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五四对于鲁迅其实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参与了女师大学潮并遇到爱情，和弟弟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仁并肩作战又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一时期奠定了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地位，鲁迅年龄也正逢三四十岁，可谓是他的“黄金时代”。
在教育部任职
一百多年前的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35岁，任教育部佥事。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许寿裳和鲁迅乃同乡同学，是鲁迅一生最好的朋友。1902年秋，许寿裳考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人在东京同吃同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一起逛旧书店，一起剪辫子，甚至一起学德语。许寿裳吃面包不喜欢吃皮，常将皮撕掉。鲁迅见了觉得浪费，便说自己喜欢吃皮。于是，许寿裳后来总是将面包皮撕给鲁迅吃。
1909年4月，许寿裳从日本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并邀请同年6月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两人一起倡导科学，团结师生，与顽固的监督夏震武等人坚决斗争。民国成立后，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筹建教育部，并推荐了鲁迅来教育部任职。
初到北京，鲁迅干劲十足，也希望在体制内有所作为，积极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并和钱稻孙、许寿裳等同事一起设计国徽……很快，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但须总统钦定 (当年鲁迅还晋谒过袁世凯) ，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很是辛苦，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忙了一天，不禁“头脑涔涔然”。
鲁迅在教育部的收入还可以，刚开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达360元。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鲁迅的平均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而那时，每斤大米价格才相当于人民币一元。
但鲁迅也并非在体制内如鱼得水。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则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教育总长汤化龙又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视督办，很快他这个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
当时虽然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社会如此，反抗也是无力，鲁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立人”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麻痹”，在“装死”，在沉默。这应该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
鲁迅与《新青年》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爆发始于《新青年》杂志。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的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而“立人”。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更名”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原是他幼时乳名，又含迅捷进取之意，表示鲁迅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一些杂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五四之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文章31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
鲁迅 (前排左一) 与许寿裳 (前排右一) 等合影
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但当天他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孙伏园，“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虽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运动，但无疑鲁迅文章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如孙伏园所言：“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其后，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使得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国民性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阿Q正传》，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从此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新青年》成为鲁迅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鲁迅在新文化战线上不断战斗，逐渐从“奉命”敲敲边鼓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为英译本《阿Q正传》所摄照片
五四后的收获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鲁迅也开始在讲台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从此直接成为青年学生的“导师”。先是于1920年8月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北京八所学校讲课。
鲁迅主讲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很受学生欢迎。如在北大讲课时，教室总是人满为患，没有座位的学生甚至站在门边、走道、窗台上听。鲁迅上课即兴发挥很多，和学生亦师亦友，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冯至回忆听鲁迅课道：“我们在听他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简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应时任女师大校长的好友许寿裳之邀，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由此参加了女师大学潮，产生了与章士钊、陈源等人的论战，并结识了许广平，开始了人生新的面貌。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女师大学生由于受江浙战争影响未能按时返校，新任校长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但哲学系预科也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未受到相同惩罚。因此，国文系学生提出抗议，女师大学潮由此爆发。
鲁迅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边，曾代女师大学生草拟了《呈教育部文》，历陈杨荫榆罪行，坚决提出“迅予撤换”要求。后鲁迅又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签署《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师大学潮后来愈演愈烈，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颁布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对。鲁迅也于8月13日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准备与女师大共进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业业工作了14年的鲁迅忽然被章士钊罢了职。因为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却和女师大学生串联一起，反抗教育部当局，“是可忍孰不可忍”。被罢职后，鲁迅和章士钊撕破了脸，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免职令“程序违法”。因为贵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急于打击鲁迅，“乃竞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经过几轮答辩，平政院的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在打胜“科长告赢部长”这种千古罕见的官司的同时，鲁迅还在另一战线为被停办的女师大战斗。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的鲁迅在家中收留了几名被赶学生，并不顾自己肺病发作，和其他委员一起开辟新校址，设临时办事处，募捐经费……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并抄了章士钊等人的家，被称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鲁迅率领女师大学生“复课闹革命”。师生们雄赳赳、气昂昂、喜洋洋地打着写有“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字的小旗，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随即闯进校门。次日，女师大举行复校招待会，鲁迅出席会议并讲话。
此外，鲁迅还打起了笔仗，除了与章士钊论战外，还与说“闲话”为杨荫榆辩护的“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展开持久的骂架。鲁迅的《华盖集》有一半的内容、《华盖集续编》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献”给了陈源。陈源可谓是鲁迅最为憎恨的一个人，因为陈源曾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积极参与女师大学潮，还促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
五四之后的遗憾
但这期间，鲁迅也有不少遗憾，最大的一个遗憾应该是他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憾事之一，也是最大的疑案之一。
两人都未透露失和的具体原因。“失和对鲁迅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这是鲁迅的一大块心病，不仅导致了他迁居后的一场大病，而且影响其终生。鲁迅最终死于肺病，而肺病最可怕的就是累和气。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生气是外在的，兄弟失和才是更要害、更根本的”。但失和对鲁迅也有好的一面，鲁迅开始重新选择生活，经济上也更加宽裕自主。
鲁迅于1929年在北京对群众讲演
除了与周作人失和外，鲁迅与《新青年》同仁也逐渐分道扬镳。五四之后不久，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因为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入狱，《新青年》随之停刊。等陈独秀很快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内容也随陈独秀一起越来越“色彩过于鲜明”，因此引发了与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等人的矛盾。胡适等人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而陈独秀还是自行其是，鲁迅则主张“索性任他分裂”，于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体了。
从此，曾经并肩作战的《新青年》同仁们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后来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自己则继续前行、战斗，像他文章《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勇往直前，像他文章《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一样不断地举起投枪。
（原标题：五四前后的鲁迅）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4期 张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