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晚，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疟疾是一种常见、危害大、病理复杂的急性传染病，以间歇性发高烧为主要病征，是广泛流行于热带、亚热带甚至温带边缘的一种重要虫媒传染病。疟疾感染者表现为间歇性寒热发作。一般在发作时先有明显的寒战，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寒战持续约10分钟至2小时，接着体温迅速上升，常达40℃或更高。通常是发冷愈显著，体温愈高。这时，患者面赤气促、结膜充血、皮肤灼热而干燥、心悸、口渴，痛苦难忍。有的辗转难安，呻吟不止，有的谵妄、抽搐，甚至休克；有的剧烈头疼，呕吐不断。高热后期，患者的颜面和手心开始出汗，并迅速遍及全身，大汗淋漓。约2—3个小时后，体温逐渐降低，常至35.5℃。患者感觉舒适，但十分困倦，常安然入睡。一般在间歇48小时后又开始重复上述过程。若治疗不及时，可并发脑水肿，呼吸、循环或肾功能衰竭而致死亡。
酷虐的人类杀手
有研究认为，早在人类出现前，疟原虫就在非洲存在了。所以，人类从诞生之初一直被这种疾病困扰。在历史长河中，将疟疾列在蹂躏人类最长时间疾病的榜首可能并不为过。在公元前2、3世
纪，古罗马的喜剧作家提图斯·普劳图斯和普勃留斯·泰伦提乌斯，就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过这种疾病。在中国，“疟疾”有酷虐之病的意思。《释名》：“疟，酷虐也。”《说文解字》：“疟，热寒休作。”由此可见，这种疾病在古人眼中是极其可怕的。中国人对疟疾有着种种形象的描述，如打摆子、发寒热等等。史书上也经常有对疟疾的记载。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孟获、唐天宝中李宓攻打南诏、元朝大德年出征滇南，还有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非洲、亚洲等地的部队发生疟疾大流行，尤其是在东非的英军，感染疟疾丧生者达10万以上，当时疟疾的控制足以左右殖民地战争的胜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出兵缅甸边境，在英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
据湖北襄樊的一些老年人回忆，1935年水灾后当地疟疾爆发，数以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由于水源被污染，蚊虫大量滋生，城里、乡下几乎没有不打摆子的。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卖得比黄金还贵，多数病人不是求神拜佛，就是“姜汤、棉被、晒太阳”，每天倒毙街头的难民数不胜数，惨状触目惊心。古印度人则将这种传染性和致死率极高的病称作“疾病之王”。近代以来，疟疾肆虐蔓延之势丝毫未减，至19世纪末，在印度的医院，竟然有1/3的病人都是疟疾患者。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报道称，疟疾使琉球群岛的居民迅速死亡，有一个村子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个孩子能逃过此病活下来，而全村唯一幸存的一个老妇人，也是一个疟疾病人。
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有过半数的人口受到疟疾的威胁。疟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1.5亿，死于疟疾者逾200万人。所以，疟疾仍然是当今人类的最大杀手之一，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非洲更是主要的致命疾病之一。现在，全球90%的疟疾致死人口来自非洲。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非洲所有儿童死亡案例中，有1/5是由疟疾造成的。据估计，非洲儿童每年平均罹患疟疾1.6至5.4次。在非洲，最严重时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疟疾每年给非洲各国造成约120多亿美元的损失，疟疾也是致非洲经济一直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古罗马被摧毁的原因之一
疟疾这种可怕的疾病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说它曾经改变了历史亦不为过。证据显示，摧毁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疟疾是罪魁之一。
英美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中发掘出来的小童骸骨中发现了曾遭疟疾感染的基因证据。据法新社2001年的一则报道，这次发掘的古墓是位于意大利罗马以北112公里处的鲁那诺镇附近的一座婴儿坟墓，年代约为公元450年。研究的结果是，这名3岁幼儿是因为感染疟原虫丧命的。报道说，过去曾有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名为“罗马热”的疟疾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估计它是导致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突然衰亡的原因之一。
一千年之后，疟疾仍在罗马肆虐。据统计，从1492年到1590年将近100年间，先后有5位教皇死于疟疾。乌尔班七世1590年9月15日当选教皇，结果12天后即死于疟疾，还未登位。每一位教皇死后，就得在罗马选新教皇，各地赶来的红衣主教们总会有好多位死于疟疾。曾几何时，到罗马选教皇对于红衣主教大人们来说可能就是绝命之旅，临行前要安排好后事，还有人干脆拒绝去罗马。14世纪时曾发生了罗马教廷避居意法边境的“阿维农之囚”事件。现有研究表明，其中虽有亲法教皇想就近得到法国支持的原因，但担心染上罗马热症、避开疟疾流行区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原因。
都铎王朝国王亨利八世以喜欢杀人而闻名，有人研究他之所以如此嗜杀，与其染上了反复发作的慢性疟疾有关。现代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判定不少名人曾遭疟疾戕害，其中有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攻占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蛮族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英国近代的革命领袖克伦威尔、汉代抗击匈奴的霍去病等。或许饱尝疟疾之苦，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借助疟疾将恐惧描绘得活灵活现：犹如患三日疟的人临近寒战发作时/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我听到他对我说的话时就变得这样/但是羞耻心向我发出他的威胁/这羞耻心使仆人在英明的主人面前变得勇敢。
