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梅派诗选《钟摆下的歌吟》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翻译诗集。通读全书，感到作品选得好、诗译得好、序言和附录文章写得好，编排校对和装祯设计好，集四好于一身，堪称精品，真希望自己也能出版一本这样精美的译诗集。
据我所知，我国出版过《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俄国现代主义诗选》《俄罗斯象征派诗选》，阿克梅派诗选单独结集出版尚属首次。
“阿克梅”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巅峰”、“高峰”，因此“阿克梅派”又有“巅峰派”或“高峰派”之称。它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一个人数很少的诗歌流派，却出现了三个有影响的大诗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本书最初的书名叫《阿克梅派三重奏》）。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说，列举有资格站在获奖讲坛上却被这一荣誉忽略的五位诗人，依次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玛托娃、魏斯坦·奥登。布罗茨基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却小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
诗歌翻译家杨开显先生关注“阿克梅派”由来已久。他的著作《真实的世界文豪》（新华出版社，2007）当中，就包括几篇描写俄罗斯诗人悲惨命运的文章：《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人生和爱情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前后的险风恶浪》，《曼德尔施塔姆：因讽刺斯大林而获罪瘐死狱中》，《茨维塔耶娃：告别诗神走向死神》。其中的两篇文章经过修改充实，作为附录收入到这本诗集当中。诗歌作品与诗人的坎坷经历两相对照，特别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作的内涵。
从2007年再往前回溯十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杨先生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正是在这本诗集的“译后记”当中，杨先生形容自己译诗是“戴着脚镣手铐跳现代舞”。他说自己主张以格律诗译格律诗，以汉语诗的“顿”对应原作的“音步”。因为帕氏原作是严谨的格律诗，所以翻译成汉语的诗篇大都字数整齐。原作多押交叉韵ABAB，译作则偶行押韵，即ABCB，目的是让读者尽量领略原诗的风貌。如果诗意和格律难以两双其美，则取诗意而舍格律。我很赞赏和认同他的译诗方法与原则。
在《钟摆下的歌吟》这本新的译作当中，杨先生的翻译风格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更加娴熟，语言凝练清新，非常接近阿克梅派的艺术主张。原来以诗人古米廖夫为首的阿克梅派，力图革新美学，摆脱象征派的影响，以新锐向上的姿态，否定象征主义诗人所推崇的象征、暗示、隐喻以及神秘主义倾向，他们主张“返回”社会现实，追求诗歌语言的清晰、明快、雕塑性与具象性，注重生活细节，借鉴戏剧化的手法，拓展艺术视域，增强艺术审美的感染力。
由于杨先生对阿克梅派的艺术追求有深刻的把握与理解，加之他本人多年写诗，对新诗的格律研究有素，所以他的译笔质朴、流畅，格外注重节奏、音韵和音乐性，因而与原文对照阅读，能给人带来双重的美感。比如阿赫玛托娃所写的《最后一次约会》开头四行：
我的步履还依然轻捷，/可心儿无望地变凉，/我竟然把左手的手套/戴到了这右手之上。
译文诗句工整，节奏鲜明，与原作相当。通过生活细节和形体动作，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原作精彩，广为传诵；译作同样饱含诗情，彰显了艺术中的“这一个”，必定会赢得读者喜爱。
又如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推崇希腊文化，推崇但丁，他以自己精湛的诗句抒发人道主义情怀：
永垂不朽的不是罗马，/而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帝王们企图把它统治，/牧师们为战争寻找根据，/没有人，房屋和祭坛，/如肮脏垃圾，只遭鄙弃……
诗人看重的是“人”，而不是“房屋和祭坛”，正是基于这种情怀，他才有魄力和胆量写诗嘲讽“克里姆林宫里的山民”，从而因诗获罪，因诗丧命。
目睹血染的诗篇，诗人的不幸遭际，不由得想起了白居易写的《李白坟》：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垠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跟身遭流放、四处漂泊的李白相比，阿克梅派的三个诗人命运更沦落、更悲惨，古米廖夫被枪毙，曼德尔施塔姆死在远东集中营里，两个人尸骨无存，连坟墓都没有，1946年阿赫玛托娃则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受到点名批判，将近十年被剥夺写诗的权利，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仿佛生活在坟墓里边。
真正的诗人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张扬，特立独行，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们想远离政治，偶尔会站在当权者的对立面，因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受到囚禁、流放、甚至被杀害。看他们的诗歌作品，写爱情，写自然，写远行漫游，优雅精美，犹如精致的瓷器；想他们的遭遇，如同瓷器碰撞无情的铁锤，粉碎是必然的结局。而美的破碎，脆弱凄美，充满了悲剧性，但柔弱中隐含着刚强坚韧。诗美的价值，人格的力量，需要时间来证明。阿克梅派三位诗人经历的是人生劫难，得到的是身后的名声。阿赫玛托娃被称为“哀泣的缪斯”，“俄罗斯诗坛的月亮”，能与“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相提并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3-09-11 谷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