内核是一样的，那就是线条。显而易见的是画面当中线条的质量或者说线条的质感之优劣即是评价笔墨好次的基本标准。因此，中国画画家们经常在题款中说自己的画是“写”出来的。在艺术实践的过程当中，历来的画家们锤炼线质的不二途径就是练习书法。画史上优秀的画家绝大多数是一流的书家，在此不再赘述。
齐白石先生自述“书法得力于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神忏碑》，写何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其书法初学何绍基，后改魏碑，篆书取法《三公山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行书学习二王，又学吴昌硕，最后又将这些熔为一炉，变为己用。他用笔苍遒老辣，率真自然，功力深厚、以点画方折、结构大方构成齐白石篆书的主体风貌。一般来讲，方折的笔画用笔峻峭森严，刚劲有力，字形骨力洞达，平正大方，线条是直线多于曲线。用笔以内按为主达到很高的境界，故骨力取胜，则是，齐白石的另一种篆书重气逸出，巧夺天工，取法于秦权诏版。秦权诏版朴拙挺劲，线性强，把金文篆书的垂露或悬针之类的含蓄内敛的笔画简化，字形也脱开严格的均衡对称，更显出天真烂漫之气，丰富了篆书的表现力，追加了篆书的艺术内涵。有人说画家想写到书家那样的字不易，书家能画出画家那样的画也很难，白石老人则做到了两者完美的合璧。
三、率真自然、古雅且不假雕琢的篆刻治印
齐白石有“三百石印富翁”的雅号，其实他的篆刻何止三百石。他认为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篆刻的成就应该排在书画之前，黄宾虹先生则认为：“齐白石画艺胜于书法，书法胜于篆刻，篆刻又胜于诗文。”齐白石先生在篆刻方面下的工夫也是相当大的，他写字下笔不重描，刻印也是一刀下去，决不回刀。他的刻法，纵横各一刀，只有两个方向，不同于一般人的篆刻，去一刀，回一刀，纵横来回各一刀，要有四个方向。篆法高雅不高雅，刀法健全不健全，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他在刻印时并不需要事先在石头上描好字形再下刀，往往刻刀随着字的笔势，顺刻下去，苍劲有力，如同其书法的笔力，形神兼备，造化其中。白石自己说“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是风雅事，岂是拖泥带水，做得好的呢？”所谓“领域不同，大道相通”，一枚印章往往方寸之间显天地之大美。由此可见白石老人在治印方面的风致与自信。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曾说过：“以我的偏见，白石老人的天才、魄力，在篆刻上所发挥的实在不亚于绘画。”（见所著《白石老人的艺术渊源初探》）以抱石先生的卓识，这一定评，无疑是中肯的。齐白石刻了许多寄托着怀乡之情的闲文印，如“吾家衡岳山下”，“客中月光亦照家山”等等，这都很难说是些“闲文”，而是直抒胸臆的第一主题，是“客久思乡”“望白石家山难舍”（皆印语）的真实情感[3]。先生将自己篆刻的印章钤于画作之中，与画面当中其他元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浑然一体，不但平衡了画面的布局，而且参与构图，是画面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齐白石先生在诗、书、画、印各个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与成就，这些素养与成就构成了齐白石先生题款艺术的独特风致，他将题款艺术的形质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绘画艺术彰显了传统文人画的博大与精深，为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可为后世之楷模，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画大师。
参考文献：
[1]蔡显良编著《二十世纪中国画赏析》[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周积寅,史金城编纂.近现代中国画大师谈艺录[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
[3]陈垠仓.论齐白石艺术[J].美术大观，2007(11):71.
来源：《艺术品鉴》2020年第27期 吕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