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做过如此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与林徽因过从甚密，其评价应该可靠。但我研究李庄数年，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琐事。近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的两封信，从那些尚未面世的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相夫教子、与人和睦的林徽因。
一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为一时之伉俪翘楚。
那时他们居住的北平总布胡同，几乎每周六他们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常穿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子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沙龙”。
沙龙的主办者是金岳霖，他是林徽因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林徽因、梁思成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
沙龙的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常有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
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刚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后来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林徽因对冰心的讥讽做出了刻薄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我辈当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没有关系。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企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二
欢娱如朝露。1937年7月7日，近在咫尺的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骤然改变了林徽因和那群“星期六朋友”的命运。
这一年秋天，北平各界名流学者纷纷逃难南下。梁思成、林徽因也携家带口与金岳霖等结伴离开北平，首途长沙。离乱中“星期六朋友”重聚，话题多是对往昔的回忆。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
短暂的欢乐是漫长暗夜的前奏，顷刻间灾难又至。林徽因在那封信中继续写到：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猝不及防的轰炸，使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等朋友仓皇星散，继续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都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颤，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了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6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林随挂靠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一同迁往北郊的龙泉镇。梁林一家借住在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梁林夫妇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盖了一生中惟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7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户窗户的4扇之大。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盖这座房子花费了他们认为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到，“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100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3块4——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乔迁新居的梁家又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田野风清，林徽因又萌发了诗意，写下了《除夕看花》等诗篇。
1940年秋天，日军发动攻势，先头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逼西南和陪都重庆，也加剧了对昆明的轰炸。10月13日，日机的狂轰滥炸把西南“联大”的文化巷住宅夷为平地。惊恐的人们又在筹划着撤离，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栖居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等单位酝酿迁往四川，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
1940年11月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搬迁。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的眷属坐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30多人，年龄从70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不等。大家坐在敞篷卡车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路不平，五脏六腑都差点吐出来，车颠簸，大家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泸州的长江边。
三
逃难到南溪县的李庄，营造学社搬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36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就没能逃脱疾病之厄。她入川后不到一个月，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40度不退。
躺在床上，林徽因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发病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了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林徽因一天天挣扎着，一点一点地退了烧。她十分虚弱，下不了床，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歌，她试图用目光捕捉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
1941年秋天，金岳霖从昆明千里迢迢到李庄休假，除了与梁家重逢，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人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哪还有什么稿子。——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战时岁月的悲苦，患难中的友情，苦中作乐的调侃，让梁家有说不出的欢乐。
1942年10月，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燕京大学辗转到了李庄。梁思庄是梁思成的大妹。李庄之行，她代表全家来探望梁思成和梁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漂亮的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兄弟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考古学家梁思永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安阳工地上就得了肋膜炎。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朱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交通部部长，现任中央委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傅试图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以傅斯年的影响及他和朱家骅的交情，此事当不难解决，但事情并不顺利。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梁思永君之医药费经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4000元，并以前之6000元共一万元，敬请惠予考量。”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的只是杯水车薪。
傅斯年的仗义行侠，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复信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困厄中的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友谊。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走来走去，忙得不亦乐乎。
也许是为了让异国的朋友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给费正清的信中乐观地写到，现在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副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我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善解人意，心存感激，林徽因的性格在悄然变异。
四
1944年，林徽因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噩耗传来，病床上的林徽因流着泪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梁思成就此给费正清写了一封信，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
对于被病魔与丧亲之痛双重折磨的林徽因来说，身边的一对小儿女再冰、从诫，是病床上的她最大的安慰。她在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到：“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可见她心中的欣慰之情。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费慰梅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坐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到宜宾，乘小汽船下行来到李庄。她见到了躺在床上的老朋友林徽因，相互诉说离别多年各自生活中发生的事。眼前的李庄令费慰梅触目惊心：
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惟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
费慰梅到李庄正好赶上1945年的中秋节。近日，我从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的林徽因的两封信中，看到她那鲜为人知的一面，看到了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她那两封信全是家常口吻从容道来：
济之先生、李太太：
昨晚你们走后忽然想起(1945年9月)廿日是中秋节，晚上你们有老人也许要家宴，有外客实在不便。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外客且为她已备几菜晚饭，加入一人倒无所谓。有了费太太，熟人在一起，为此外人计，他也可以不拘束一点。所以想当晚就请那位捷因先生过来同我们过节。晚上再派人用火把把他送回，在那一段吃饭时间内，也给你们以喘气机会。
珠罗小帐已补好，洗好(老妈病了，自己动手)今晚即可送来。如何请决定，一切我们都可以配合起来，省得大家有何过分不便及困难。
匆匆
徽因敬上
为件中秋节吃饭的小事，林徽因不吝笔墨，再送去一信。信中写着：
李太太：
请您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一下老太爷是不是希望中秋节有个家宴，多个外人与你们不便？
我们这边的确无问题。老妈虽病，做菜请客事素来可以找学社工友与老妈无关。(如果客人在此住，则早饭方面因我不能跑厨房，自己房间又得先收拾出客人才有坐处，则必狼狈不堪，招架不来，我说实话。)现在客人住你们那里，我希望能够把他请来吃晚饭，让你们家人吃团圆饭，方便清静许多。真希望你们不要客气同我直说，我们可以分配对付这毛子，不要害得你们中秋节弄得不合适。
我这边人极少且已有费太太，费又同捷因很熟，故在一起过节连老太太、莫宗江等才八个人，可以完全合适毫无不便之处。
至于找思成及费太太过去吃晚饭事，如果不是中秋我想我一定替他们答应下来。因为是中秋，而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
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赏月，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济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
请千万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因为我们这边菜饭是一样准备了。帐子如果真的有，我就不送过来，但请千万不要客气，昨天我只补了几个洞，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
对不起，我信送得太晚，济之先生已上山，两下不接头，但一切等济之先生决定，反正不影响任何事情。
徽因敬复即
捷因是英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是随同费慰梅专门来李庄考察中博院的，下榻李庄张家祠堂。自然，饮食起居都是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及夫人亲自过问。考古学家李济三代同堂，老父亲曾为朝廷命官，是个重传统礼节的旧式文人。中秋阖家团圆，兀自多出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老人家内心的别扭可想而知。于是林徽因主动提出把捷因接到自己家里，又找出许多理由让李济夫妇心里释然。梁家住在上坝的月亮田，距离张家祠堂的中博院有二里多地。她两次叫人送信都只是好心地为着妥善安排捷因吃饭的这件小事。
1945年底，林徽因被好友费慰梅接到重庆。从乡下田坎的泥泞，从低矮农舍的粗陋，从桐油灯放大的恐怖中，林徽因又一次来到城市。尽管战后的重庆破破烂烂，但她对外界的一切依然陌生惊异。费慰梅写道：
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费慰梅为林徽因的变化大为感慨：
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此刻林徽因眼中的世界，是以李庄上坝的农家小屋作为参照物的。从北平总布胡同到长沙，从昆明到四川李庄，那久违的繁华已离她远去。战前北平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像一团快乐的旋风，总裹挟着一伙知识贵族，沙龙女主角总散发着天使般迷人的光影；战争迫使林徽因一家流寓西南，“太太的客厅”被置换了最偏僻、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林徽因也经历了繁华消歇的人生变异。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难移的本性并非不移。山河异色，流离失所，环境影响心境；长期的心境郁积也会改变性情。“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她的性格也变得如暖玉生烟，水深川静。
（原标题：林徽因的人生变异）
来源：《文史春秋》2009年第07期 岱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