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钱钟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名例举的九位中国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大师之一。他中外文史哲学养渊博精深，一向以学究于人天，变通古今，博闻强记扬名中外学界。他的广博学识、超常记忆力，是自少年到老年，在中外众多图书馆中博览群书、刻苦研读，付出无尽辛勤的汗水所得。
中小学时代利用图书馆大量阅读
1921年，11岁的钱钟书考取了由著名的东林书院改名的东林小学。在学校图书馆中，他觅寻到了曾经风靡中国的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他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林译小说的阅读不仅增添了钱钟书有关西方社会和风土人情的知识，也强烈地激发起他更多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好奇心和努力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动力，并为以后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进而出国留学，成为博通中西古今的大学者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1924年，钱钟书考入苏州桃坞中学，1927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又考入无锡辅仁中学。两校聘任了很多外籍教师，国内教师也多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英语课一律由外籍教师授课，其他课程虽为国内教师担任也多用英语讲课。桃坞中学和辅仁中学的校图书馆藏书丰富，每年还不断会有大量中外书籍入藏，特别是两校图书馆中藏有很多珍贵的英文原版书籍，这为钱钟书实现东林小学时期萌生的“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探险小说”的愿望，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在两校期间，钱钟书保持、延续了东林小学时养成的大量阅读的良好习惯，发奋用功。一方面，在父亲严格督教下读了很多中国古书；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又借助学校图书馆收藏有英文原版书的难得机遇，他看了大量的原版英语图书，这使他的中、英文特别是英文水平进步很快。在辅仁中学全校举行的国文、英文比赛中，时为高中二年级的钱钟书夺得了国文和英文的两个全校第一。
大学和留学期间在图书馆发奋苦读
1929年，钱钟书因为出众的国文和英文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当时清华大学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期，图书馆书库在当时就已经实行方便读者查找图书的开架借阅制，学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到书库里自由浏览，寻觅自己中意的图书。这样不仅可以由一本旁及几本甚至一类书，又可免除馆员按借者填写的索书单代找、代取，以及借者往往不甚合意而频繁借还的劳烦。面对如此集藏丰富又便利读者的大学图书馆，钱钟书像一位探险者，一头扎进去，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
对此，钱钟书的同学回忆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著书籍。”“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美哲爱迪生所谓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之血汗及百分之一之灵感合成之语，证之钱兄而益信其不谬。”“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钱钟书在清华四年所学，一生受用不尽，他日后著述，无不旁征博引。1935年，钱钟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牛津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钱钟书虽然对异国他乡的风景名胜充满了好奇和探险的欲望，但是，为了珍惜难得的留学机会、无比宝贵的时间和如此丰富的藏书，他除听课以外，余下的时间都花费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尽情饱览，图书馆成了他在牛津的第二个家。
两年英国牛津大学B.Litt.文学学士学位紧张、繁忙的攻读，一年法国巴黎大学注册选课和勤奋、恣意的读书，钱钟书历经两所历史悠久、传统深厚、风格迥异的欧洲名校的严格训练和学术陶冶，学术上已经完全成熟。
工作以后深度利用图书馆进行创作
1939年秋，回国后仅在西南联大任教一年的钱钟书，为了照顾在湖南蓝田帮助老友创建国立师范学院的父亲，自探望母亲和妻女的上海跋涉千里，来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在蓝田留居了近两年。
当时的情况，有同事记述如下：“在蓝田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除了教学任务外，只是读书，钻书堆，每天的生活内容极其单调、刻板，然其格调却又极丰富多彩。锺书也是整天埋头苦读，这所新创建的学院，曾接收来部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图书，又用巨款典借自长沙迁运来小镇上的湖南南轩图书馆全部藏书，举凡《四部丛刊》《备要》《四库珍本》《丛书集成》《图书集成》以及明清名家诸集刻本，也还具体尽有。因此，当时可供我们检寻阅读的书刊还是富有的。《谈艺录》也是在这一时期草创的，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
1949年8月，钱钟书接受清华大学的聘约从上海来到北京。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大学调到北京大学，随后又并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辖的文学研究所。虽然钱钟书的工作单位屡经变动，但他利用图书馆勤奋读书、刻苦钻研的精神却始终如一。对此，他的同事和学生有生动的记述：“每次去书库，我们都看到他拿着一个练习本、一支铅笔，在不断地查书、做笔记。你跟他打招呼：‘钱先生！’他就会笑着反问你：‘找什么书啊？’当我告诉他我找什么样书，他就会说：‘噢，你要从这儿往里边走，第三行，第五个架，第三层，你的书在那儿！’——我们的书库好像他的书房一样！”“只要在所内遇见他，他总是提着一装满书籍的旅行袋，借书或还书。图书馆中有许多书，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
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攻读，勤奋抄录，终于孕积出钱钟书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巨作——《管锥编》的撰成。在1979年首版的四册中，征引了中外4000余位作家的上万种作品，其中西方学者作家达千人以上，作品近2000种，并包含7种外语。
从国内的东林小学、桃坞和辅仁两所教会中学、清华大学到国外著名的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幼年、少年到青年、中年直至老年，钱钟书都一贯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增长知识，扩展眼界的重要课堂和汲取中外文化知识的精神家园，把图书馆作为自己研究和著述的基地。由此可见，钱钟书不愧为古今中外深度利用图书馆的典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4-24 刁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