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与疾病斗争的经验，除了医药学的发展外，国家采取法律措施，利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爆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也是我国古代战胜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古代统治者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
对于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古代称为“疠疫”“疠疾”，后统称为“瘟疫”。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看，早在新石器晚期，如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对各种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开始探求其病因，总结其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到了春秋战国时，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对流行性传染病所特具的时令性的认识深化，认为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会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和爆发。据《周礼》载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其下设“疾医”一职，“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说明当时对疾病发生的季节性已有较系统的认识。
由于疫病发生的频繁，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已注重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治疫病。
首先，是注意环境保护，对山林、湖泊、田野等自然资源，以立法的方式，施行保护性开发利用，不能竭泽而渔。《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有人认为这是禁止向街道倾倒垃圾的规定，用重刑惩治破坏环境的行为。西周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强调“德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礼记·月令》将人与环境的关系全部纳入礼法范畴，如规定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并“掩胳埋胔”；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毋伐桑柘”等等。秦将这些内容编入法律：春天“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夏天，“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不得毒杀鱼鳖，置阱网等。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综上所述，秦汉以前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卫生的方式，以防止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其次，直接用法律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晋代已有《医疾令》，唐代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医药业的基本法，同时又有具体的规定。如汉代诞生的《神农本草经》，因辗转传抄、增修，经南北朝后，已较混乱。唐高宗时，由宰相领衔，尚药局与太医署共同编纂了《新修本草》，后世又称为《唐本草》，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载药850种，对药品实行国家管制。唐玄宗曾亲撰《广济方》，颁敕要求郡县用大版刻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德宗时以同样的方式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这是以皇帝个人的名义颁行的验方。宋朝仁宗时又组织全国150多个州郡，将各地所产的药物，绘制成图，连同标本送京，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绘制的药物图谱，称为《本草图经》。医学教育除前述设立教学机构外，国家对学制、教材、教学方式、考试方式等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最后，对于突发的瘟疫，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应对办法。如太医署每年都要根据时令预先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必须有充足的备用品，以备不时之需。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之处，五百人以上，太常寺委派医师一名随队出行。这些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对措施都是很快的，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若涉及的区域较大，则朝廷派朝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国家直接派医官到疫区为病人诊治，一般都是免费的，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对于传染病，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在京师者，疫情严重时，可以“废朝”。这些具体的救灾措施，对及时战胜瘟疫起到重要作用。
加强对患病者的治疗和赈济
东汉末年连续的瘟疫，使执政者认识到，仅仅靠预防，不能对已然发生的疫病有所作为，还须进一步加强对患病者的治疗和赈济。曹操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发动赤壁之战，正值战事不利时，发生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疫病直接造成了曹操赤壁之战的失败。故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当再次发生疫病时，颁令说：去年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令对老年人、妇女、儿童进行救济，并适当减免百姓赋税，这是救灾的重要手段。为防止瘟疫的扩散，晋代立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当时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以致在穆帝时，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的状况。
关于医院，早在春秋时，齐国管仲为残疾人和染有疾病的人设立专门的馆舍收养之，称为“疾官”。《管子·入国》：“聋盲喑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南北朝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始为“贫病不能自立者”设立医院性质的医疗机构，称为“馆舍”。北魏世宗时曾颁诏：“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这是国家管理的医院性质的机构。又设病坊收治病人，国家出本钱，以利息给养之，并派专使设专门机构管理之。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因毁佛，将本应由寺院管理的“悲田养病坊”等统一收归国家，政府再拨给寺院一定的土地，继续收治病人，规模较大的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五代时，甚至监狱中都要求设立“病囚院”，病囚的医药费由官给。宋代将此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擅自挪用者要受到刑律的制裁；病囚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导致死亡者，相关官吏也要被追究责任。病囚院的设置，降低了传染病在监狱发生，对防治疾疫有着重要意义。宋代以后，病坊制度继续沿用，并且形式更加多样化。明万历时，京师发生大瘟疫，北京五城，开局散药，“日计千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免费医治万余患者，使瘟疫消除。清朝康熙年间，北京曾流行天花，康熙命在广宁门（即今之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对患者实行隔离。其后又在京城四方各定一村，集中患痘病者隔离治疗，并推广“种痘”预防天花。小说《红楼梦》中有这方面描述。
当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国家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如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如老年人、妇女、儿童往往补贴更多一些。在重大的灾害发生时，国家还要颁布大赦令，对严重犯罪者，减轻刑罚，一般犯罪者则可免罚，这也是让劳动力回到生产领域的措施。同时国家要停止一些重大工程，以减轻民众负担。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饱受各种灾难的历史，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在灾害面前屈服，每次灾害之后，中国人民总能迅速战胜灾害，继续前进。当然也要看到，古代社会尽管有着相当成熟的法律制度，但由于官吏的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好的法律措施未必就能处处得到认真的执行。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2020-02-15 王宏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