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以及国人普遍感到精神无根的当今社会，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幸福观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五福”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问题的系统探讨，始于春秋中叶以前的“尚福，威用六极”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幸福观的发展，儒家、道家、墨家均对其有解释和发展。“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这五方面内容构成了幸福的要素，而六极的内容则是遭横祸短命夭折、不健康而常抱疾病、多忧愁而不得开心、困乏于财、貌状及丑陋而遭人厌恶、志力懦弱而常抱惊惧之心。由此可见，五福皆是吉祥好事，而六极则皆是穷极恶事。福者，人之所欲，皆向往之；极者，人之所恶，皆畏惧之。它们的重要的特点：一是把福与祸视为综合性概念，福与祸包涵有丰富的内涵，福有五种，祸有六极，五种幸福要素的综合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获得幸福的标准。二是把福与祸放在一起讨论，要认清什么是福，就必须分析祸，从福与祸的比较中寻找幸福的真义。三是把幸福与道德联系起来，将爱好美德看成是幸福的一种表现形式，“攸好德”既体现为个人的品德，同时也是个人获得幸福、避免灾祸的实践路径。
二、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
幸福观提出了新的理解，儒家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是由上天或命运决定的，唯有“攸好德”是人自身可以把握的，能够通过人的努力而获得。
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把幸福看作是高于任何物质生活和境遇本身、超越富贵贫贱之上的一种心理体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吃粗粮，喝生水，弯曲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不正当的财富和官职就像过眼烟云。在孔子看来，幸福与物质的丰裕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采取“不义”即不道德的方法获得富贵，那不是真正的幸福，是不值得人去追求的。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德福一致，认为道德与幸福内在融于一起。儒家强调美德对于幸福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美德，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人生的幸福体现在个人的善行之中，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而为了修炼美德，就不能执着于物质生活的享乐之中，即便是“一箪食，一瓢饮”，只要能够修得高尚的品德，这样的苦行精神也是值得赞颂的。在儒家那里，幸福只是道德的伴随物或附属物，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一个人有了美德，幸福也就随之产生。西方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康德有着与儒家德福一致的思想。道德和幸福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组范畴，康德认为道德高于幸福，道德不可化约为幸福，幸福包括“使自己幸福”与“使他人幸福”两个方面，后者比前者更具有道德意义，尽管德福一致实现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但人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追求德福一致。
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仁爱幸福。这一观点与德福一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而应当将个人的幸福融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之中。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仁就是恩及四海，就是博爱，它要求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对他人施与善心，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提供支持。仁爱幸福体现的是“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的幸福境界，实行仁爱的方法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
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主导的重要地位，所以，尽管出现了如道家、墨家这样的与儒家不同的幸福观流派，但是儒家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三、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
与儒家幸福观不同，道家主张合于自然的幸福，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他是否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也不在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于道或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在老子看来，世界是一个运动的世界，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事物总是会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他提到很多辩证关系，如动静、高下、长短、祸福等。而祸福是一对贯穿一个人一生的概念，福与祸的转化过程就是人生活的全过程。因此，幸福是一种辩证运动的过程，是一种内心和谐的运动状态。
老子认为，幸福与不幸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为基础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道德经》）其意是说祸与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祸正是福的依靠，福正是祸的潜藏之处。谁能说清楚祸或福发展到什么样的极限就会向反面转化呢？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可能有确切无误的答案的。正常的事情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反常，好事发展下去也可能变成坏事”。怎样理解祸与福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
