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10月，《名利场》连载发表到第10期。萨克雷正忙着誊清校样，突然收到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审读人威廉·史密斯·威廉斯寄来的一部样书。他原想随手翻翻，浮光掠影地过一遍，不料开卷一阅，竟无法释手，顾不得自己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印刷所还在等着他的誊清稿，一口气读下去，读到情深意切处，还潸然泪下，把进房来添煤的仆人吓了一跳，以为主人中了什么邪。这本令萨克雷着魔的书，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简爱》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英国小说。它出版时“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匿名的作者”。文学界好评如潮，乔治·亨利·路易斯盛赞它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乔治·爱略特则“深为《简·爱》陶醉”。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恶意攻击。有人谴责它“不道德”，还有人把它归入“不良书籍”。读一点当时的负面报导，可以了解一点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写作环境和精神压力，也多少能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女子怎样超越了时代，又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局限。
所有恶评中，措辞最严厉、批评最猛烈的，要属1848年底《评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分三节，先评《名利场》，次谈《简爱》，最后总论家庭女教师的状况，署名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第三节是作者受英国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委托所作的一个年度报告，第一次披露了女家庭教师的困境，指出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师所占比例最大。此文对于今天想了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状况的研究者而言，仍然是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里格比算来也是一位才女：出身名门，美貌聪颖，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多门语言，谙熟艺术史，曾翻译多部德文艺术著作，而且擅长绘画，今天泰特艺术馆仍藏有她60件作品。她还是定期为《评论季刊》供稿的首位女撰稿人。1849年，她嫁给后来成为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的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勋爵，遂以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之名闻达于社交界（以下简称伊夫人）。
在伊夫人的笔下，夏洛蒂的小说一无是处：语言粗俗，结构松散，趣味低级，前后矛盾。女主人公呢，“除了自夸如何禀赋聪明，如何富有洞察力，我们从她那里听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而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冒犯我们，从中我们看不到她自夸的品质，只看到完全相反的品格：卖弄学问，愚昧无知，俗不可耐的粗鄙”。小说据说反映出一种可怕的“趣味”。她用“coarse”来描述这种趣味。这个词反复出现，有时用来形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有时指小说的语言和作者的旨趣。
倘若真如伊夫人所言，《简爱》只是一部内容粗俗、语言粗鄙、品味庸劣的小说，那她何必写上洋洋数万言的文章，对它无情挞伐？事实上，她也承认，《简爱》是一部“真正有力量的杰作”。可恰恰在这股力量中，蕴含了一些新兴的，危险的，具有极大威胁的元素。究竟威胁到什么？小说究竟触动了她哪根神经，以至于如此紧张，如此愤怒？伊夫人在文章第三节对家庭教师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何必要对亲尝职场甘苦的简爱不依不饶呢？她说：“工人可以反抗，商人可以联合，不致于使其劳动报酬和福利降到一定水平以下。但是，女教师没有可倚靠的避难所——没有后路。她有身份，可是窘迫，而她的服务如此可贵，不好明码标价，因此，她们命运的乖蹇就要看雇主的仁慈与否了。”不错，伊夫人是同情家庭女教师，然而，让她放下架子，真正以平等心对待，她一百个不情愿。理由很隐晦，“英国人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必然要使雇主同女教师们保持距离。其实，所谓“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正是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她可以同情女教师，也可以帮助其改善境遇，但自己比她高一个等级，这是无可改变、毋庸置疑的事实。《简爱》在这一点上，恰好触犯了以伊夫人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禁忌。
贫寒女子嫁富家少爷，英国小说史上不是没有成例，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塞缪尔·理查逊撰写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小说洋洋洒洒一千多页，讲述贵族家庭的一名女仆如何抗拒东家少爷的威逼利诱，誓死捍卫贞洁，最后使得对方真情感动，突破陈规，与之结为连理的故事。伊夫人认为，帕梅拉同简爱既像又不像。据她说来，两人都是地位低下的女子，都攀了高枝，入了豪门。可是，帕梅拉虽然落了个“不合礼俗”的名声，在理查逊时代仍然“情有可原”，《简爱》的粗鄙和低俗，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可原谅”。