欧洲人从15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就迅速对美洲进行殖民，但是对近在咫尺的非洲，欧洲人的殖民则要晚得多，一直到19世纪才大范围展开。而与美洲大陆已经是欧裔人口为主的状况不同，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就算曾经当过欧洲殖民地，欧裔人口也相当有限，只在南方的南非、纳米比亚等地才稍成气候。
为什么欧洲人不先到非洲呢？疟疾作怪是一个重要原因。非洲大陆是疟疾的发源地。直到1870年，欧洲人才控制了非洲大陆的10%，而且殖民地局限于沿海地区，至于非洲内陆地区，则靠着疟疾的保护尚未被欧洲人染指。欧洲人等到发现美洲以后，在当地发现了一种靠谱的抗疟药——金鸡纳树的树皮。之后又从这种植物里面提取出奎宁，有了这种药物，欧洲人才打开了非洲内陆的大门，从而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几乎整个非洲。
古人的认知：疟鬼入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束手无策，古人起初习惯于将一切找不到源头的疑难杂症归咎于鬼神，对于疟疾也不例外，他们往往认为这种病是由疟鬼入侵人体而引起，而且中外皆有这样的说法。苏美尔人认为疟疾是由瘟疫之神涅伽尔（Nergal）带来的。在意大利，长期盛行着对“热病女神”礼拜的习俗。在中国，西汉王充的《论衡》里就引文献有云：“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颛顼之子化为疟鬼行疟，成为时人的一种认知。疟鬼出现，则病；疟鬼被驱，病则愈。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中，这样的记载有很多。清袁枚《新齐谐》卷七中有则故事，张某病疟，陈某与其同住关帝庙中，因午倦而对卧床上，陈某见户外一小儿，探头来视张，张某疟疾发作；小儿离去，疟疾亦止。又一日寝，惊闻张狂叫，陈见小儿立于张前，手舞足蹈甚为得意，陈知其为疟鬼逐之，追至中庭不见，张某疟疾痊愈。
古罗马人则认为，沼泽湿地中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通过口鼻呼吸进入人体，引发疟疾。意大利语中的“污浊空气”（mal’aria），就成了疟疾的学名Malaria。当然，中国古人凭借经验，慢慢也认识到了疟疾与湿热气候之间的关系。隋代医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指出疟疾“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根据于赓哲教授研究，唐人对疟疾极为恐惧，这甚至影响到其“居高避湿”的建筑理念。根据研究推算，隋唐时期北方气候湿润，长安城中的低洼地带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疟疾也经常流行。比如，皇宫最初位于城内两个土坡之间，后来，武则天主持扩建大明宫，其基础要比原来高很多。
古人尝试了诸多途径治疗疟疾，但成效寥寥。罗马名医盖伦根据“四体液说”提出，疟疾是体液不平衡所导致的，采用放血和催泻疗法即可治愈。然而，疟疾本身就会导致贫血，简单粗暴的放血只能让病人死得更快。传统中医则认为祛邪截疟是治疗疟疾的基本原则。在诊断为疟疾后，即可截疟。相传起源于神农氏，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最早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而此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则是受到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
世界各地医生的努力仍然没有减少疟疾的肆虐。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当地气候潮湿炎热，疟疾就时常发作。疟疾不仅种类繁多，且痊愈后病人身体并不产生抗体可以免疫，重复感染疟疾让人们一步步走向死亡。
从金鸡纳到青蒿素
新航路开辟后，疟疾很快随冒险家传入新大陆。医学史家们普遍认为，此前美洲大陆并没有疟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疾病在美洲大陆却找到了它的克星。1533年，当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军队征服美洲大陆时，一个受疟疾折磨的士兵为了消除极度的口渴，索性喝下了浸泡着一棵大树的池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他不但没有被毒死，反而奇迹般的康复了。生长于南美安第斯山区的金鸡纳树树皮治疗疟疾的功效便被发现了。用生长在南美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磨成的粉也称“耶稣会粉”，成为当时最有效的抗疟药物。1693年5月康熙帝患疟疾，久治不愈。传教士献上金鸡纳药很快治好康熙的病。治疟特效药金鸡纳从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1820年，法国科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卡芳杜成功分离出抗疟有效成分——奎宁。后来德国科学家又研发出副作用更小，成本更为低廉的抗疟新药——氯喹。
在人类不懈的探索下，19世纪末人们终于发现了疟疾致病的真正原因。1888年，法国军医拉佛朗在非洲疟疾患者血液的红细胞中发现疟原虫。1897年，英国生物学家罗斯在印度发现按蚊体内疟原虫的合子，并阐明了人体内与蚊体内疟原虫的发育史以及疟疾的传播方式，罗斯因此获得190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61年—1973年的越南战争中双方因疟疾减员严重。据越北军区卫生代表阮国璋介绍，当时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疟疾发病率高达100%。更为严重的是，人类以往的抗疟药对此居然统统无效，原来疟原虫对原有抗疟药已经产生了耐药性，实际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耐药性疟原虫，在越战期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越战双方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新药的研究，美国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能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命令下，一个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研究防治疟疾新药，代号“523”。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了青蒿素在治疟方面的功效，从而改写了人类治疗疟疾的历史。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21期 黄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