道家告诫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当下是祸或是福，从辩证的思维看，一种因素中往往潜伏着对立的另一因素，祸与福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老子进一步阐述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认为祸福虽难以预测，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转化和维护，从而在祸福面前形成更为平和的心态，达到一种坦然而和谐的幸福状态。在老子的思想中，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的。对于人的行为而言，“无为”并不是不行动，而是顺应自然而动；“不争”亦不是不行动，而是回归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一种如水一般的运动。人通过各种行动而使内心得到满足，在这种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人在动态的行动中满足自我，从而产生幸福感。道家把幸福理解为一种运动的过程，在运动中把握幸福，才能使幸福在生命的运动中持续存在。
道家并不否认人的需要或欲望，认为人的需要或欲望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而人产生正常的需要和欲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贪欲却是祸害的源泉。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罪过没有比填不满的欲望更大，祸害没有比不知道满足更大，灾难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所以，一个人懂得满足而感到心满意足，就能经常处于满足和幸福的状态。
四、墨家义利并重的幸福观
春秋时期，社会上充斥着天命论、宿命论，人们相信福寿、贵贱、贫富是由上天安排的，人力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占卜知晓天意而按其行事或通过祭祀取悦上天以求赐福于人。墨家力排众议，“明天志”但“非天命”，对当时预定论的天命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墨家也讲敬畏天，但认为天不是世间万物、人事祸福的主宰者，而是一个判断是非、赏善罚恶的监督者。天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人也不必听命于天，人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凭借的是自己的“强”与“力”。“强”指奋发图强，“力”为努力劳作，“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寒”“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家认为，幸福的获得除了需要“强”“力”之外，还必须以“义”为其做合理性辩护。“万事莫贵于义”，“义”是墨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与“明天志”一脉相承。“天志”表现在人间就是“义”，求利而思义，人的“强”“力”必须限制在“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追求幸福生活实际，因而，它对老百姓的幸福观影响更为直接。对生命价值、家族兴旺的重视，形成了民间的寿禄幸福观。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洪范》首倡的“五福”之说，把“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其他如“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后人所说的“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之中寿为先，并有“五福捧寿”之说。从历史上看，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因为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所以，个人愿望的实现就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香火永继。虽然人人希望长寿，但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个人全部的人生期待和愿望并不能通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家族的延续对实现自己未竟的幸福理想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家族“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只有不断地延续家族“香火”，家族才能后继有人，因之，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便成为个人幸福的体现。福的方式必须避免伤害到“义”，一旦丧失“义”的标准和尺度，“强”“力”就会导向幸福的反面。“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通过“明天志”“非天命”“强”“力”及“义”等概念，墨家完整地阐述了关于幸福获取方式的相关观点：幸福不在于天命而在于义力行事，人们只要贵义而重力行，即努力劳动并持之以恒地践行道德行为就可以得到幸福。
五、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寿禄幸福观
古代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与正统的、学理性的传统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更加鲜活生动、更加贴近老百姓。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幸福观中，长寿之福是最受重视和推崇的。
对于民间百姓来说，民俗活动中的祈寿仪式体现了他们对长寿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生日祝寿是最常见的祈寿仪式，围绕祝寿的活动主题极为丰富，如吃长寿面、做寿桃、贴寿字等。寿字有许多装饰变化，长形的寿字叫“长寿”，圆形的寿字叫“团寿”。“寿”字还广泛应用于日常家具、用具、建筑和器皿上，反映了中国人用“寿”字护佑自身、追求健康长寿的幸福愿望。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将追求个人幸福与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中国追求人丁兴旺体现了古代民间对幸福的一种理解，而这样的幸福还需要在“高官厚禄”中得到充盈。“禄”有追求功利和社会地位的含义，《说文解字》释曰：“禄，福也。”商周时称接受爵位为福、得到君王赏赐为禄。封建社会中，官越大薪俸越多，因此，禄也有官位、俸禄的含义。在民间，官禄世袭一直受到人们的向往，而人丁兴旺是官禄世袭的基础。民间常见的“五子登科”“带子上朝”“苍龙教子”“辈辈封侯”等图案以不同的祈禄内涵满足了人们的入仕心愿，“禄”不仅是个人成功、获得幸福的标志，而且也是家族发达的延续，“功名”成为中国古代民间幸福观中的重要内容。
作者：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传承》2012年17期 蒋颖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