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而言愁者独以为绝。若言“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是情愁，“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是报国之愁，那么“落花流水春去也”便定是春江雾起，高楼之上，那望着硝烟峰起，旌旗隐现时亡国之君的愁情了。王气已尽，圭臬易手，望尽江南烟景，水乡氤氲，却终究不是他的天下。独特的生命历程，让李重光之词少了儿时“花明月暗笼轻雾”的儿女情怀，刻上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广阔愁思。“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小楼上南望的李煜，与他至情至性的亡国之音，构成了文学史上卓殊而伟大的一环。
正如王国维之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重光之词的最大特点，便是“兼有质重而适用(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适用者，承花间派之先统而去其贵重；质重者，定是“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时，那满腹愁情与生不逢时的无奈。“雍雍新雁咽寒声，仇恨年年长相似”。亡国后的李煜词，其愁情总是溢于言表，气颇伤促，意不胜辞，绝不似“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的嗔态与儿女之情。固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言之“以其情胜也”，实为妙语。
但若言“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恐在下不能苟同。早在唐代，词虽不作国体，仍举足轻重。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便是极妙的例子。细读不难看出此词中意境早已广阔，似“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还大个几分。但不难发掘，太白之词中仍保留了大量诗语，最明显一点就是情感的简练化与语句的直白化；相反，词大部分是细腻情感的载体，其语句通常情深而言长。东坡就曾有“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的打诨。所以说重光之前的词是“伶工之词”是言过其实了。李煜所突破的，实际上是那些“发之必若隐若现，反复缠绵”的儿女之词，而饱含了“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的广阔愁思。
但实际上，李煜绝妙的诗文，不仅限于后期的亡国之音，而是包含了许多别样的情感。少年的他，也曾有“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的爱情，也曾有“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极尽欢愉，甚至还有“一壶酒，一竿身”的渔夫意趣。他是个好词手，可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夜夜笙歌，给他带来的是一颗昏庸无道的头脑。当金沙鸥起，群狼伺机，他从奢华宫殿回过神来，却早已是烟柳满皇都……山河破碎，日月暗淡，曾经的座上宾，如今阶下囚。他不再会有“一纶玉缕一轻钩”的悠然了。唯其不再拥有，才更感珍贵。独上小楼，往事如流水般执拗，奔流东去不肯回头，曾经的故国，离去的人儿，皆是如此地再难相见。心中愁绪喷涌而出，便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从此他的诗词，少了几分年轻的自在与娇柔，却添上了春水般如斯寂寞，也为后人之词开创了一个先例。
说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便不得不说李煜诗词中一大典型意象：水。作为愁情的代表，水在李煜诗词中大量出现，并常常与“春”相联系。不少人认为其是李煜首创，实则不然。“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早在唐代，春水就作为愁思的代表而被用于诗文中，与李煜同一个年代的冯延巳也有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同样有借水喻愁的环节。李煜的创造，在我看来，则是将春水不断上涨的特点，与其广阔的词风结合了起来。相比于唐代毛文锡的“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堂生”，更增添了一丝剪不断的愁情与绵长的韵味。李煜之后，春水意象就不断扩展开来，成为了“春水茫茫，欲度南陵更断肠”的游子，成为了“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的闺中女子。更是超脱了其本来意象，化作少年苏轼笔下那超然的美景“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由李煜而发源，春水流淌千古，成为了古诗词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据说人总在大部分时间迷茫，在几个瞬间成长。李煜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见过酒醒于晓风残月的落寞，便不再拥有欢乐的本能去在意世间廉价的感情。纵然说他不为帝王也好，为帝王也好，都早已是往事而失去了衡量标准。唯有他的绝代词意，随着春江雨水，在千年间不住流淌，在每一个曾了解过他的人心中穿行，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回忆那“粗布乱头”的国色。
来源：《唐山文学》2018年10期 马子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