伊夫人这么想，不难揣度其端由。首先，帕梅拉虽无门第与财富，却仍有美貌、教养和温柔。她是老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一副贵族小姐的作派。其次，她不仅恪守门第之别，也完全认同传统的妇德观念，依凭贤淑端庄、洁身自好、温柔可人等品质才得到富家公子的青睐。简爱呢，贫穷、低微、矮小不说，还蔑视权贵，深信自己的价值，反对将财产和地位作为缔结姻缘的基础，宣扬爱情的基石应当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上。正因为相信有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在简爱的心目里，罗切斯特和她成了同一类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类的，——我肯定他是，——我觉得自己跟他相似，——我明白他面容和举止中的含义。尽管财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头脑和心灵、血液和神经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
夏洛蒂无疑刻画了一个崭新的，英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威胁到了温良谦卑的妇女操守和严格的等级秩序。从她身上体现的现代自我意识，让等级观念森严、性别观念保守的伊夫人深感不安。她甚至认为，简爱比《名利场》里的丽贝卡还危险。丽贝卡聪明伶俐，才貌出众，虽然利欲熏心，有点不知廉耻，却“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像她这样，如此充分地满足了我们关于女性邪恶的想象，而又丝毫不冒犯我们的情感和礼俗。”简爱呢？伊夫人不得不承认：“不错，简爱没有做错什么，还显示出强大的道德力量”，但她傲慢，无可容忍地傲慢：
她身上体现出堕落品质最深重的罪孽——这就是傲慢。她自高自大，因此也就不懂得感恩。上帝让她成为孤儿，举目无友，身无分文——但是她毕竟得到了维持生存的衣食，得到了朋友和伙伴，在无助的少女期得到了指导和教诲，所有这些恩典，她不感激任何人，甚至一点儿不感激上帝。……相反，她以为这一切不仅是她应得的权利，而且远远不够。她的思想里没有谦卑（humility）的教义，她的心灵也拒绝接受这一教义。她能攀上幸福的高峰，完全是凭仗她自己的才智、美德和勇气。
伊夫人所谓的“傲慢”，究其实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身上极为罕见的自我肯定意识。这种自我肯定，既是浪漫主义的余音缭绕，也是在经济迅猛发展，商业极速繁荣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不断得到拓展的一种表现。英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在商业领域愈演愈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衍变为冷漠无情的放任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另一方面则是对女子的约束日益严苛，温顺、服从、谦卑等妇德反复加以灌输。谦卑（humility）同谦虚（modesty）不是一回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一辩》里曾着意区分了这两个词：“modest是指一种清醒的理智，它教导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超过恰如其分的程度，但应该与humility区别开，因为humility是自卑自贱。”然而，能够区分谦卑与谦虚，毕竟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经书有言：“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与生命”（箴言22：4）。由于女性自古地位低微，辅以宗教的催化作用，“谦卑”历来被视为女子应有的美德。自18世纪以降，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与工作）逐渐分离，男子进一步稳固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主宰地位，女子则退守家庭的私人空间。到勃朗特姊妹写作的年代，公 / 私分离更趋明显，性别区分更形强化，要求女子无条件顺从、无私奉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标榜的女子德行中，“谦卑”和“自我否定”乃最重要的品质。与夏洛蒂和伊夫人同时代的艾利斯夫人（Mrs. Ellis），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了一个系列，讨论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的社会地位、品格以及责任。其中，《英格兰的女儿们》宣扬自我牺牲，称“最严格的自我否定”，会得到“仁慈天父的祝福与荣光”。她甚至这样称赏那些勇于克制和牺牲的女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她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感受，而非行动。她们最崇高的职责是忍受，默默地忍受；最大的享受都是跟别人相关的；至于自我，她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假如不参与别人的生活，她们的生命体验将是一片空白。”
其实，伊夫人也好，艾利斯夫人也罢，并非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伊夫人的报告发布后引起巨大反响，使家庭教师一度成为街头巷尾、报纸新闻、小说虚构的热门话题，要求社会关注其生存，改良其处境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英格兰的女儿们》倡导开发女性的智力，强调实施教育的重要，对于女性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有合情合理的论述。一方面，她们关注女性的进步，希望妇女的状况有所改观；另一方面，谦卑的妇德和等级观念这两副枷锁无影无形，却又深入骨髓。只有明于此，我们才能了解《简爱》的进步意义，明白夏洛蒂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也才能理解观念的更新如何艰难，这个过程如何复杂。
