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由此又阐发出许多道德观念，“信”就是其中之一。《论语·阳货》记：“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信”是与“恭”“宽”“敏”“惠”相并列的仁德的表现，是孔子所强调的君子从修身到平治国家天下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在《论语》中，孔子对“信”多有论述。在他看来，“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刘宝楠《论语正义》曰：“人有五常，仁、义、礼、智，皆需信以成之。若人而无信，其余四德，终无可行。”其见解十分精辟。所以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朋友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人伦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曾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礼记·中庸》）孟子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可以说，朋友之间能否相互信任关系着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所以，孔子十分强调朋友之间的“信”。据《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在自述其志向的时候，其中就希望“朋友信之”。在《礼记·礼运》中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亦是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国。由此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信”也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一种理想，它代表着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社会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学说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学说，更是一种政治学说，他所提倡的各种道德修养往往被引入政治领域，作为治国的重要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要取信于民，“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甚至将“民信之”放到比“足食”、“足兵”更重要的位置，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要求统治者要以信义换取人民的支持，“信则人任焉”，这是为政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为政者之间也要讲“信”，《孔子家语·大婚解》记载，鲁哀公问孔子怎样为政，孔子回答说：“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夫妇之间区别尊卑，父子之间要讲亲情，君臣之间要讲信义。这三个方面能做到“正”，那么其他事物也就会相应合理了。君臣之间讲信义应该是互相的，而且就当时的语境来看，孔子更侧重的是对君主的要求。只有“君使臣以礼”，臣子才能够对国君尽忠尽职，实现社会的和谐治理。
“信”亦是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他对弟子要求之一就是要“谨而信”，子夏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亦言每日三省其身，其中之一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些均应是闻孔子之教的结果。
但是，孔子对“信”也并非毫无原则的一味信守。在孔子那里，“信”有大小之分，他曾说：“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贞，正也;谅，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邢昺《论语注疏》曰：“此章贵正道而轻小信也。”贞是符合道义的大信，谅是拘于小节、不合乎道义的小信。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要坚守大道，不合乎义的“信”，可以不必遵守。对于那些拘于小节，不知道通权达变的死守小信的迂腐之人，孔子是不赞成的。《论语·子路》记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在此提到了三种人可以称“士”，其中“言必信，行必果”为最后一种。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之人虽然也可以称为“士”，却还只是小信而已，还没有达到灵活变通，坚守大信的境界。诸如为了守信而终被淹死的尾生之类的人物可谓是“言必信”，却显然是不足取的，也与孔子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孔子家语·困誓》中有一段记载也可以与之对照理解：孔子到卫国去，路经蒲地，正遇到公孙氏凭借蒲地背叛卫国，不让他们通过。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儒的人，为人贤能而有长者风度，且有勇力，以自己的五辆车跟随孔子出行，感叹地说：“以前我跟随先生在匡地受围困，在宋国又遇上伐树之难，现在又在这里遇困，这是命啊！与其看着先生再次遇难，还不如战死。”于是，举起剑来集合众人，准备与蒲人战斗。蒲人害怕了，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于是与孔子订下盟誓，让他们从东门走了。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子贡说：“盟誓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威胁我订立的盟誓，是不合宜的行为。”孔子认为“信”是要符合正义的，弟子有子之言“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可以看做是孔子思想的展现。在此，孔子之所以不遵守和蒲人的誓言，就在于他是被胁迫的、在非正义的情况下而盟誓的，因此无须遵守。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我们亦可以做如是观。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有名的政治家，最初和召忽一起侍奉公子纠，后来公子纠在和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争夺君位的过程中失败被杀，召忽自杀为公子纠殉难。而管仲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做了齐桓公的相。孔子弟子子路和子贡对管仲所作所为是否合乎“仁人之道”非常困惑，因此去请教孔子。孔子平时很少以“仁”许人，却高度评价管仲，认为其人“仁也”。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孔子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对春秋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对此有深刻认识。如果管仲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死掉，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匡天下”历史伟业了。在孔子看来，管仲不守小信，通于权变，转而辅佐齐桓公，泽及后世，这正是仁人的作为。
归纳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重信，不仅是强调个人修身，更重要的是注重“信”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而且人要守合乎道义的大信，非拘泥于小节小信。从孔子对“信”的态度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思想善于通权达变的一面。
作者：山东省滨州市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讲师
来源：《华夏文化》2013年03期 华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