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林酌酒图》明·陈洪绶绢本设色156.2cm×107cm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蕉林酌酒图》，是陈洪绶作于1649年的一幅人物画作品。这幅画的背景是高高的芭蕉林，旁边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假山之前有一长长的石案，石案边一高士右手执杯，高高举起，凝视远方，若有所思。画面右侧的树根茶几上放着双耳铜鼎，正前侧画两个女子，拣菊煮酒。从画面幽冷迷蒙的格调可以看出，当在微茫的月光下。整个画面极富张力，作品带有自画像的性质。
《蕉林酌酒图》创造了一个高古幽眇的境界，画面中出现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在强调事物的不变性。这里有千年万年的湖石，有枯而不朽的根槎，有在易坏中展现不坏之理的芭蕉，有莽莽远古时代传来的酒器，有铜锈斑斑的彝器，还有那万年说不尽的幽淡的菊事……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把酒问月，月光依然。陈洪绶创造的高古境界，将易变的人生放到不变的宇宙中展现它的矛盾，追问生命的价值，寻求关于真实的回答。他晚年的艺术充满了追忆的色彩，所谓“人惭新岁月，树发旧时香”。他有诗《忆旧》云：“枫溪梅雨山楼醉，竹坞茶香佛阁眠。清福都成今日忆，神宗皇帝太平年。”在追忆中，现实的处境漫漶了，时间的秩序模糊了，千古心事，宇宙洪荒，一时间都历历显现于目前。
陈洪绶的画有突出的程式化倾向。像《蕉林酌酒图》出现的诸种物品，也在其他画作中反复出现，通过这些“道具”，陈洪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我们可由分析这些“道具”入手，了解他的创作思想。
一、石头。石头在中国画中一般作为背景来处理，如庭院中的假山和案头上的清供。但陈洪绶的画却不是这样，石头是他的主要道具之一，尤其在其晚年的人物画中，石与人相伴，形象极为触目。家庭陈设，生活用品，多为石头，少有木桌、木榻、木椅等。《蕉林酌酒图》几乎是个石世界，大片的假山，巨大的石案，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中国人常常以石头来表示永恒不变。人的生命短暂而易变，人与石头“千古如对”，如一瞬之对永恒，突出人对生命价值的颖悟。他早年曾画过《寿石图》，以嶙峋叠立的石头寓岁月绵延之意。
二、芭蕉。陈洪绶酷爱画芭蕉。芭蕉是中国南方庭院中常见之物，中国画中多有它的身影。《蕉林酌酒图》中有大片的芭蕉，而且画面中那位滤酒的女子，就坐在一片芭蕉叶上，这是陈洪绶绘画中常见的表述。类似的情景在他晚年的绘画中也有表现。如作于1645年的《品茶图》，正对画面的一位高士也坐在巨大的芭蕉叶上。
“夜雨打芭蕉”是中国诗人、戏剧家喜欢表现的境界，夜雨点点打芭蕉，如细说人生命的脆弱。但中国人又从芭蕉的易坏中看出不坏之理，芭蕉这样脆弱的植物便成了永恒的隐喻物。不是芭蕉不坏，而是心不为之所牵，所谓无念是也。一如金农所说：“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陈洪绶的人物画中，芭蕉并非装饰物，而带有这样的暗示。陈洪绶晚年曾暂居绍兴徐渭的青藤书屋，那里就种有很多芭蕉。芭蕉表达了陈洪绶对生命的咏叹，传达的正是“觉后始知身是客，况闻细雨打芭蕉”之意。
三、斑驳的铜器。《蕉林酌酒图》中有数件青铜器物，斑驳陆离，高古寂历。高士手中所举并非平常的杯子，而是仿古爵杯。树根上的茶壶为铜壶，石案上的盛酒器也是铜器，都是锈迹斑斑，有所谓“烂铜味”。明代中后期以来，艺术上崇尚金石风气，有一种酷爱“烂铜”的嗜好，尤其体现在篆刻艺术上，这也成了陈洪绶绘画的重要面目。他画中出现的很多用具，如茶具、酒具、花瓶，甚至是作为文房器玩的如意、镇纸等小玩意，往往都取铜器。陈洪绶的作品大量地画青铜器物，不是证明器物年代久、来历不凡，也不是说明主人博物好古，而在突出其斑驳陆离的意味，突出其背后的历史感，由此寄寓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类似于以上所举的“道具”，陈洪绶表现的并非它们的审美价值，亦非其作为生活的直接关系物，而是有意消解物品的实用特性，使其成为生命存在的关系物。它们是生命意义的对话者，生命价值的印证者。
他精心处理的这些“道具”，都与时间性超越有关。确如高居翰所说的“运用古今重叠的双重意象”。但这样的重叠，似非强调时间之错位感，而主要目的在于超越时间。陈洪绶画中反复出现的“道具”，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注重“往古”之留存。他将当下的活络和历史的幽深糅为一体，将人带到时间性的背后，从而观其生命意义。倪瓒有一联诗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文人画的永恒之思：“千年石上苍苔碧，落日溪回树影深。”石是永恒之物，人有须臾之生，人面对石头就像一瞬之对永恒。天气晴好，在茂密的蕉林中，对石饮酒，使鲜活的当下与幽深的历史叠合，从而彰显一种超越历史表相的历史感。陈洪绶引入“石”而使人醒者，其妙意正在于此。
《蕉林酌酒图》：千年石上苍苔碧，落日溪回树影深
来源：《老年教育(书画艺术)》2020年第08期 朱良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