“粗俗”并非一家之言。美国费城的《格雷厄姆杂志》称《简爱》“贯穿着男子的力量、宽广和狡黠，含有男性的坚硬、粗俗和自如的表达。俚语并不少见。”1848年10月发表于《北美评论》的评论对作者的性别亦感困惑，最后推断《简爱》乃一家人的集体之作：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它的魅力所在，是描绘人物、行为、景色时所体现的清楚、明晰和果断的文风。这一点不断暗示的，是男子特有的思维。头几章里，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样一个印象：我们正在阅读一位非凡卓越的才女的自传；可是，当令人钦佩的罗切斯特先生一出场，他的不敬、粗野，因厌世而放荡的俚语，像一颗鱼雷，震撼了我们的神经……小说含有如此多的激情场面，表达得如此热烈、果断、凝练，具有如此坚定的男子气概，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这篇小说里，同样有创作《呼啸山庄》的那个头脑。
显然，这两篇评论相比伊夫人的文章，少了稍许火药味，多了一些赞词。然而，这赞赏听来，夹杂着苦涩的滋味。不错，小说有吸引力，但它的种种优点——无论是“力量、宽广和狡黠”，还是“清楚、明晰和果断”，甚至于“自如的表达”——都是男子特有的。透过这些话，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性别偏见。“粗俗”也是男子的专利，女子，尤其是淑女（lady），万万不可染指。粗话和俚语，激情场面，人物的粗野和放荡。要之：一切不合女德、有伤风化的内容，都该尽力避免。这些都是禁忌，是意识形态里的潜规则。在这一点上，两篇评论的立场与伊夫人完全一致。所以，伊夫人振振有词，指责《简爱》的作者：她竟然敢让简爱听了罗切斯特早年的放荡行径后还神色镇静，脸都不红一下！她竟然会让英格拉姆小姐“穿着一件天蓝色绉纱晨衣，头发上扎一条淡青色纱巾”跟罗切斯特先生打台球！伯莎纵火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让简爱披上“罩衫”（frock）就去救火！稍懂礼节的人都知道，一个女士完全有适合这些场合的衣服！伊夫人抓住这些小辫子，继续穷追猛打。她称简爱“思想绝顶庸俗——这样一个人，我们不屑于结识，不想和她交往，不愿与她沾亲带故，我们还要格外小心，避免请她做家庭教师”。
这几乎是人身攻击！如此简单的批评手法，今天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手段的简单，恰恰反衬出规矩的繁琐来。《简爱》、《呼啸山庄》和《安格妮斯·格雷》发表时均使用笔名，勃朗特姐妹希望把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隐藏起来。个中缘由，夏洛蒂曾这样披露：“因为我们有个模糊的印象：人们会怀着偏见来看待女作家；我们注意到，评论家们有时以人身攻击为武器来指责她们，以虚假的奉承来褒奖她们。”
这番话不仅体现勃朗特姐妹的顾忌和担忧，也照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写作处境的艰难。应该写什么，怎样写，社会有期待和限制，稍微不合规范，就会遭来指责和批评。伊莱娜·肖沃特在她那本富含洞见的研究论著《她们自己的文学》里指出，社会舆论对于女性作家要求苛刻，任何不合常规的语言，都会被冠以“粗俗”之名：“它可以指《简爱》里的粗话，《呼啸山庄》的方言，罗达·布劳顿的女主人公的俚语，《罗拉·莉》的口语，或者更宽泛一点，指一部作品的道德旨趣，比如某位颇有警惕心的批评家从《亚当·比德》里捕捉到的‘危险的情色内容’”。
可见，“粗俗”原本是伪道德家们善用的武器，不必太把它当真的。然而，身处其境的女性作家们，要做到超然洒脱，并不容易。据盖斯凯尔夫人讲，夏洛蒂访问伦敦时，有一位女作家同她打趣：“勃朗特小姐，你知道吗，你和我都写了不规矩的小说。”女作家用的是“naughty”这个词，形容人的行为时，有“不合规矩，不道德”的意思，甚至令人联想到“淫秽”和“邪恶”。若按当时的女性行为准则论，简爱确实是“逾矩”了。可是，夏洛蒂听了这句话后，却深感不安。盖斯凯尔在传记里这样写道：“她老是想着这句话；而且，好像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心头似的，她找机会问了史密斯太太，《简爱》中是否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她不是自幼失去母亲的话，她会这样问她的母亲。”
言下之意，自幼丧母的夏洛蒂，没有机会被教导如何做一名淑女。她的“逾矩”，是无意识使然，因为她根本不懂得这些规矩。换言之，夏洛蒂原非主动反叛习俗的急先锋，只不过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下，她的诗人天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滋养出那个时代在女性身上十分扎眼的自我意识。这也正是她屡受非议的缘由。我们尽可以庆幸：假如夏洛蒂不是有这样特殊的童年，假如她头脑里过早灌输了条条框框，她哪能有如此丰沛的撞击心灵的想象力？后人哪能读到像《简爱》和《维莱特》这般激荡人心的作品？个人之苦竟成众人之福，失恃之痛又成诗人之幸，命运的安排，总鬼使神差，出人意料。盖斯凯尔也是母亲早逝，一岁便由姨母收养。只不过她的娘家是有名的赫兰家族，与英国中部的维支吾兹、达尔文、透纳等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相互通婚，所以她教育环境比夏洛蒂优越，也更多地接受了淑女的那一套规范。
事实上，盖斯凯尔在写《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时，想努力根除的，正是那样一种屡屡为批评家诟病的“粗俗”形象。因此，她不惜笔墨刻画夏洛蒂对家庭责任的重视，详细罗列勃朗特姐妹们每天必须承担的家务，着意描述她如何悉心照料病父，如何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鼓足勇气从事令她厌恶的家庭教师的工作。除了这些细节，盖斯凯尔还大量援引夏洛蒂的书信，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读者呈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淑女”？风度优雅、仪态端庄，只关乎外表，相形之下，内在品质更为重要。盖斯凯尔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反击手法果然奏效。传记于夏洛蒂辞世后两年出版，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继《简爱》之后再度掀起文坛风暴。此书不仅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传记之一，而且彻底改变了夏洛蒂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使评论界纷纷转变口风。可叹的是，夏洛蒂的扛鼎之作《维莱特》（1853）发表甫始，即招来各种非议，《都柏林评论》称其作者“难以亲近，令人不悦”，《基督教醒世报》指责她“是一个远离社会并根本不依从社会法则行事的人”，而四年后发表的《教师》结构简单、情结偏弱，却因出版于《夏洛蒂传》之后，竟引来一片赞扬声。其间的反差，实堪寻味。夏洛蒂若泉下有知，在感谢盖斯凯尔替她提升形象的同时，对于众人先无情打击，后人云亦云的跟风作法，怕也只能摇头苦笑。
