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秋天，从未走出哥尼斯贝格这个普鲁士边远城市的康德，回答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康德的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在康德众多晦涩而冗长的著作中，这是相对易读且简短的）时，反观现实社会，发现思考启蒙的问题仍是多么必要，思考启蒙的问题仍有极大的必要。
康德开门见山地说：“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P39-46，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引均来自此文，不再标注）。康德明确地指明了启蒙的问题在于从一个状态中走出来，而这个状态就是“受监护”的状态。康德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状态是“咎由自取”的。因为在康德看来，这种状态并不是由于人本身缺乏理智思考的能力，而在于人缺乏勇气和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
康德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呼吁，源于康德对理性本身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研究。康德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思考，写成《纯粹理性批判》，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康德回答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康德虽然指出了物自体本身的不可知性，但是物自体之外的表象却是可以认识的，从理性的认识能力上讲这是可能的。虽然有人批评康德是不可知论，但康德至少明确了理性可以认识的空间仍然是广大的。因此，当一个人运用他的理智进行思考时，他是有极为广大的空间的。这种运用自我理智进行思考本身极为必要，原因在于理性的运用也是需要训练的。
现实让康德有些失望，因为能够运用理性进行理智思考的人们，陷入了一个“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更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受监护”状态竟然是源于人们“缺乏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人们居然不知道去运用自己身上就有的“天赐”的理智，而甘心于别人的指示和现实的成见。
对这样一种现实状态，康德显然是不满的。他指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懒惰和怯懦”，而这给予了别人以自命为他人监护者的机会。对于现实，康德有些悲观。他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难以挣脱几乎已经成为其本性的受监护状态。”无论是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今天的中国，人们都习惯于被监护，甚至乐于被监护。倘若让人们自己去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思考，多少人将会感到很不适应，甚至于发狂——原因在于他们早已经失去了运用自己理智思考的胆量。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习惯如此的人尚且未意识到他们习惯如此。
康德批评了人们的怯懦之后，认为仍然存在着希望，那便是作为学者的人能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将启发更多的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在人们获得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之前，只有少数人懂得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却在此之后开始制造一种“成见”，这些成见形成一种近乎意识形态的东西，笼罩这因懒惰和怯懦而缺乏思考的一般群众，“成为无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学步带”。
康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运用理性需要的一种自由，“一种最无害的自由，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这涉及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即理性在实际运用中必然会遇到自由的问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言及这个问题，但那是在思维领域，在可能的领域，而非实践的领域、可为的领域。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是人的根本特性之一，它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确立为独特的人。然而，在实践的层面，康德遇到了一个不能单纯以思辨的努力就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自由地运用人的理性以达到启蒙。康德从个人是否有理智、是否有勇气等问题上，走入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中。
面对这个对启蒙充满了阻碍的现实社会，康德的方案是将人的社会属性区分为至少两类：一类是作为一个在某种岗位或职位之上承担着责任的人——承担“义务”的人；一类是作为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理性思考并可以公开发表见解的人——作为“学者”的人。面对启蒙的各种阻碍和问题，康德既然已经证明了人是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认识世界的可能的，那么此后最为重要的问题便在于如何面对人的多重社会属性问题。康德认为，在承担国家义务和为社会负责的基础上，人当然应当克制理性，甚至“不能允许理性思考，而是必须服从”。这本身表明康德在公民义务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且坚定的，由此也就好理解当康德受到国王申斥的时候迅速作出保证的事情了。然而，康德又从另一面出击，他严肃地说：“同一位公民如果作为学者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则他的行动并不违背一位公民的义务。”康德就这样，给刚刚做好的以义务为主体的“围城”开了大大的一扇门，通过这个门，围城里的人在尽义务之后，可以正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正是通过这扇门，他似乎解决了人运用自己理性思考的自由的问题，其基本原则正符合了康德的国王所说的“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只是要服从”！
也许有人认为康德此举是一种屈服或者妥协，或者认为他是在变相地为国王服务。然而，康德毕竟在他的角色之上作出了努力的论证，他至少确立了人具有“学者”角色这一个维度——换句话说，他认为人是可以自由运用理性思考并公开发表见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还提出了一个历史的问题，即为启蒙而运用理性时面对的一个历史范畴中的问题——启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历史的发展负责。“一个人虽然能够对他个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若干时间里，在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上推迟启蒙；但放弃启蒙，无论是对他个人，甚或是对于后代，都叫做侵犯和践踏人神圣权利”。启蒙，不仅是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人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它是人神圣的权利，而人们可能因为自己缺乏勇气或者懒惰而迟缓甚至放弃启蒙，但这本身是在对历史犯罪，是对人神圣权利的侵害。启蒙对于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更是一种必然的义务。
启蒙，既是一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是历史和人类本身赋予了每个人的责任，用中国式语言来说，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但面对这个使命的实现，除了人们自身是否有勇气之外，还有着诸多的限制，它们阻碍这自由的思考，从而阻碍了启蒙。在中国近现代尤其如此。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遭受奇耻大辱，而这一耻辱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像一块巨大的磐石一般压了一百多年。众多的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思索启发民智之法，走向强国之路，以重新成为世界中央大国。但革命的繁复，救国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启发民智若被当做启蒙在中国的替代话语的话，那么为了革命的胜利，它曾经成为仁人志士最为重视的东西，而随后便被其他多种目标所遮盖了。
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启蒙的必要性，并且到了十分紧迫的阶段。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也越来越近之时，国家的强盛更造就了启蒙任务的要紧形势。特别是对于承载着康德所言的“学者”这样一个身份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自我启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学者的一面，这决定了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承担义务之后也能按照理性勇敢地思考，并能够公开发表见解。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见解和批判的能力，更重要的问题是丧失了获取新知识的欲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众多的大学岗位只是一个职业者的饭碗，而非一个事业的基础。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中有些人丧失了作为“学者”独立，勇敢地运用理性思考的能力和意识，而这又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勇气来运用理性。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更是缺乏启蒙的精神而同时放任情绪泛滥，以至于被公众称为“公公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多么形象又辛辣的讽刺！背后蕴含的是公众的不满。
事实上，客观的因素也是限制理性自由运用的关键原因之一。作为外在的限制，它无处不在，并逐渐制造着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成见”，充盈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在这种现实之下，人们，特别是承担着某种“天职”的知识分子，更应当克服自己的怯懦和懒惰，勇敢运用理性。
除了客观的限制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人自身，即内在的束缚仍未打开。以康德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有着“学者”的一面，都是可以作为学者来运用理性公开发表见解的。虽然事实中总会遇到各种阻碍，但对于每一个处于启蒙时代中的人来说，首先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能得到实践的问题，在于是否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进行思考，而不是被迫、更不是沉溺于“受监护”状态。
“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这是波普尔的告诫。反观今天乐于专家观点的群众、固守偏狭领域而日益意气用事的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在“拒绝获取知识”呢？然而，“现在毕竟为人们敞开了自由地朝此努力的领域，而且普遍启蒙或者走出人们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的障碍逐渐减少”，如此一个时代，也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什么理由不去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怯懦，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如果说康德所言的“公开的运用理性的自由”是哲学概念的话，那么人们应当做的便是将它们实践！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博览群书》2013年02期 黄健