奥丽芬特太太（Mrs. Oliphant）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女性小说家》一书中，提醒下一代女性，不要忘记夏洛蒂“追求的，不是解脱，而是更多的责任”。照顾家人和管理家庭，是那个时代的女子必须承担的首要责任，也是唯一的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更成为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家庭格局。所以，历史学家彼特·盖伊讲，这个时期的女子，“她们的专属领域是家，那是她们唯一可以实现太太和母亲天职的地方。即便有些权威也承认女性拥有某些天赋，但这些天赋完全局限在感情的领域：审美的感性、母性智慧和优雅的社交天分”（见《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连前面提到的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替女性拓宽视野，开阔胸怀，健全理性寻找理由时，反复陈述的，也是这种种品质对于管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必要性。如此便不奇怪，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洗脱“粗俗”的恶名，也要刻意突出她顾家的这一面来。
《简爱》多处表现了简爱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和管理家庭的才干。当她意外收获两万镑的遗产，圣约翰问她“现在究竟有什么生活目标，什么意图和雄心”，她回答说，“第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清扫荒原庄”，要让家具闪闪发光，屋子收拾得妥妥当当，炉火生得旺旺的，还要烹调出各式各样、丰富美味的食品来。她拼命地干活，“欢欢喜喜地在闹得天翻地覆的屋子里忙个不停，”在“这一片混乱中建立起秩序”，最后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个家在自己手上变成干净整洁、温暖舒适的典范，跟屋外荒凉寂寞的冬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一边分享着简爱的快乐，一边替她感到些许的惋惜。毕竟在这里，女子重建秩序的努力仍然只局限于家庭。简爱为获得独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不论是当家庭教师，还是教乡村女孩，她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最终的幸福和归宿还在家庭。尽管简爱追求的绝不只是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是精神、思想和灵魂上的平等，可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争取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女性获得真正平等的必然途径。小说依然沿袭老套路，用从天而降的遗产来帮助女主人公摆脱困境，与她心爱的人喜结良缘。这样一个安排，既是作者视野的局限使然，又是女性作家与社会习俗之间既抵制又依赖的复杂局面的反映。
照顾家庭理应是人之为人所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否仅仅女子的责任？是否女子唯一的责任？夏洛蒂和盖斯凯尔在历史的语境下，不能公开提出这类问题来。但她们已经想到，而且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她们意识到，女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既有家庭的，又有社会的，比男作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简爱》的成功，使夏洛蒂于家庭责任之外，又添一份社会责任——原来她只要做一名女人，现在既要做女人，又要当作家。这两个角色并不矛盾，可要调和得完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盖斯凯尔指出，如果是男作家，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
当一个男人成为作家的时候，对他来说，也许只是职业的变化而已。他用了一部分以前用于其他研究和工作的时间；他放弃以前想为别人效劳的法律和医务方面的职业，或者放弃一部分他一直赖以谋生的行当和事务；另一个商人、律师、或者医生填了他的空缺，也许干得和他一样好。可是，除了上帝专门指派的人以外，再没有别人像被指派的人那样，能够很好地履行女儿、妻子或者母亲那种默默无闻、很有规律的职责了。
盖斯凯尔在写这段话时，未免没有想到自己。她是牧师的妻子，四个女儿的母亲，既要持家教子，又要襄助丈夫管理教区，忙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据说她常常敞着门写作，方便一边写，一边管家。说她是“一心二用”，并不夸张。然而，正是这些一心二用的女作家们，以超拔的勤奋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在男权意识依然深固的当下社会，需要事业家庭兼顾的女性不在少数。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在具体的形式上变得与男人平等。”波伏娃说这番话，是上个世纪的中叶。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职业女性面临的这一困境依然存在。对于她们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既是力量的源泉，亦是反思的坐标。
来源：《书城》2012年11期 周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